《诗》《易》中的“汔”

(一) 《诗经》和《周易》中的“汔”字,古注、今注及词书释义分歧很大。《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毛传:“汔,危也。”郑笺:“汔,几也。”(《左传·昭公二十年》引此诗,杜预注:“汔,其也。”《后汉书·班梁列传》引此诗,李贤注:“汔,其也。”《孔子家语·正论》引此诗,王肃注:“汔,危也。”朱熹《诗集传》:“汔,几也。”《康熙字典》用此例,引毛传、郑笺、孔疏后曰:“按诸家反复相训,是汔为几也。左传昭二十年引此诗,杜预云,汔,期也。然则期字虽别,亦是近义。”旧《辞源》用此例,释义为“几也,一曰其也。”旧《辞海》用此     

读《后汉纪》札记

光武帝纪一(卷第一) [清乐三堂刊蒋氏本] 元帝时,节侯之孙孝侯以南方卑湿,请徙南阳。天游按:范晔《后汉书·城阳恭王祉传》(以下简称范书)曰:“熊渠卒,子考侯仁嗣。”李贤注引《东观汉记》(以下简称《东观记》),“孝侯”亦作“考侯”。又《文选·南都赋》李善注引《东观汉记》曰:“考侯仁以春陵地势下湿,难以久处,上书愿徒南阳,     

读《诗》札记

王事教我(《坤凤·北门》) 王力《古代汉语》(以下省作《汉语》):“敦我和适我同义。”“适我,投给我。”按:《汉语》不用毛传训敦为厚,是对的。但从郑《笺》释为投掷,依然不对。据《经典释文》韩婴是训敦为迫的。又《常武》“铺敦淮濆”,韩亦云:“敦,迫。”敦训迫,义顺。《后汉书·韦虔传》:“以礼敦劝。”李贤《注》:“敦犹逼。”逼与迫     

《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演义》优劣比较谈

一、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刻本,据说最接近罗贯中的原著。它的特点是除正文之外还有不少的“小字注”——对正文加以补充或解释。在“小字注”的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作注者不但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作者同     

谈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中的订误及其理据——兼述我国古代注书释义的传统理论与优良学风

该文说明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在语词释义、语句语法分析方面,对颜师古《汉书注》、李贤《后汉书注》的订正及其理据,并阐述了我国古代注书释义的传统理论与优良学风。     

《木兰诗》疑义辨正三则

一、“唧唧”辨正此诗首句“唧唧复唧唧”,各家解释大致有两种。一是解释为叹息声。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林庚、冯沅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程千帆、沈祖棻编注的《古诗今选》,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皆主此说。二是解释为织机声,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     

李贤《后汉书注》协韵考

李贤的《后汉书注》中有四十例协韵音注材料,是由于古今语音发生改变,在唐代中期这些字读来已不押韵,李氏改音以求协韵的,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改声调以求和谐;改韵部以求和谐。其材料对于研究上古音到中古音的演变有参考价值。     

《文选》五臣注口语词札记

南朝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学总集《文选》，世有李善注《文选》与五臣（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文选》两种不同的注释本流传。后来，又有人将李善注与五臣注合刻，成为所谓的《大臣注文选》。五臣往是针对李善注的“释事而忘义”，即只注意解释典故，不太注意疏通文义，于唐玄宗开元年间重新作的注释。五臣注的价值，历来被认为在文献学史上不及李善注。宋人苏武《书谢瞻诗》即称“五臣真俚儒之荒陋者”。今天看来，五臣注确有其迂陋流失之处，但亦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其流通文义，亦间有可采”。正因其“俚”，能…     

“用《圣经》解释《圣经》是唯一正确的方式”——斯宾诺莎的《圣经》诠释学理论

长期以来,《圣经》的解释权一直被教会权威所把持。为了正确解释《圣经》,消除神学家的偏见,斯宾诺莎在对传统的《圣经》解释方法及各种错误观点予以严厉驳斥的基础上,依据解释自然（解释自然在于解释自然的历史）的方法,首次明确提出了“据《圣经》的历史以研究《圣经》”的普遍法则。他视该方法为解释《圣经》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同时又具体剖析了该方法的“困难与缺点”。斯宾诺莎的《圣经》诠释学理论不仅为以后科学解释和批判《圣经》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后世诠释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易正义》的修辞解释方式

《周易正义》注重运用修辞方法、修辞原则、修辞功能与效果等方式解释《周易》经、传、注，从而一方面维护了《周易》作为经典的恒定性以及作为解释天道、人事的体系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在“疏不破注”的前提下，尽可能阐发独到的微言大义。     

何晏《论语集解》探微

《论语集解》是目前全帙具存之最古《论语》注本，也是“十三经”中的第一个集注本。它虽成于众人之手，但何晏在其中起着决断作用。它不仅创立了集解体，保存了大量的古注，而且“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增加了许多词丰义富的新解释；其序文不仅探讨了《论语》的撰集者、內容、版本和传授情况，而且历数了《论语》研究方法的演变。其注释中少有玄虚之语，后人以此来攻击何晏等人是不正确的。它在《论语》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诗经·鲁颂·駉》新注

在《诗经》的各种注本和译本中,虽然大部分词义释得较为精确,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些词义的解释往往流于简单粗糙,对前人的注解没能加以比较区分给出正确的词义,更在某些古人解释有误的地方人云亦云,缺乏自己独到的见解。因此,为《鲁颂》作注并在词意上给其一个合理的解释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就是为《鲁颂》四首诗之一的《駉》所作的注解。     

《哀郢》缘何而作

《哀郢》这首诗,王逸《章句》以为屈原遭怀王放逐后哀念故都而作。洪兴祖《补注》改怀王为顷襄王。放逐之说仍旧。朱熹《集注》倾向洪兴祖。这是第一种看法。王夫之《通释》从根本上否定逸注,认为屈原因顷襄迁陈而作此篇。这是第二种看法。谭介甫先生《屈赋新编》(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认为《哀郢》与“白起破郢”绝无关系,屈原所哀的是“庄蹻暴郢”。这是第三种看法。(其他看法,或从王逸说衍变,或从王夫之说派生。)以上分歧,远远超出个别词句解释的范围,关系到诗歌的主题,甚至牵涉到作者的立场和政治倾向。 用“迁陈”说解释《哀郢》,局部可通,说明全篇则有困难。“暴郢”说与原作圆凿方枘,格格不入。三说中惟“放逐”说最为正确。惜王逸等的注说过于简略,又存在一些缺点,不能使人完全信服。蒋骥《楚     

《史记·项羽本纪》中的两个“当”字

《史记·项羽本纪》中有下面两段话,一段是: 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另一段是: 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常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这两段话都是项羽在垓下溃围、彻底失败时说的,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其中两个“当”字,究应如何解释,却往往被忽略。《史记》三家注(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在两处“当”字后,均无注文。一般选木也不加注。个别注     

《促织》注释辨正

1.“掩口胡卢而笑”。“胡卢”,课本注为“笑的样子”,他本或注为:“把嘴撮得葫芦口那样小不敢笑出声来的样子”。均费解。关键是对“而”的理解,王力认为:“‘而’字的基本职能是把两种行为或性质联结在一起。”(见《汉语史稿介词和连词的发展》)作为状谓之间联结词“而”前的状语,不仅可以表形,也可以拟声。如《书经·益稷》:“启呱呱而泣。”《项脊轩志》:“汝姊在吾怀,呱呱而泣。”“胡卢”当为象声词,拟忍俊不禁之声。《辞海》训为“喉间的笑声,”十分正确。《孔从子·抗志》:“卫君乃胡卢大笑。”其中“胡卢”即拟笑声。     

《习坎》卦名疑义考辨

《易》纯卦有八,唯《坎》卦冠之以“习”。对此,古人解释歧异颇多。今通行本《周易》多遵循《彖传》中“习坎,重险也”之释,省却“习”字而直称《坎》。本文通过梳理阐释历代注家对《习坎》卦名之“习”的不同解释,尝试结合出土文献资料、故训资料来综合论证《习坎》卦独加“习”何为。文章结尾回归“坎为水”的意象,点明“习坎”于人而言的深刻义涵。     

郑玄《注》《笺》中诗说矛盾原因考析

郑玄注《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常常引用《诗经》。若《三礼》中引《诗》,郑玄也大多作了解释。但是郑玄《三礼注》中的诗说,却和他后来作《毛诗传笺》时的诗说颇多矛盾之处。这是什么原因呢?据唐孔颖达说,是因为郑玄“注《礼》在先,未得《毛诗传》”。孔颖达这样说的根据,就在于《郑志》中郑玄答炅模问曾说:“注《记》(案指《札记》)时,执就卢君(案指卢植),后得《毛传》,乃改之。”     

《太平经》注释辨误

《太平经》是中国道教的第一部经典，其中包含许多口语成分，是研究东汉时期语言的珍贵语料。近年来，有关《太平经》的注本、译本不断出现，但各注本对于《太平经》某些语词的解释仍存在一些分歧。选取该经“观古”、“过觉”、“赤子”、“儿”、“颇”、“克志”、“愉愉”、“开心”、“仓皇”、“大神”等词语，利用传统训诂学手段，针对现有注本关于这些语词的不同注释予以分析辨正，可正前人之误读。     

王粲《七哀诗·西京乱无象》注释辨误

王粲《七哀诗》第一首“西京乱无象”句中的“无象”一词,历来注家都解释为“无道,没有秩序,不像样子”。本文指出,这个解释是错误的。而错误的根源则是《文选》李善注的矛盾。通过辨析比较,本文认为,王诗中的“无象”一词的意思不是“无道”,而应从属于《左传.襄公九年》的典故,意思是“上天不显示征兆”。     

“以杀青书”补议

“以杀青书”补议张子开刘向作书录所习用的“以杀青书可缮写”一语，历来有在“书”后逗和在“青”后逗两种读法。近来又陆续有文论之，如《漫说“以杀青书”》（《书品》１９８８年第１期，以下简称《漫说》）、《也说“以杀青书”》（《文史》第３６辑，以下简称《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