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注三《礼》与始见《毛传》之先后考

三《礼》注中的诗说与《郑笺》既有契合又有矛盾之处,郑玄注《周礼》、《仪礼》时未得见《毛传》,所采为三家《诗》说,《周礼注》、《仪礼注》与《郑笺》的契合乃是因为三家《诗》义偶与《毛诗》义相同。《礼记注》提及《毛诗》、毛公,《注》中诗说却与《郑笺》存在诸多不同,说明郑玄注《礼记》时已得见《毛传》,但尚未治《毛诗》之学。     

说“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为儒家重要典籍，其名始于宋代。自汉以后，曾有“五经”、“九经”、“十二二经”之名。历代注流甚多，宋代刊有“十三经疏”，选其影响较大者结集而成。清阮元主持依家本作校勘，加以重刻，即今通行的《十三经注流》416卷本。其中调易购统王强、晋韩伯康注（分别注经传及系辞、说卦等），唐孔颖达流；悄书》为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毛诗》为汉毛公传，汉郑玄笺．后孔颖达流；《周礼Z、《仅礼》均为汉郑玄注，唐灵公彦流；《礼记8为汉郑玄注．后又颖达疏，《春秋在传》为晋江倾注，席孔额达流；《春秋公羊传》为汉河体注，…     

清人经典诠释的取向及特色——以“三礼”诠释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之际的学人深感王学末流空疏之弊，他们在经典诠释中寻求经世良方，颇具实用意味的“三礼”遂进入他们的诠释视域。乾嘉学人“三礼”之学的背后，有对社会秩序建构的深沉思索。在晚清危难的时局下，传统士人通过“三礼”从而阐发经世致用思想。清人“三礼”诠释的求实精神，体现在他们于“三礼”经、注、疏之辨疑，以及他们无汉宋门户之见。清人的“三礼”诠释的规模之大，内容之广，程度之深，可谓空前。清代“三礼”的校勘、礼图、礼例等方面的研究皆有集成特点。     

论老子的礼学思想

人们通常因《老子》第三十八章的内容,将老子视作反礼的代表人物。但是,礼有形式与内容(即礼之文与礼之质)两个层次。从《老子》文本看,老子所反对的是礼的形式,而不是礼的内容。他重视“质真若渝”的礼之质,拒斥生活中的种种装饰、种种疯狂。他对“因名而知止”的交往理性的强调,对“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的礼学精神的阐发,都表明了他的思想与礼学之间有着深刻的一致性。     

张载礼学思想探论

受时代学风的影响，张载对“三礼”经文和旧注所做之诠释，有着明显的疑经倾向。张载对“三礼”经文和旧注提出的异议，旨在更好地复原“三礼”之文本，剔除“三礼”中不合先王之法的内容。张载的“三礼”诠释有着很强的经世致用倾向。其推崇《周礼》所记之井田制以期缓和北宋中期的土地兼并问题，推崇《仪礼》和《礼记》所记之宗法制以凝聚宗亲、维护儒家伦理等，皆有着很强的当代意识。张载通过“三礼”等经典之诠释从而阐发他的理学思想，涉及的问题有中庸、礼乐以及辟佛等，此外还涉及格物论、太虚即气论、天理人欲论、民吾同胞论。     

北魏孝文帝时期禘祫之议与北朝礼学发展

北朝自北魏孝文帝以来,以崇儒汉化为国策,尤其重视汲取汉家礼仪制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北朝经师治"礼"风格,对其后三《礼》学的发展趋势产生了导向作用。北魏孝文帝时期的禘、祫的论辩,北魏统治者一改汉儒治礼尊郑(郑玄)排王(王肃)的原则。依据统治的实际需要,糅合郑、王学说。少数民族统治者在礼制政策方面的调整奠定了北朝礼学的发展脉络。     

试论郑玄、朱熹三《礼》学体系

在汉宋礼学思想史上,郑玄和朱熹的礼学体系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郑玄精心构建了以《周礼》为中心的礼学体系,而朱熹却反对以《周礼》为经礼,主张《仪礼》是礼经和本经。郑玄的三《礼》统摄诸经,影响极其深远。朱熹注重学人研习《仪礼》,其《家礼》《仪礼经传通解》对宋以后的学术和社会都有着深远影响。与郑玄礼学重文本不同,朱熹礼学更重礼义的创发,其对《礼记》中《大学》《中庸》的诠释最见其礼理双彰的礼学思想特色。     

从礼以分殊辨别人禽管窥船山“礼”性

船山礼学思想是礼学史上一颗璀璨的“奇葩”。船山礼学思想的本质特性多为学术界所忽视，船山礼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之一即礼以分殊辨别人与禽：船山从礼乃“人之独”而禽兽所本无：礼以维系人道；人禽之别、壁立万仞等角度说明礼的本质特征。由礼以分殊辨别人禽可以管窥船山“礼”性：即言道必以天为宗、言礼“必以人为归”的基本思想：     

“礼不下庶人”发覆

对于《礼记》的“礼不下庶人”的记载，学者们大多深信不疑，将它看成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礼法特点。其实，“礼不下庶人”是讲具体的礼仪规定的，不能抽象成阶级原则；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上看，庶人都是有“礼”的。目前学术界流行的酬酢之礼不下庶人、庶人无力行礼、庶人假士礼而行、战国以前礼不下庶人、贵族之礼不下庶人、宗法礼不下庶人等说皆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究其原因，是由于理论前提、思维方式、论证方法等方面的错误所致。     

礼学文献的重现与两汉礼学的演变

汉初礼学研习分化为礼义和容礼两派。徐生的容礼派与朝廷太常机构形成朝野互动,仕途目标为太常礼官大夫。高堂生完成了《礼经》十七篇的恢复和整理,初步形成了礼经家法传统。后仓撰成《曲台记》,推士礼而致天子,完成了礼经师法的创立。戴圣编《小戴礼记》四十九篇,从《礼古经》、《礼古文记》、《明堂阴阳》等文献中获取思想材料,创小戴礼家法。戴德编八十五篇《大戴礼记》,取材范围远超戴圣,显示了对天道、人性、历史和政治技术的浓厚兴趣,创大戴礼家法。庆普后学在东汉致力于国家礼典建设,将庆氏礼学发扬光大。郑玄对今、古文《礼经》文本进行校勘,择善而从,扬弃了各家法的缺陷,又利用《周官》解《礼经》,取得了空前的礼学成就,终结了两汉礼经学以师法和家法为标志的传统。     

梦窗词清空论——试谈郑文焯对梦窗词风的认识

郑文焯是晚清四大家之一,著名词学家。在晚清梦窗词转移一代风会的情况下,他的梦窗词研究独具特色。他不满以"晦涩"评梦窗,也不满学梦窗"晦涩",他认为"晦涩"只是梦窗词的表象,其高处正在"空灵"。郑文焯以"空灵"、"清空"为标准来选评梦窗词,突破了张炎以来的对梦窗词的传统认识,赋予了"七宝楼台"新的内涵。他的这种认识,也体现了"清空"这一重要词学范畴的内涵在晚清的丰富与发展。     

孔颖达儒学思想的异质性考论

孔颖达是隋末唐初经学大师,以主撰《五经正义》播名于史。《五经正义》作为有唐一代权威儒学典籍,以儒学正统为宗旨,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坚持了儒家立场,另一方面在具体阐释中又融入了道、玄、释等诸家思想质素,从而既表现了孔颖达儒家思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又显示了中国汉魏以降儒、道、玄、释诸家思想交融互渗、此消彼长的动态文脉景观。孔氏《五经正义》这种以儒为本,兼融道、释、玄诸家思想于一炉的异质性特征,是唐初特定的人文语境、文化酵素与儒家士人多元互动的结果,它对后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产生了多维而深远的影响。     

《毛诗传笺》中的文字训诂

<毛诗传笺>作为郑玄的代表注作之一,展现了郑玄在文字研究方面的成果.郑玄借助于对文字音、形、义的综合考察,以广博的文献知识为基础,以丰富的训诂经验为依托,深入了解<诗经>中文字的含义,进而能准确确定字的本义和引申义,辨别古今字、假借字,对文字训诂作出了贡献,从而使人们对<诗经>的理解更为深入.     

“慎独”本义新证

“慎独”说在儒学思想史上影响深远,但从郑玄、孔颖达、朱熹以至王栋、郝懿行、王念孙,其解释莫衷一是,近年来由于出土资料的发现更引发了新的争议。本文在王栋、刘宗周、王念孙、凌廷堪、梁涛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郑玄以来解“慎独”为“谨慎独处”是错误的,而王念孙以及令人据筒帛《五行》篇解“慎独”之“慎”为“诚”亦不可信。传世文献与出土筒帛中的“慎独”,其“慎”宇只能以本义“珍重”为解。     

退溪“礼缘仁情”中的易学思想

退溪学《易》、讲《易》、述《易》完全是为了进修践履。退溪既继承朱子,又与朱子有所不同。他认为“《易》乃理数渊源之书”,而不赞成朱子“《易》本为卜筮之书”的观点。退溪体悟《易》的时中之义至精,且身体力行之。他主张礼有因有革,有常有变,礼在践履中从俗、从宜、从权,其基点是“缘仁情”。     

论“孔孟儒学”一词的出现及其历史意义

名以称实,言以达意.一种称谓的出现,常因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而附着有丰富的言外之意,哲学概念尤其如此.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孔、孟长期分称,"孔孟儒学"一词属于晚出.这一概念的形成与出现,不仅反映了儒学自身的演变,孟子地位的沉浮,也折射了古代社会对孔、孟思想的体认与评价的变化.     

从《六书略》谈郑樵研究汉字的主客观因素

郑樵是汉字发展史上继徐锴之后又一位重要的学者.他的<六书略>是其研究汉字学的专著,与许慎<说文>相比,有继承也有创新,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郑樵的成就,与其学术积累、思想基础、创新意识等主观因素和治学著书的客观环境因素有着必然的联系.     

郭店儒简“性”、“情”说探微

孔子把人之真性真情作为“仁”的基础 ,郭店儒简的“性”、“情”说是“接着”孔子讲 ,其内容包括以“天”为根源的“性”、“情”观 ,以“性”、“情”为基础的人 (仁 )德观和以“习”、“道”为机制的“性”、“情”涵养观 ,最终将人之“心”、“性”、“情”定位于价值的论域 ,而接近于孟子。从思想特征看 ,它是上承孔子仁学义理的早期“弘道派”与接受仁学义理熏陶的治《诗》派、礼乐派思想的初步结合。     

论孔颖达对魏晋南北朝《诗经》学的整合

孔颖达通过《毛诗正义》有意识地对两汉以来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经》学进行扬弃、规范和整合,融贯群言,剖析精当,既保存了先秦汉儒以来《诗》学研究的优秀传统,又有自身的时代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关于《诗经》学相关问题的规范和体系,促使《诗经》文本及其诠释正式进入了"大一统时代",并成为学子的教科书,登上国家意识形态的宝座。     

论日本传统文化中“神道”与“皇道”的结合

日本的"神道"与"皇道"是在日本民族传统的历史发展中实现结合的.其中,"神道"在其对抗与吸收各种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得到了自我强化,以至成为日本民族的"大和魂",其核心就是"尊皇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