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礼学的哲学基础与文化价值取向

王船山礼学与先秦两汉儒学、宋明理学的渊源甚深,特别是与张载的礼学关系密切。船山认为礼是天理的体现,合礼者是天理,不合礼者是人欲;礼与天理相关,亦与人情相系,礼甚至由心而生。船山认为情可能过或不及,而礼可矫正,使其合乎中道。礼是"五常"的范畴之一,而船山将礼从"五常"中抽离出来,并视其为"三纲五常"的大体。在船山的礼学思想体系中,夷夏之辨、人禽之别的根据就是礼治的有无。船山从礼学的角度彰显文化主体意识,还体现在他对佛老和阳明心学的批判态度上。     

王船山遵礼之理的逻辑显达与度越

王船山礼学思想在学术界多有关注,但其遵礼实践的逻辑展开在学术界缺乏探讨。船山遵礼之道的逻辑开显表现为如下几个层次:即作为遵礼之礼的"礼"彰显为人道而为人之独;作为遵礼之理的"理"贯通于气、礼之间,并与人息息相关;"礼"与"理"贯通:彰显了遵礼的必要理由而最终得以逻辑展开。船山遵礼之理的逻辑展开,实质上彰显了礼、气、理之间的相互贯通与度越,背后实质上凸显了船山遵礼实践的必要理由。     

礼之于性——以《荀子礼学研究》立论

荀子的礼学思想是荀学的核心,而荀子的礼学体系则是在礼性关系的基石上构架起来的。从“礼性之关系”、“礼性相分对立之根源”和“礼用之于性”三方面,探究了礼性关系。在荀子那里,礼性关系之所以呈现这种状貌,从思想根源上考究,无疑与荀子主张性恶论直接相关。值得一提的是,以礼学为核心的荀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本身不存在自相矛盾问题。     

王夫之对张载“礼之本”论的承继与新释

张载和王夫之皆基于时代需要,在其“礼之本”论中内嵌天人合一结构。王夫之在承继张载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礼之所以具有自运而运天下的特性,就在于道为礼之本。二者所言之道皆分天道和人道。就天道而言,张载释《礼记》中“礼必本于大一”为太虚即礼之大一,王夫之释礼之大一为理无不涵、富有万殊而极乎纯者。就人道而言,二者皆由天与性的关系,主张礼本于天与礼出于人心是相贯通的,但张载言性是合两结构,以礼可持天地之性,王夫之则言一本然之性,礼通天道之理以治人情。     

论老子的礼学思想

人们通常因《老子》第三十八章的内容,将老子视作反礼的代表人物。但是,礼有形式与内容(即礼之文与礼之质)两个层次。从《老子》文本看,老子所反对的是礼的形式,而不是礼的内容。他重视“质真若渝”的礼之质,拒斥生活中的种种装饰、种种疯狂。他对“因名而知止”的交往理性的强调,对“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的礼学精神的阐发,都表明了他的思想与礼学之间有着深刻的一致性。     

船山礼学研究的新视野——评《王船山礼宜乐和的和谐社会理想——以礼之调适为中心》

正力祥博士长期从事船山学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延续博士论文的研究,最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王船山礼宜乐和的和谐社会理想——以礼之调适为中心》(2014年3月版),是陈力祥博士新近思考船山思想、与船山神交的一部力作。该成果获得了第50批中国博士后基金二等资助以及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获此殊荣,实乃不易。近日拜读此书,感受颇多:深感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抱负正在当代湖湘青年学     

王夫之礼学中的体用思想及其发明

《汉书·艺文志》言"礼以明体",《庄子·天下篇》言"礼以道行",可以说礼学体用并重,然而却少有人论述礼学之体。王夫之重点阐述了礼学中的体用观,以及礼治义理思想,以反心学玄想空虚之弊,以严夷夏、人禽、君子小人之别。王夫之不仅借体用思想论证客观世界,阐明主客、理气、道器、知行关系,反对佛老申韩之辩,而且他还以体用观点对礼学思想进行阐述,强调了明体达用、重实黜虚的观点,反映了明清之际注重实践的研究趋势。不同于此后清代的许、郑后学,且郑玄学问以礼为本,王夫之以礼解易,虽然同是对经典的注解,但是二者思路并不相同。     

论徐复观的礼学思想

徐复观对礼的研究,既有横向的探讨,也有纵向的深入。本文从“礼的形成在于礼之观念的自觉”、 “礼的根基在于生活世界”、 “礼的功能在于立中制节”三个方面对徐复观的礼学思想作一简单梳理,并认为其礼学思想的价值在于发掘出礼之根源意义,使现代人情感得以安顿,关系达到和谐,从而给人类提供一片和平宁静的精神乐园,这样就能从根源上解决人类自身的矛盾及由此矛盾所产生的危机。     

试析王阳明的“天理发用”思想——兼与朱熹理学比较

王阳明发现了朱子之学对“体用一源”的割裂，并从朱子的“理一分殊”思想困境中走出来，他否定了朱熹所主张的分殊于事事物物之“殊理”的存在，承认事事物物只能是天理的发用流行，即提出自己的“天理发用”思想。阳明的“天理发用”思想既是阳明“心即理”思想的根源，亦是“心即理”哲学命题的归宿。     

曾国藩礼与仁探微

从周公制礼,到孔孟讲仁,礼与仁自始便是儒家的核心内容。儒家理想人格中的最高境界正如《中庸》中所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达内圣外王。自宋周敦颐道学始立,开湖湘学派之先源。湖湘学之特点乃讲求经世致用,因而,曾国藩不仅仅只是个道学家,也是个实干家。曾国藩作为一个道学家,深受船山之学的影响。船山之学的精神,就是内仁外礼。在他看来,用恩莫重于仁,用威莫重于礼。内仁外礼不仅表现在他的为政为德上,同时也表现在其军事上,他在教育后人也恪守着这个准则。曾国藩本以军工而致显,但是他却告戒他的儿子们切不可涉历兵间,足可见他的军事思想密切联系着他的哲学思想,内仁外礼这个总纲。     

性与天道:荀子礼学的形上学依据

为了给自己的礼学思想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荀子从人性论与天道观两个方面对礼学的形上学依据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在人性论方面,他以“性伪之分”为逻辑起点,以“性伪合”为理论归宿,论证了礼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产生的人性根源。在天道观方面,他以“天人之分”为理论依据,论证了礼在人类社会中的核心价值,并以天道与人道的统一性为理论依据,建立了礼的超越性和绝对性基础。     

王船山人本主义哲学思想之形上学批判

从哲学本体论角度阐释船山学的人文精神主要涵盖如下几个层次:万物一府说明了人与万物产生的共同本原,似乎并未能说明船山人本主义哲学的理论依据,但仔细发掘船山哲学本体层面的气可知其有三个层次:即太虚之气、絪緼之气、阴阳二气(含二气之良能);人禀赋的是二气之良能,恰恰能说明船山人本主义哲学的理论依据和理论前提,而人物之生莫不受命于天说明了人所禀赋的二气之良能是当然之则,是实现船山人本主义哲学的逻辑过程;良能之气是分殊人与其他宇宙万物的"关节",是船山人本主义哲学形成的形上基础。     

礼学思想在朱子学中的意蕴

礼虽以"义"为尊,然限于以章句训诂、名物制度考证为内容的学术范式,经学家并未充分重视礼学中的义理思想。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在接续经学研究范式的同时,又推阐礼学中的义理内涵,从而使礼学研究既坚持以"刑名度数"为研究内容,又涵摄了"礼尊其义"的思想。朱子后学陈澔赓续朱子礼学思想,并从礼所涵括的"成德器之美"与"明用器之制"两个方面去重新诠释《礼器》篇所蕴含的哲学思想,终因其《礼记集说》立于官学而产生深远影响。     

论劳乃宣的“以礼入法”思想

劳乃宣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曾国藩“礼学经世”的衣钵,倾心于礼学研究,以期实现所谓“中兴之梦”。他竭力维护“以礼入法”的传统,反对沈家本等人修订的以西方法律思想为主旨的《新刑律》,成为继张之洞之后礼教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其思想主张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某些可取之处,但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礼教秩序和腐朽的清朝统治,具有保守性。     

略论“礼是郑学”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称“礼是郑学”，究其原因，一因郑玄礼学著作甚多，特专精于礼学；二因自郑玄兼注《三礼》，始有所谓《三礼》之学；三因郑玄能将其礼学付诸实际运用，为朝廷制礼；四因郑玄能以礼律己，“非礼不动”。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自郑玄兼注《三礼》之后，后世之治礼学者皆以郑学为宗，而不可舍其书，自魏晋至隋唐皆然，故孔氏有“礼是郑学”之称。     

“礼”：荀子教育哲学的理论核心

“礼”是荀子教育哲学的理论核心：首先,学“礼”。“诵经读礼”“学止乎礼”组成了以“礼”为纲纪,且囊括“儒家六经”等重要资源为荀子教育哲学之学习的内容。其次,思“礼”。“虚壹而静”“以类度类”形成了以“礼”为对象,且提倡“内外结合”等重要手段为荀子教育哲学之学习的方法。最后,行“礼”。“行义以礼”“比中而行”构成了以“礼”为标准,且强调“知行统一”等重要实践为荀子教育哲学之学习的过程。     

读蔡尚思《王船山思想体系》

<正> 略人所详,详人所略,是蔡尚思先生所撰《王船山思想体系》的主要特色,在人们把视野集注于王船山批判程朱理学时,作者却以翔实的资料,说明船山对程朱理学的核心命题“理一分殊”仍有所眷恋;在人们汲汲于发掘船山反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时,作者却认为“王船山提出绝对君权论” (《王船山思想体系》第20页,以下引该书只注页数。);在人们盛赞船山的进化史观时,作者却认为船山主要是“主张退化史观与赞     

试论张载的礼学思想

张载的哲学体系中有着丰富的“礼”学思想，“以礼为教”和“精思力践”是他把传统“礼”学思想向实学方向转化的主要方式，从而完成了他把礼仪思想融入现实的需要之中，努力地实现着他济世宽民的政治理想。     

称情立文执中为礼:吕坤礼学思想述论

吕坤是晚明重要的思想家和礼学家.他的礼学以"真情"、"自然"为核心,折中古今,调和繁简,所撰礼仪贴近普通民众,具有"庶民化"的特征.吕坤还特别强调礼与"中"道之间的必然联系.吕坤所谓的自然、真情之礼就是符合中道之礼,中道也是规范人处世行事的标尺.吕坤的礼学思想与他的特立独行的治学精神、治世重民的实学思想密切相关.吕坤礼学思想成为他整个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精彩篇章.     

萧莲父船山学研究的“内在理路”浅探

萧莛父船山学研究主动继承了侯外庐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拓展。萧莛父对侯外庐的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既有继承,也有拓展。“继承”体现在主动选择以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船山的共同路径,以及对船山思想具有启蒙性质的共同判定。“拓展”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的叙述术语、体系构建、内容扩展等方面的深化,以及对现当代新儒家的船山学研究和以西方思想研究船山的不同模式有所注意和肯定。萧莛父船山学研究存在着“思想的内在理路”,一方面发掘船山思想的逻辑范畴,以构建船山哲学体系之网;另一方面厘清船山思想与宋明理学的关系,将船山思想纳入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旨在从中国自身的思想上找到启蒙精神的内在性根芽和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