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上恶的人能否并且如何行善——试比较康德宗教哲学与基督教哲学人性观

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提出了人性中善恶共居的概念,认为人具有向善的禀赋,但同时具有趋恶的倾向.康德特别强调了人故意采纳非道德的准则以追求自利的倾向,并称之为人性的根本恶.康德的人性观与基督教对人性的理解有相似之处.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从而具有善良的本性,但由于亚当的堕落,人同时又是罪人.道德上恶的人能否并且如何行善,成为了康德和基督教教义共同需要回答的问题.康德提出重建人的善良禀赋和培育道德情感的方法,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过错问题.基督教义则认为,通过神的恩典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才能解决原罪问题,所以只有神的爱与恩典,才是人向善的终极条件.     

至善与趋恶：康德人性论下的意志选择

关于人性是善、是恶还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争论古今有之。其中,康德曾就“人性善恶”问题作出了深刻探究。他将人性细化为三种向善的原初禀赋和三种不同层次的趋恶倾向,并认为“善的禀赋”与“恶的倾向”共居于人性之中,故“即使是在最好的人这里,都提出了恶的倾向”。他对于“人是什么”这一问题从宗教的角度加以阐述,旨在让宗教理性化、纯粹化和道德化。康德强调“道德的宗教”,以“命令”的方式要求人们与恶性斗争,并努力成为一个更加完善的人,并将道德基础之上的“德性”与“幸福”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一种“至善”。于是,“德性”也被康德看作“一切我们对幸福的追求”的终极条件,是终极的善。因此,康德关于人性在善恶上的倾向不是凭借神启或信仰来解决的,而是依靠自身的努力,让“人性”服从“德行”,通过对法则的敬重和遵从,使之成为至上动机从而指导人们找到“向善”的归路。     

性善乎 性恶乎——康德道德哲学之善恶概念及其人性论

立足于纯粹实践理性之批判,康德扭转了西方思想史上关于道德法则与善恶概念之关系的传统观点,即善恶概念既非理性之先验设定,也非基于经验之预想,它乃是寓于道德法则并为道德法则所决定的,所谓善恶概念决定实践意志之传统观点必将流于他律.由是一、善恶概念乃是涵于实践理性之道德法则的;善恶概念与福祸概念之间没有任何必然性之联系,福祸概念不是善恶概念产生的基础和依据.二、唯一无条件善或恶的只是自律与否之意志,人性无善恶,但理性又显示了人类向善之潜能.那种认为康德持人性本恶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三、该人性论和康德所持的社会历史观也是内在统一的.     

善恶与教化──兼论基督教和儒学的人的理论

哲学史上长期以来关于人性善恶的讨论,仔细考察起来,乃是思想步入的一个误区。通过对基督教和儒学的人的理论的考察,我们发现,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是先天的,善恶则是后天的,所以人性不可以言善恶。只有人的本质,即人的社会属性才可以言善恶,但抽象的谈论也没有什么意义。真正说来,人们只能说某人或某个团体的某些行为是善的或恶的。善恶的观念是通过教化而获得的,而教化又蕴含着内在悖论。所以人的理论的核心应当从关于人性善恶的虚假问题的讨论转移到对人的本质、人的行为和教化的思考上去。     

荀子"性向恶论"考辨

荀子的人性论,不是性本恶论,而是性向恶论.这与孟子的性向善论正相对应.孟子荀子的人性论都是基于孔子的人性论的展开.而孔子的性相近说强调的是性的非善非恶,性的善恶则是就后天的积习修为上说.孟子荀子的或狂或狷的人格特征制约着向善向恶的人性判断的不同选择.而人性无论向善还是向恶都不妨碍可以通过后天的存养或矫饰使人性得以完善.《荀子·性恶》篇的具体论述表明其所谓性恶是性向恶而非性本恶.荀子的性恶伪善说与韩非自利自为的性本恶论不同,荀子的性向恶论并未得出人性不可改变的消极结论.     

论土家族人的善恶观念——土家族史诗《摆手歌》研究的伦理视角

《摆手歌》认为,人性的道德本质不能用简单的善或者恶来加以概括,人性是一种流动的过程,是从善到恶,再到兼有善恶、时善时恶的过程。其人性善恶的呈现则与人所受到的环境刺激因素紧密相关。     

康德宗教哲学与中西人格结构

本文立足于中西文化的大背景,紧紧抓住被康德道德哲学提升到本源性高度的自由意志,从人性、信仰、良知等方面考察了康德宗教哲学的主要思想,并通过这种考察反过来揭示了西方文化、西方伦理学的内在结构,展现了中西文化心理、中西伦理学、中西人格结构的巨大差异：西方人把一切善恶归于不可规定的自由意志,并由此生出由恶向善转化的途径、手段或拯救之道;中国人则抽掉了自由意志的本源性,把对善恶的探讨最终归于对人天生本性自然为善的假定,甚至把自由意志也归结为自然本性,所以人性不是一个过程,人性的退化可以靠坚守和养护而避免,而不需要拯救     

从启蒙倒退到神话之后的生存哲学——论谢林中后期哲学的伦理思想

在《先验唯心论体系》中，谢林发现，自由本身无非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因而康德所揭示的“自由的因果律”蕴含着与自由相反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固然构成了康德道德律之“绝对命令性”的隐蔽根基，但也蕴含着普遍理性的道德律对个性的取缔和毁灭。谢林比阿多诺早一个半世纪便洞见出了启蒙伦理的“辩证法”。因此，谢林后期哲学转向了其早期就向往的理性的神话学上来。本文不认为谢林向神话学的倒退是对启蒙的背叛，而是对启蒙的内在悖论在更深层面的揭示。如果真正的自由对立于必然的话，那它就是任意的。因而在善恶问题上，自由永远都只是一种向善或向恶的可能性，而非是必然的。人的生存作为人的自由力量的体现，在于它必须面对恶而生存，以增强存在的力量。启蒙伦理的色彩于是被彻底改写。     

试论中西善恶观的差异

中国文化重善轻恶,强调善恶的对立,扬善弃恶。在西方文化中善恶是相生相长的,恶是一种与善不即不离地斗争着的现实状态,它与善同样构成了人的本质。在如何达到善的问题上,中国文化强调精神领域内的人格修养,西方文化则借助于恶的消长。因此,与中国文化的厚重的累积不同,西方的善恶观更是一个无限发展的现实问题     

关于人性问题的新探索——儒家人性理论与基督教人性理论的比较研究

本文分别对儒学和基督教的人性理论进行了批评性考察 :性善论作为儒学的主导性的人性理论 ,其优点是立意较高 ,充分肯定了人身上具有的、可向高尚的道德发展的潜在因素 ,有利于理想人格的培养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的形成 ;其缺点是必然忽视作为外在强制法律的重要性 ,也必然会在政治上忽视权力制衡的必要性 ,从而给民主政治的发生、发展造成了文化心理上的障碍。以“原罪说”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性恶论作为基督教的人性理论 ,其优点是倾向于对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对政治上的权力制衡的重视 ,其缺点是对人性完全失望 ,从而导致道德和宗教的衰微、人际关系的冷漠。本文认为 ,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 ,善恶则是文化概念 ,所以人性不可以言善恶。如果把人性与善恶联系起来 ,或者会导致对人性的盲目崇拜 ,或者会导致对人性的彻底失望。只有人的社会本质可以言善恶。应当确立新的人性理论来超越传统的人性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