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军”行政区划二重制研究

军源于唐初,为防御蕃部扰边,政府在屯驻戍边处设置军、守捉、镇等军事管辖区。因军事需要而置的军自宋真宗朝以后淡化了军事色彩,但得到了保留,成为固定的地方行政区划,这是宋代军不同于唐五代军的主要特征。宋代的军虽与州、府并列,但数量很少,作为地方行政管理单位显得不成熟、不稳定。同时,存在“州级军”与“县级军”二重制,对此特殊性需要认真关注。州级军隶属本路;若降为县,则隶于州、府,军使兼知县。宋初所置与州并列的军大部分为太祖、太宗朝尤其是太宗朝所建;军的分布最突出的是北方、西北边境的河东、河北道、关西道。县级军两宋皆置,以南宋为多。另外,“军使”为官名,不是州之下、县之上的行政单位。     

宋代监司对宋代法律文明建设的贡献

宋代监司包括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它们是路、州、县地方行政管理体系的最高层,处于中央与地方连接点的特殊位置。监司官员在对地方监管过程中,广泛参与司法事务,在立法、司法、法律宣传和教育等领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宋代法律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监司向中央奏报在地方司法审判、监察中发现的问题,有利于弥补宋朝法典的缺陷,完善法律体系。特别是在宋代各阶层普遍重视法律、重视证据的时代背景下,监司官员在司法检验领域作出一系列的创新成就,创立《检验格目》、尸检《正背人形图》等新规范,撰写出了《洗冤集录》这样世界最早的科学严谨的法医学著作,涌现出了宋慈、郑兴裔这样著名的司法官员,为宋代的法律制度达到中国封建社会法制高峰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后世也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州级书院述略

凡具教学和学术研究的书院,因为其教学程度和学术水平高低不同,自然形成了一种等级上的差异。一般来讲,自家族、乡村、县、州、府、省形成一个由低到高的塔层。州级书院是这个塔层中很重要的一环,颇具特色。     

宋代“泸夷”非乌蛮集团的民族成分

一、宋代“泸夷”非乌蛮集团 宋代“泸夷”即宋代“泸州夷人”之简称,它不是单一的民族称谓,而是指在宋代泸州及羁縻州活动的少数民族的总称。其地域大致相当于今泸州市(包括属县)及部分宜宾地区、滇东北角部分地区、黔西北部分地区。北宋政和年间,原隶属泸州的淯井监升建为长宁军(治今长宁县境内),辖区即原属泸州的很大部分羁縻州地。在宋代“泸夷”中,除乌蛮     

宋代州级公吏制度研究

两宋时期 ,地方官僚机构中朝廷命官的数量并不多 ,日常行政事务主要由广大吏人及公人承办。在州府之中 ,地位稍高的吏人负责官物的督征与押运上缴、协助官员办理刑狱诉讼、管理账簿等政务 ,并监管下等公吏。地位较低的公人奔走于各官府之间 ,承办各类杂务 ,并接送官员、掌管官库出纳等。州级公吏人数众多 ,在地方行政运作中影响广泛 ,其权势的增长与地方政务管理的复杂化、官员任用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等 ,有密切关系     

元代地方立法问题研究

元朝地方立法体现出中国古代地方立法的一般特征和元朝自身的时代特征。在元朝国家治理中,地方核心机构是行省,中央中枢机构是中书省,两者成为地方与中央所有行政、立法和司法工作的中心。元朝地方立法受制于这种国家权力结构。地方上行省成为地方立法的中心,中央中书省成为立法的中心。行省之下设有道、路、府、州、司县等地方五级行政机构,其中道、路成为地方立法中最活跃的主体,承担着地方大量立法,府、州、司县主要是提出立法动议和法律草案。当然,同时拥有本辖区内立法的权力。此外,元朝地方立法中还有军事管理机构——枢密院的行院及相关机构和御史台的派出机构——行台及监察御史等。元朝地方立法主体可以分为机构与官员两类,从立法程序上看,有本级机构制定生效与报请上级立法机构审查裁定后生效两类。元朝地方立法体系体现出元朝立法上中央的统一性与地方的分散性等特点。     

唐代的尚书省—寺监体制及其行政机制

三省制及以之为基础的宰相制构成了唐代国家的最高决策部门,而寺监与尚书省及其相互的联系则构成了中央行政体系的骨架。故尚书省为一身二任的机关:对上,它参与三省的联合运行而从事最高决策;对下,它总辖寺、监、府、州而管辖实际政务。关于前者,史界已多有论述,而对后者则几付阙如。这反映了政制史界长期以来重视中央甚于地方、重视政枢甚于一般机关的倾向。笔者以为,对理解整个行政体制而言,建领于政枢的角度固然也可能窥知全豹,但毋宁说自下而上的角度更来得亲切。尤其是对把     

中晚唐直隶州制度的历史考察

中唐以后,随着藩镇设置的普遍化,地方三级制逐渐取代两级制并成为行政的主体,而国家两级制的残余形态——直隶州则成为地方行政的"孤岛"。通过对唐代地方体制的演变、直隶州的产生、直隶州的内涵、直隶州刺史的来源、直隶州设置目的等相关问题的探讨,可发现唐代直隶州设置的初衷是为了确保中央对若干战略区域的有效控制。由于中央对此认识不足,措施不力,加上客观因素的制约,使得中晚唐直隶州制度没能成为遏制藩镇势力膨胀的重要工具,却为五代、北宋消弭割据隐患提供了直接的思路。     

宋代官营牧牛业述论

宋代是我国古代畜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官营牧牛业也较为兴盛.京师开对饲养大量的官牛,其牧养和管理机构有驾部、牛羊司、诸坊监、车营务、养牛院等.地方各州也有为数众多的官牛.官牛主要来源于战争掠夺、民间购买和孳育.官牛不仅为宫廷祭祀和宴会提供了肉类,还为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提供了畜力.宋政府颁布了较为完备的保护畜牧业的律令务文,客观上促进了牧牛业的发展.     

宋朝的农业管理机构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管理农业是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宋朝统治者对农业相当重视,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机构均负有农业管理的职能。中央农业管理机构方面,在元丰官制改革之前主要为三司,在此之后主要为户部、工部、都水监、司农业寺。宋朝地方实行州、县二级行政机构。在州县二级地方机构中,负责农业管理的主要官员为知州和通判、知县(县令)与县丞。路级监司如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与安抚司亦负有农业的职责,此为宋代农业管理机构不同于前代的显著特点之一。     

加入WTO对民族地区工业的影响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业现状呈现工业产值比重不断下降、具有优势要素区域的工业增长速度有所加快、东西部地区间工业发展差距在继续扩大、工业企业竞争力较弱等特征。加入WTO给该地区工业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西部民族地区工业要想得到长足发展 ,就必须采取相应对策 ,增强自身的竞争实力。     

深度贫困地区农业产业扶贫效应研究 — —以凉山州为例

近年来产业扶贫具有的造血功能以及对减贫的可持续性,在精准扶贫中受到极大关注。但贫困人口主要分布于农村的 特点和各区际异质性,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减贫效果都不同。基于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阐释了 深度贫困地区发展农业产业更能助推农户减贫的机理,并以凉山州为例对三次产业的减贫效应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凉 山地区发展农业产业能够提高农户的主体性和参与性,对缓解贫困的作用比其他部门更加显著,并提出如何高质量发展农业 产业从而促进农户减贫的思路。     

凉山州企业信息文化系统探析

在凉山州企业文化系统的建设进程中,必须顺应现代管理信息化的发展要求,积极构建高效能的企业管理信息与文化系统。本文在初步揭示信息文化的概念与价值的基础上,针对当前凉山州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运行现状与文化环境,扼要分析了凉山州企业信息化发展进程中构建管理信息文化系统的基本途径。     

关于黄南州民族教育发展之我见

民族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民族素质的提高、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实现民族平等、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腾飞具有广泛深刻的影响。本文分析了黄南州民族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今后加快发展当地民族教育的主要措施。     

广东府志门目设置探析

将广东府志的门目名称归纳为十八个大类,门目内容的组织具有门目繁多、有交叉现象、高频词等的特征和现象;门目排列的结构普通平列体、纪传式平列体、普通纲目体和纪传式纲目体四小类合并为平列体和纲目体两种大类,明代广东府志较多使用平列体,清代广东府志较多使用纲目体。     

唐代淄青镇的特点

平卢淄青镇是唐代的一个重要藩镇,它的建立、灭亡及内部环境都呈现出一定特色:它是由原平卢军南下青齐地区而建,内部稳定,而迅速败亡的原因主要是人民反对割据。     

李贽与姚安

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李贽,于万历五年(1577)至万历八年(1580)在云南任姚安知府三年,以"原情论势"的思想为指导,为姚安地区和人民办了许多实事、好事,政绩显著.姚安地区留下有关他事迹的一些建筑、遗址及传说故事,表达了人民对他深切的怀念.     

产业集群与哈大齐工业走廊的建设

产业集群是区域经济提高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哈大齐工业走廊经济虽然起步较早,但是产业集群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地方保护主义、生产要素市场不统一、市场化程度较弱、企业之间关联度较低等因素阻碍了走廊产业集群的发展.因此,加强走廊政府的宏观调控、建立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加快市场化进程、加强企业间的经济合作、加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就显得尤为必要.     

吐鲁番直隶厅运作史钩略

钩沉吐鲁番直隶厅行政运作史况,略述清末新疆建省前后吐鲁番厅的一些史实,管窥百年前先辈们经营地方的良苦用心,展示吐鲁番厅行政框架的概况。     

关于恩施州新型工业化问题的思考

通过对恩施自治州的工业化水平、产业发展规模、基础设施条件和自然资源等的分析,提出了恩施新型工业化的基本定位与奋斗目标,产业结构布局和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战略与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