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刑部建制述论——制度史的静态研究

宋刑部之制,沿袭隋、唐。在宋代,刑部之职能变化,分两个阶段：北宋前期,刑部官员无职事;刑部之权,为审刑院与纠察在京刑狱司所分。但刑部并非空壳,尚掌有昭雪天下死罪之司法权,及犯罪免职官员经赦重新叙用等职事。为宋初四家中央司法机构之一,则大理寺为最高审判机构;审刑院为复议大理寺断案机构;刑部为大辟复核机构;御史台为刑法最高监督机构。元丰五年,行新官制,刑部尚书、侍郎及其所属四司刑部司、都官司、比部司、司门郎中、郎中、员外郎,官复原职。职掌刑法、狱讼、奏谳、赦宥、叙复之政令。元丰改制之后,中央司法机构由四家简为二家,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则为司法监督机构未变。天下奏案,必断于大理寺,详议于刑部,然后上之于宰执,决之于皇帝,这就是元丰改制后,确立的宋代刑事审判制度。这也从刑政方面,体现了宋代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     

明代翰林院之建置及史学功能的强化

翰林院之建置始自唐初,宋代以后不断增加了修史的内容。明代翰林院设置之后,几经改制,翰林院官员的额员及职掌也经多次变化。明代没有专门的修史机构,翰林院承担了全部修史之职,史学功能强化。有明一代,翰林院不仅设置了专职史官,而且还多次组织开馆撰修大型史籍,史学成就显著,影响深远。     

选择的无奈:晚清黄河治理地方化探析

在军政祸乱频兴的政治环境下,铜瓦厢改道成为清代黄河治理的关键转折点,黄河由清初建国方略所确定的国家工程转变为地方事务。先是地方官绅百姓为自救计在新河道两岸修筑卑矮小埝,继而地方督抚尤其是山东巡抚在屡次向清廷推脱未果情形下勉强修筑起差强人意的大堤,事实上将原河督的治河职责无奈地承担下来。庚子事变后,东河河督被裁,所辖河段仿照山东成案改归河南巡抚负责,黄河治理彻底地方化。然地方治河实践步履维艰,问题重重。这一切折射出清代统治基础之败落。     

元朝断事官考

本文作者对断事官在元朝各机构中的设置与职掌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旨在借此探讨元朝统治下蒙汉官制相结合的一些特点     

清初两司兼任问题探析

清定鼎之初,地方各项制度尚未健全,故而在地方行政管理中,有些本任官并未及时设置,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采取了由他官兼理事务的应变措施。这种兼任现象,在清初极为普遍,而且兼任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地方行政的各个方面。本文选取了顺康雍三朝作为研究阶段,以两司兼任为切入点,意欲通过对两司兼任现象的分析,透视清代地方官员选任政策的变化。     

《唐建中伍年孔目司文书》研究

本文对新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发现的《唐建中伍年孔目司文书》进行了释读和研究,并就唐代藩镇孔目官的设置及其职掌、“掏拓所”和“掏拓使”的性质、安史之乱后安西大都护府情况提出看法。     

西宁办事大臣的设置及其职责

西宁办事大臣是清代主管青海牧业区蒙藏事务的最高军政机构。文章主要阐述该机构设置的原因、年代、职掌范围和历史沿革。     

宋代学士院翰林学士初探

翰林学士的设置最早始于唐代,历五代至宋而完全制度化。其后元、明、清各代,虽其职掌、地位时有变化,但沿置不废。宋代翰林学士拥有草制诏之权,侍从皇帝左右以备顾问、参谋议,有“内相”之称,在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本文拟就翰林学士的起源及其供职机构,翰林学士的选拔和员额、职掌,以及它与翰林侍读、侍讲学士及诸殿阁学士的区别等几方面作一初步探讨,并请专家学者指正。     

清前期两江总督及其对江苏发展的影响

两江总督尽管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但驻地江宁，因而受其治政影响最大的是江苏省。而江苏是清代财赋重地，其之治理好坏关乎国计民生，所以清延十分重视两江总督的简选。本文对清前期两江总督的设置、职掌、民族背景、出身、任前职位、任期等进行探讨后发现，在此背景下走出的两江总督多数都能相对清廉勤勉，对江苏地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说明在专制皇权控制下清朝地方的发展，总督的因素不可忽视。     

中国古代治河思想──朴素唯物主义应用于实践的典范

中国古代治河思想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应用于实践的典范。中国古代治河思想主张“其尽人事,不诿天数”,在顺其水性的基础上重视主体的作用;提出从动态上把握河流,黄淮运统筹治理,全面规划;重视钻研治河理论,注重实践,这在中国思想史、科技史上都是独树一帜的。中国古代治河思想中关于水的哲学思考,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是对其他自然现象研究所不能比拟的。     

朱之锡治河

清初河患异常严重,清承明制设立河道总督。朱之锡是清代第二任河道总督,他在任期间提出了具体的治河措施并加以实施,使河患得以减轻。朱之锡为治河鞠躬尽瘁,病死于任上,因此,深受沿河百姓爱戴,死后被沿河百姓称为河神。     

清代直隶河道总督建置考论

清代直隶河道总督又被称为北河河道总督或直隶水利河道总督,是清代雍正、乾隆年间管理直隶以及京畿地区水利与河务的最高行政长官,其不仅担负着永定河、子牙河、海河、运河、东西淀等诸河流、湖泊的修治、抢险、抗洪等任务,而且对催攒漕船、治安巡防、管理河工都有相当大的责任。对直隶河道总督的设置、功能、裁撤等诸方面内容的考证与分析可揭示有清一代封建国家对直隶地区河务的管理情况。     

江苏省仪征市明代末年“寤园”位置考

明代末年,计成在仪真县的西南部钥匙河上的新济桥附近设计、建成了“寤园”,“寤园”在清代已经被毁坏。由于河流改道和其他原因,“钥匙河”“新济桥”以及“寤园”的位置长期以来无法确定。考证结果表明：今天的金斗河东段就是古代的钥匙河南段,“新桥”的位置就是明代的“新济桥”的位置。“寤园”的位置应该是长江北侧、新桥以西,从“花园庄”向北直到“美人石”“花园跳”的一大片区域。     

再议伊水正源——兼议《中国历史地图集》伊水正源画法

古籍对于伊水正源的记述含糊不清,今伊河与古代伊水多有混淆。对《水经注》、乾隆《嵩县志》等文献进行分析得出:古代大部分时间里人们认为小河为伊水正源,迟至清代今伊河为伊水正源的看法被逐渐接受。据上结论,《中国历史地理图集》清《河南》所绘伊水正源有误。     

北宋“导洛通汴”考略

沟通北宋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的汴渠,是北宋朝廷的运输大动脉和生命线.为了确保汴渠的正常航运,北宋人曾作出不懈的努力,他们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治汴的首要问题是治沙,而就当时生产力水平和治河技术来讲,他们还无力解决这一问题.导洛通汴工程的开通使汴渠避开了黄河不利因素的干扰,尽管受到洛河水暴涨暴落的影响有些不尽人意,但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效益,开创了中国运河史上以水治沙的先河,发明并应用了复闸和水柜济运等工程技术,这些都为明清时期黄河的治理尤其是京杭大运河的畅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新构造运动作用的初步分析

黄河以其高含沙量、善淤、善决、善徒闻名于世。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河道曾多次变迁。综观其河道迁徒,北宋前多在现行黄河以北,向东北流入渤海;南宋至清末,改行今河道以南,向东南经淮河注入黄海;清末至今,复向东北入渤海,河道多呈西南—东北向、西北—东南向或西—东向,与区域内新构造运动断裂线方向相一致。     

明清时期嘉陵江流域洪灾研究

本文主要论述明清时期嘉陵江流域的洪水灾害。从文献统计看，清代洪灾发生的次数大大超过明代，说明洪灾对人类的危害越来越强烈。文中分析了嘉陵江流域洪灾具有普遍性、频繁性、季节性、破坏性、复合性的特点。指出气候、地理、人为活动等为嘉陵江流域洪灾的成因。人们在防治洪灾时采取的灾前、灾中、灾后的各种措施，为减轻洪灾损失和灾后的重建提供了有利条件。     

黄河铜瓦厢决口与清政府内部的复道与改道之争

18 5 5年黄河自铜瓦厢决口后改道北流 ,这是黄河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改道之初 ,由于清政府正忙于镇压太平天国 ,无暇顾及河工 ,只得任黄水漫流。此后几十年间 ,清政府内部就黄河回归故道还是改道北流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这场争论对黄河治理及近代山东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致用与会通——薛凤祚水利思想蠡测

薛凤祚治学方法的特点,即＂致用＂与＂会通＂。其中,会通包含古今的会通与中西的会通。由《两河清汇》解读薛凤祚的水利思想,比较突出的是其治河和海运的思想。《两河清汇》从体例上言,可谓＂编述之体＂,薛凤祚不仅继承发扬了儒家圣贤的一些学说,也吸收了其前代潘季驯、邱濬等人的观点。观其采择去取,无不以＂致用＂为宗。而其热心译介当时西方的水利器械,可以看作他在中西会通中所作的努力。虽然如此,对于薛凤祚《两河清汇》及其水利思想不可刻意拔高。     

清代洮河流域水利利用探析

重点探讨了清代洮河流域水利利用及工程建设情况。通过对比分析,发现清代前中期与后期在水利工程建设规模、数量、灌田面积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别。前中期因政局因素更多表现为大规模与政府主导性,成果较辉煌;后期因政局动乱与民族问题而表现为兴建工程少、泉水灌溉等小规模水利设施兴起、原有水渠部分淤塞等。同时对清代本区的水利利用工具水车与水磨使用情况进行了探讨,认为水利事业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政府的重视互为因果、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