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为"家庭小说"简论--一个关于明清小说分类的个案分析

鲁迅虽称《金瓶梅》为“人情小说”或“世情书”,但他也指出此书“著此一家, 骂尽诸色”的特点。若就“人情——世情”小说内部深入研究,则从题材及其叙事结构而言 ,《金瓶梅》还可以而且应当称之为“家庭小说”。它影响后世衍出《林兰香》、《醒世姻 缘传》、《红楼梦》、《歧路灯》诸书,构成家庭小说的系列,其规律往往是后来者从前作 反面取材或立意而成新创。这是《周易》之所谓“通变”的体现,在小说史上是普遍的现象 。在承认《金瓶梅》为“人情小说”或“世情小说”代表作的前提下,明清小说分类中应把 《金瓶梅》——《红楼梦》一脉如实称为“家庭小说”。     

《金瓶梅》与“隐性累积”——兼论其讲唱性

《金瓶梅》并非世代累积型小说，也不是如有的研究者所说是累积程度不是很明显的“隐性累积”小说，是世代累积型向文人独创型过渡的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小说，取材较为广泛。《金瓶梅》也不是具有讲唱性的作品，是并不能被说书人在说书场上讲唱的案头阅读作品。     

《金瓶梅》抄引话本小说考探

《金瓶梅》是文人创作还是艺人集体创怍,这是当前关于《金瓶悔》成书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而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将《金瓶梅》成书的素材来源考证清楚。为此笔者已写有《金瓶梅》抄引<水浒传>考探》、《<金瓶梅>抄引戏曲考探》等论文,本文则就《金瓶悔》抄引话本小说问题作一考探,并对《金瓶梅》的成书问题发表些浅见。     

满天下子弟的“八字小学”——略谈《歧路灯》的教育思想

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州书画社出版的《歧路灯》,是清人李绿园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栾星同志为整理、校注这部小说曾花了十年功夫,认为它“是清人小说《红楼梦》、《儒林外史》之外,又一巨著”。(《歧路灯·校本序》——以下简称《校本序》)姚雪垠同志为《歧路灯》作序,指出《歧路灯》的产生,“标志着长篇小说发展史上第三阶段已经成熟”,“必须在我国古典长篇小说发展史中给予应有的地位。”《歧路灯》的出版,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试论《红楼梦》与《歧路灯》的同异

一 清代雍乾年间,中国古典小说由写英雄传奇到写社会生活的历史发展趋向于成熟。其标志是:杰出的刺讽小说《儒林外史》和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红楼梦》相继问世。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另一部以河南方言土语写成的长篇小说《歧路灯》。 关于《歧路灯》,蒋瑞藻于民国初年在《小说考证》中作过如下评价:“虽纯从《红楼梦》脱胎,然描写人情,千态毕露,亦绝世奇文也。”     

重论《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

吴晗先生对“王世贞说”的否定不能成立。王世贞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清人已确证《金瓶梅》是王世贞的“中年笔”。从《金瓶梅》“指斥时事”、抄本之源、小说中的吴语、王世贞的学识等考察,作者当为王世贞。大名士与非大名士（中下层文人）共同参与了《金瓶梅》的创作。《金瓶梅》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联合创作说”具有强有力的三大支柱。     

《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

探讨《金瓶梅》的成书问题,是《金瓶梅》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今就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心的三个问题谈一点看法。一、《金瓶梅词话》当成书于万历年间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时代,过去长期流传的是“嘉靖说”。最早提出此说的,当为屠本畯的《山林经济籍》:“相传嘉靖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此则约写于万历三十五年。屠本畯与屠隆是同里同宗,但屠本畯于万历二十九年罢官归里时,屠隆     

敢于创新,在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周钧韬《金瓶梅》研究述评

周钧韬先生专事《金瓶梅》研究二十多年,提出了"《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金瓶梅》时代背景嘉靖""《金瓶梅》成书年代隆庆""《金瓶梅》成书方式过渡说""《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金瓶梅》为性小说"等6个新说;完成了《金瓶梅》创作素材来源考证的基础性工程。他的"治学之道"包括"知己知彼,选准研究目标";"高层次加入";"目不斜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敢于创新,在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思辨与考证,双向汇流"等。其自言"治学之道"的核心是学好哲学。     

论《金瓶梅词话》讽刺艺术的特色

<正> 文学史上最早提到《金瓶梅》的讽刺,是明代的袁宏道,他说:“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他拿《金瓶梅》和古代讽喻散文《七发》相比,说明他已看出《金瓶梅》是一部讽喻性小说。但真正从审美角度论述《金瓶梅》讽刺艺术的,还是鲁迅先生。“作者之于世情,盖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鲁迅在此认为《金瓶梅》是一部揭露与讽刺并用的作品。当代艺术界普遍承认《红楼梦》对《金瓶梅》的继承和发展,却忽视了《金     

试论《金瓶梅》的语言研究

《金瓶梅》曾与《水浒传》、《西游记》一起,被清人称为三大奇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创作高峰的《红楼梦》,也“深得《金瓶》壶奥”,与《金瓶梅》有传承借鉴的深刻渊源.《金瓶梅》在小说美学史上的价值无异是极高的.近几年,随着几种校点的删节本的出版,更多的人得以阅读欣赏,《金瓶梅》的思想认识意义和描写艺术,也得到日益加深的研究.     

《金瓶梅》中的词尾“儿”、“子”、“头”

0.1 近代汉语较之于古代汉语最大的特点之一,是词尾的大量使用。要考察近代汉语中词尾运用的情况,白话小说是极好的原始材料之一。《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由文人创作的长篇小说,其语言运用在近代白话小说中是极有特色的,并对《红楼梦》产生过直接的影响。本文拟考察《金瓶梅》中词尾“儿”、“子”、“头”的分布与作     

《金瓶梅》“独罪财色”新解

《金瓶梅》“独罪财色”是张竹坡明确提出来的,这一命题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词话本的写定者和崇祯本的修订者认为财色本身存在罪恶,人是财色的牺牲品,对贪财好色的人缺乏应有的谴责与批判。张竹坡将财色的罪恶最终归结到贪财好色的人身上,他注意到贪财与好色之间的联系,将财色作为整体进行谴责,他认为财比色更厉害,《金瓶梅》罪财重于罪色。《金瓶梅》写定者与修订者“独罪财色”的创作动机,在小说中基本得以实现,但小说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此,《金瓶梅》客观上暴露了人在追逐财色的过程中各种令人发指的罪恶行径。     

《歧路灯》词语杂释

清代长篇白话小说《歧路灯》，是研究18世纪中原官话的不可多得的语料。由于各种原因，以往学界对它缺乏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其中十分丰富的方言俚语都很少有人问津。对该书中“投词”、“信惯”、“撞头撞脑”、“黄金入柜”、“扣”、“开拨”、“嫌择”七个词语加以诠释，对《歧路灯》的语言研究略有裨益。     

《歧路灯》对《金瓶梅》的模仿与超越

清代李绿园的《歧路灯》明显地表现出对《金瓶梅》的模仿 ,并在此基础上有超越的迹象。其模仿主要体现在 :创作动机上以道学心肠来教诲人生 ;题材选取上以家庭生活为核心 ;情节组织上一是以主人公“少年失怙”失却教养来演示人物性格的堕落 ,二是以兄弟结义为机制。其超越主要体现在作者思想境界、人生境界、审美价值观念和情节描述上的健康心态以及用笔俭省和插叙手法的运用     

陈继儒与《金瓶梅》的作者

从《金瓶梅》的传播接受、《金瓶梅》的成书方式、董其昌与陈继儒二人的交游厚密关系、《金瓶梅》的创作风格等可以推断,《金瓶梅》的作者是陈继儒从吴越间延招来荟蕞成书的＂穷儒老宿＂。     

古典小说艺术趋于成熟的标志——略谈《歧路灯》的心理描写

<正> 小说演进的历史表明:从古代的几乎不顾及心理描写,到后代的逐渐重视心理描写,逐渐丰富和发展心理描写的艺术手段,是一种进步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心理描写的成熟程度,视为衡量古典小说艺术趋于成熟的标志;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成书于清代雍乾时期,与《儒林外史》《红楼梦》同时问世的李绿圆的《歧路灯》,不仅有着致力于心理描写的自觉意识,而且在创作实践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认真总结《歧路灯》在这方面的艺术经验,对于弄清我国古典小说艺术的进化轨迹,乃至对于现实的创作活动,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试评魏子云先生对《金瓶梅》语言的看法

人们对《金瓶梅》的语言(下面均简称“金语”)有着种种不同的看法。特别在讨论《金瓶梅》的作者是哪里人时,“金语”更成了各家争论的焦点,意见颇不一致。台湾学人魏子云先生是研究《金瓶梅》的名家。他对《金瓶梅》的“成书过程”、“思想艺术”和“作者是谁”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石昌渝、尹恭弘两先生在《台港〈金瓶梅〉研究论文选》前言中说:“关于《金瓶梅》的成书和作者的考证,魏     

论宋代理学治世思想对《水浒传》成书的影响

《水浒传》作为一部累积型成书的作品,本身积淀、凝聚了社会各阶层的观念意识与思想追求。但是理学政治哲学化的本质以及理学家挽颓救弊的内在要求与＂水浒母题＂的政治或者革命性相暗合,使《水浒传》的成书受到理学的影响比较明显。其中,宋代理学治世思想中世道盛衰、求贤才、君臣共治等观点对《水浒传》成书的影响尤为显著。     

明代心学与《金瓶梅》

《金瓶梅》所塑造的主要人物绝大多数是负面形象,小说作者认为致使他们去善为恶的根本原因是其过分膨胀的欲望,而拯救世人的根本办法是人自我的“明悟”,即彻悟后达到内心澄澈无欲的境界。小说的主要思想与明代王阳明心学核心思想(“致良知”论)的主要内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王氏心学在明代嘉万时期对士人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金瓶梅》成书时间约在嘉万年间。这些足以说明王氏心学对该小说主题思想有重要影响。     

《金瓶梅》当成书于万历中期

关于《金瓶梅》成书的年代问题,中外研究者们有好几种说法。主要有两大说:一说成书于明代嘉靖年间(简称“嘉靖说”);一说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简称“万历说”)。“嘉靖说”是一种旧说,而且据的是传闻,没有扎实的根据。到1933年7月,郑振铎在《文学》第1卷第1期上发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认为“《金瓶梅》是作于万历三十年左右,”第一个同旧说进行挑战。次年(1934)1月,吴晗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公元1582—1602)中。”后来主张“万历说”的越来越多;黄霖先生认为《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二十年(1592)左右,更为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