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对照记》的撰述:家族寻根、个人形塑及其他

1990年代初张爱玲撰述的《对照记——看老照相薄》(下文简称《对照记》)作为其生前最后一部作品,不光具有文学研究层面的意义,同样亦有社会、历史、传播等层面的阐释空间。张爱玲的成长经历使她对家庭与亲情有所疏离与质疑,但1946年以后她开始意识到个人与家庭、家族有一种拆分不开的社会性契约关系,《对照记》是晚年张爱玲对这种关系进行的血缘、色彩层面建构,既是一种家族的寻根,更是对自我社会形象的塑造,另外其中也涉及了私人空间与社会公共空间、图像与文字之间的互文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女性悲剧的再书写——从《金锁记》到《怨女》

张爱玲长篇小说《怨女》是由其中篇小说《金锁记》改写而成,是作者在新的时空背景下对女性悲剧的再次书写;比之于《金锁记》,《怨女》的女主人公形象则由 “癫狂”转变为“庸常”,叙述方式由外视角转向了全知式的内视角,叙述风格由炽热超拔渐趋沉稳理性;其改写体现了张爱玲追求更高艺术标准的内在要求和面向海外阅读市场的创作自觉。     

“娜拉走后怎样”：论张爱玲以小说创作对鲁迅思想的延展

1923年,鲁迅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其后两年,他又以小说《伤逝》形象地展现出觉醒的女性在出走后遭遇的不幸命运。《娜拉走后怎样》与《伤逝》深刻地揭示出个体解放并不等同于个体自由的获得。鲁迅关于“娜拉走后怎样”的思考受到了张爱玲的关注与赞同。在《沉香屑第一炉香》、《茉莉香片》、《五四遗事——罗文涛三美团圆》等小说中,张爱玲延续并拓展了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思想。对“娜拉走后怎样”的思索也成为了张爱玲小说中一以贯之的重要主题之一。     

浅析张爱玲之小说《色·戒》

《色·戒》是张爱玲后期创作中最精彩的一部小说。对《色·戒》一题中“色”与“戒”进行了解读，“色”指“美人计”，也指“美人计”中出现的种种色相，“戒”指钻戒，也指戒心。比喻是张爱玲小说艺术不可忽视的表现手法。以奇崛冷艳见长，使表达更加丰富、透彻，使事物的状态得到更具冲击力的表达。     

从《晋书》的编纂看《兰亭序》的真伪

本文考察了唐修《晋书·王羲之传》与《世说新语》及注所载的有关王羲之事迹和《兰亭序》的异同之后，指出唐修《晋书·王羲之传》是唐初修史馆臣为了迎合李世民偏好王氏书法的心意的产物，《传》中对《世说》所记有关的故事作了从塑造“书圣”形象为目的的修改，而《兰亭序》的后部分文字也是经“摹学”王氏书法的高手伪造后传入宫廷为太宗所得由褚遂良鉴定而入正史的。因此，《兰亭序》是伪作而非真品。     

新书看点

《张看》 张爱玲 著 出版社:经济日报出版社张爱玲独尊《红楼梦》,语言风格也难免随着曹雪芹那一路走,西方的作家里,她独喜毛姆的“通俗”,世家败落的苍凉与旧日繁华,都市生活红泥小火炉般的温煦热闹,男男女女进退之间的尴尬倾心,融合在她的作品里,独独形成一种“张体”,她看这一个世界,用的是“张看”,只凭着自己的眼,自己的心来说话,细细的、絮絮密密的,织得密不透风,在层层的文字脉络下面,透着对世事人情的洞晓而不付之于声色的超然,又非一般小女人所能悟透的境界。她的才气,她的积累,成大就者自然是她的小说,但仅凭她的散文,也足以在中…     

《小团圆》中悖谬的母女关系解读

母爱是世界上最伟大无私的爱,古今文人墨客创作了数不清的作品来歌颂母亲。但是,研读张爱玲的作品,可以发现其作为女性,却把母亲写得非常不堪,她塑造的母亲形象大部分都冷漠、自私、拜金、变态,尤其是《小团圆》中塑造的母亲形象,更是独立特行,解构了人们对传统母女关系的书写,把至纯至亲的母女关系写得疏离、冰冷、无情,可以说是母不慈子不孝。《小团圆》带有很大的自传色彩,里边的人物形象在现实中都可以找到对应关系,主人公盛九莉复杂的母女关系就是张爱玲复杂母女关系的写照,盛九莉对母亲角色的认知和称呼的悖谬,使她对母亲产生距离感,因生母、后母、过继的大伯母都不能尽到母亲职责,母爱缺失使她的童年蒙上了不幸阴影,产生了恨母情结。张爱玲看世界的眼睛是她母亲赋予她的,是童年生活给她打上的烙印,母亲的新潮、拜金、浪漫、滥情都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她在《小团圆》中把九莉的母亲蕊秋塑造成一个自私、不负责任、奢靡、风流的母亲形象,颠覆了人们对传统母亲形象的认知,把九莉塑造成一个冷酷绝情的女儿形象,特别是最后母亲临死九莉也没有去看她一眼,实际上也是张爱玲对自己的鞭笞。这种悖谬的母女关系书写,让人唏嘘,反映了童年经历及母爱缺失对作家性格及创作的影响。     

文化他者·抗拒·隐身人——剖析张爱玲的自传性散文《异乡记》

《异乡记》中,张爱玲以＂文化他者＂身份进入异域视域,以上海人视角、文学审美视角记录她对异乡风景的感知,发现了局内人无视或无法感知的＂真正的风景＂。＂他者＂心态贯穿张氏的整个创作,也是她给自己设定的一种文学定位。作品渲染都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互相对峙,言说主体的孤独、酸楚,同时也显现出对中国人人性和内地农村的思考。《异乡记...     

张爱玲小说《小团圆》中的苍凉基调

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常以苍凉著称,她的许多小说,诸如《金锁记》《倾城之恋》等,开头都为读者展现出了一副苍凉的意境,《小团圆》也不例外,在《小团圆》中她把这种苍凉文风发挥到极致。关于《小团圆》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综观这些学术成果,关注的热点问题大都是小说是否为作者的自叙传、"张胡之恋"的内涵、张爱玲的妇女观等,对小说的苍凉文风关注不够。通过研读文本,可以看出《小团圆》虽然是自叙传,反映了张爱玲的少年生活、求学经历、爱情遭遇、母女关系等,但又不同于自叙传,它来源于张爱玲的生活积累,同时又有张爱玲的匠心独运,它反映了张爱玲高超的创作技巧,特别是张爱玲对苍凉风格的选取运用。张爱玲在故事的编排、人物形象的设计、意境的营造方面,都给小说打上了苍凉的底色。她在《小团圆》中编织的破碎的家国梦、难圆的闺阁梦,塑造的盛九莉、邵之雍、蕊秋、盛九林等可悲可怜的人物形象,营造的大考前的早晨、晚唐的月亮、木雕的鸟等紧张或冰冷的意境意象,揭示了乱世背景下浮世生活的不可预测和难以把握、爱情的短暂和失去难再得、每个生命或物质个体的微不足道。她冷冷的地撕开了生命华美的袍,使人在看到生命本真的同时,也看到了人性的丑恶。《小团圆》让人在张爱玲去世20多年后,读之仍不免叹惋,它是张爱玲的人生感悟,也是张爱玲一生命运的真实写照,更是张爱玲悲剧意识产生的深层原因。     

张爱玲与香港

没有上海就没有张爱玲,同样,没有香港也就没有张爱玲。张爱玲居留香港的时间虽然总共不过六、七年,但对她的人生和创作却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地理阻隔,张爱玲在香港生活的岁月不太为内地朋友所知,有关张爱玲的一些传记亦是语焉不详。特整理在撰写《香港小说史》过程中搜集到的有关材料,以供业内朋友参考。     

论张爱玲《传奇》中的母性批判

张爱玲的小说中出现的母亲大多是有悖于伦理常识的形象,她们构成张爱玲式的"巫母群像",这种母亲形象表现出张爱玲对传统母性观的批判。此倾向的形成,与张爱玲对其母亲的情绪记忆密切相关。同时,张爱玲对母性的批判也暗含着她对女性及人性层面的理性思考与感性期待。     

在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穿梭——张爱玲小说的叙事时间模式分析

叙事时间是叙述者或作者用以表达情感和主题的有力方式．张爱玲在小说中表现了较强的时间意识。通过对其文本呈现出来的叙述时间奥秘的解读．以小说的叙事时间为切入点，努力挖掘小说文本中叙述时间运行模式及其意义．分析时间和虚无及其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对解读张爱玲的小说别具意义。     

张爱玲对母亲形象的阴性书写

在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母亲形象总是被赋予浓郁的阴性色调。《沉香屑第二炉香》里的蜜秋儿太太从女儿的婚姻悲剧中寻求心理补偿,《金锁记》更是把母亲的变态推向了极致。张爱玲对母亲形象的阴性书写自有其原因:独特的家庭背景播下了敌视父母的种子;家庭的熏陶和学校的教育,使她有机会接触中外文学中的负面母亲形象,《红楼梦》里的王夫人更使她在性格刻画上获得认同。张爱玲以尖刻的笔触刻画出另类母亲形象,极为深刻地揭示了人性幽暗处的真实与导致母性扭曲变态的多重原因,给人以震悚的审丑效应。     

通俗小说中的自我意识与读者意识——以张爱玲小说《多少恨》为例

文章结合创作心理学与叙事学理论，选取小说《多少恨》作为个案，探讨小说中作者的自我意识与读者意识，从而深层次地剖析影响其小说叙事效果的因素。小说《多少恨》中，张爱玲表现出强烈的“读者意识”与难以压抑的“自我意识”，作家“自我意识”的叙述颠覆了其最初宣称的“通俗小说”的许诺。     

张爱玲《传奇》与奇幻小说的现代性

通过对《红玫瑰与白玫瑰》与《封锁》的解读,可以见出张爱玲小说的奇幻表现。张氏小说从“妇人性”的独特视角建构“她者”叙述空间,质询“真”的价值标准,不仅揭示了现代人异化和疏离的生存状态,更表现了“时代的梦魇”,蕴涵着她对理性及文明的质疑。无论在修辞、主题还是在叙述结构层面,《传奇》与“唐传奇”都有着亲密的“互文性”,如将“唐传奇”因果报应、枕中乾坤等“俗套”织入《传奇》的奇幻叙事,使《传奇》文本更具深厚的文化“底子”,由是造成张氏小说雅俗共赏的奇观。     

张学良研究领域的新突破——邱秀华、章毛平著《张学良教育思想研究》书评

张学良的教育思想研究,在张学良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张学良教育思想研究>一书的出版,是张学良教育思想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该书主要阐明了张学良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四个鲜明特点,即爱国主义教育或曰教育救国;"德、智、体、美、群"五育并重的基本教育思想;实行普及全民教育,建立健全全民教育机构和体系;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密切结合.该书作者还就张学良教育思想对于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启示作了十分有益的探索.     

从汉匈战争中认识真实的李广

在汉匈战争中,与同期的卫青、霍去病相比较,李广有勇无谋,屡为败军之将,与军功无缘,这是导致“李广难封”的根本原因。司马迁在李广传记的写作上对李广颇为褒扬,实为文笔多于史笔,这是缘于他对李广祖孙三代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以及他自身挥之不去的悲悯情结。     

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中的张爱玲现象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张爱玲热”,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学术研究和文学欣赏的通常情形,成为了一场较大规模且持续不断的以张爱玲为品牌为文化符号的消费活动。创作名家变成了文化明星,文学名作变成了市场精品,欣赏张爱玲变成了消费张爱玲。过渡“消费”张爱玲的结果,是张爱玲被平面化、庸俗化。     

《慕莱堂诗文征存》和秋寿南、秋瑾的诗词

根据秋寿南在《乡试录》中的记载,他的曾祖秋学礼曾著《补斋文集》《仅礼节读》两种,另有《补斋图册》一种;他的祖父秋家丞著有《八一编》行世;他的父亲秋嘉禾没有著作。这些著作中,只有秋学礼的《补斋文集》流传下来,其它都已流失。最近,又从《晚晴簃诗汇》中发现了一首秋学礼的诗,从《慕莱堂诗文征存》中发现了一首秋寿南的诗,这为研究秋家的家史和秋家的文风提供了新的资料。     

从张爱玲的音乐与色彩描写论其苍凉艺术

“苍凉”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主体风格。张爱玲以她对音乐与色彩的独特理解和完美运用，使其成为一种意象，是表现人物心理、暗示情节以及揭示人物命运、感悟人生、反映社会的重要手段，从而更深刻地表达了她的“苍凉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