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浪漫主义思潮与日本关系探源

浪漫主义思潮源于西方,而中国"五四"浪漫主义思潮主要由留日作家掀起.通过日本这个"二道贩子"接受西方文学思潮,正是中国新文学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日本这个中介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作家对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接受,而且其本身的成就与特色也给中国浪漫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多美学因子.     

模仿、解构:创造社"小伙计"作家的小说模式

本文以学术界不太关注的创造社"小伙计"作家的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对"小伙计"作家叶灵凤等人的小说文本作深度研究,认为模仿与解构是他们小说的典型模式,他们既受到创造社"元老派"作家写作模式的影响,又超越了"元老派"作家的写作模式,为新文学浪漫主义小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伊藤虎丸的创造社研究——大正日本文学语境中的“同时代性”考察

伊藤虎丸创造社研究的独特性在于:一方面把创造社与日本大正文学进行同时代性考察,挖掘其内在的本质性的异同与根源;一方面与同样具有留日背景却有着不同特征的鲁迅作非同时代性的比较考察。与此同时,伊藤虎丸并未忽略创造社作为留日学生在本质上与本土文化和现实的血缘关系,注意把握他们与日本文学不同的精神面貌,并揭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殊意义。     

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之历史变迁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家"成了一个独特而又常见的叙事角度."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家族小说以反封建为主题,"家"是一种旧文化、旧制度的象征,是作家批判的对象;建国"十七年",家族小说以迎合无产阶级文学观念,文学创作与革命历史叙说相结合;80年代以后,家族小说企图完成对历史的重新书写,以此表达个人的生存欲望.     

抉择与契合——论前期创造社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接受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产生了严重的民族、文化和信仰危机.一些社会精英急切探索救国图存的道路,他们几乎同时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这在文学界表现为大量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在众多国别文学的吸收借鉴中俄罗斯文学显得突出而重要.即使强调"为艺术而艺术"的前期创造社也视俄罗斯文学和作家为艺术沃土和精神导师.前期创造社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接受是一种精神契合下的理性抉择.     

日本体验与近代中国尚武思潮的发生

近代中国尚武思潮发生的原因、理论主张和理论来源,及其传播途径和具体实践活动的展开,均与近代日本有着很大关系,留日知识分子是这一文化思潮的主要发动者、传播者和实践者.近代中国尚武思潮的出现与近代日本国内的国民性讨论和抨击中国国民性弊端的言论有密切关系.近代中国留日人士萌发"以武强国"、"铁血救亡"的想法,与他们对日本社会和文化的特殊体验有着内在关联.     

在“国家”与“个人”之间——论20世纪初的宗族批判

在近现代文化转型时期对宗族制度、家族伦理的批判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流话语.重新辨析这一主题的建构过程会发现,对家族的批判不仅是"个人"独立的要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也是进行家族批判的另一个基本动力.对宗族制度的批判,对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的倡导最终是在"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框架中得以确立,其中充满了歧异与矛盾,以及意识形态化的努力.     

“支那”之痛:中国现代留日作家的创伤性记忆

"支那"的国族身份带来的屈辱体验,成为中国现代留日作家心中的一种创伤性记忆.留日作家对于"支那"之痛择取的文学记忆方式呈现为两种价值取向:一是由自卑转向理性的国民性自省;一是带着怨恨情绪丑化日本以求得精神上的胜利.前者使得日本体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国民性批判的外源性文化资源,而后者建构出的失真的日本形象,在满足时代所提出的国族动员要求的同时,也造成中日间彼此难以消弭的隔膜.     

异端·流浪·新流氓主义——从新的角度探索创造社群体特性

异军突起的创造社向来是争议纷纭的文学群体,郭沫若、周全平等皆不同时期的同人皆以文坛现壮的破坏者自居,异端、流浪不仅是他们真实的生存状况,更是他们自觉的选择,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恶魔诗人的呼唤一脉相承.作为斗争策略和文学话语表达形式,异端、流浪与新流氓主义已经成为探索创造社这一文学团体无法回避的话题.     

创造社“社团”研究的经典化进程

创造社"社团"研究走过了萌芽、奠基、发展、沉寂与兴盛等几个历史发展阶段,经历了政治、文学与市场不同视点的聚焦。在郭沫若、郑伯奇等创造社同人及其他创造社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社团研究已走上了经典化历程,出现了郑伯奇模式等难以逾越的成果。创造社"社团"研究经典化的历程,为剖析文人、社团与社会各种因素的互动提供了绝好样本。     

古典式的主情主义写作——创造社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创造社小说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学、文化之间存在着深远的血脉关联。创造社小说家主情主义写作的根直接与先秦诸子中的道家文化、三国两晋时期的文人风度、明清性灵心学等一脉相承 ,在五四文坛上刮起了“狂飙”式的性灵文学的风暴 ;创造社小说继承和发展了传统中国文学中的倡优士子的叙事模式 ,这种发展体现为由纯粹的叙事模式而变为一种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心理情绪”模式 ;创造社小说家们一方面对于传统中国文学的那种谨小慎微、固守虚伪的礼法规范的人格形成了毁灭性的冲击 ,另一方面 ,他们又受到了传统中国文学中感伤、哀婉情绪严重的作家作品的实际影响。创造社的主情主义写作 ,一方面给当时以及其后的文学史留下了现代色彩鲜明、个性意识独特的篇章 ,另一方面又因为其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深刻联系而使得其创作显露出浓厚的古典主义情怀。     

“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过程中 ,日本作为激活中国作家生存感受、传输异域文化“中介”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值得注意。但这并非如一般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所描述的那样 ,仅仅是日本文学的“经验”赋予了中国文学以新的因素。我们更应当考察中国作家在日本的深刻的人生体验 ,从中国近现代作家的“日本体验”的角度挖掘生存实感的变迁之于文学变迁的重大意义。可以说 ,是中国作家在日本的体验完成了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激活 ,使他们在一个全新的意义上反观自己的世界 ,表达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悟 ,这便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论谷崎润一郎文艺思想对前期创造社的影响

前期创造社三位代表作家——郭沫若、郁达夫和田汉接受了谷崎润一郎的唯美主义文艺思想,使其在文学创作中将身体、女性与死亡巧妙地结合在官能书写之中,文学创作上倾向颓废,追求强烈的刺激、自我虐待的快感和变态的官能享受,表现出较为浓厚的谷崎气息.他们的文学作品具有浓郁的个人意识,洋溢着忧郁、华美、怪诞、凄艳、虚幻的气息.这些体验个体生命、感叹自我人生的文学作品既表现出一种病态的美,也表现出一种怪异的美,是一种通过官能书写和女性礼赞而营造的艺术虚幻美,形成了前期创造社颓废感伤的总体格调.     

选择、吸取与衍变--论中国现代"自由"话语的建构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其实也就是自由主义话语的形成,也即西方语境中的"个人"和"自由"转移成汉语语境的言说和表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建构深受两大话语的影响一是西方自由主义话语的影响;二是中国传统有关人及其国家民族话语的影响."自由"在汉语语境中最大的衍生就是把在西方本属于与"自由"对立的社会、群体、国家等内涵包容到自由之中来,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在自由的主题上始终是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民族自由"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在中国,个人主义具有否定性,它的作用主要是工具,个人本身并不是目的,也不具有终极性.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一方面认同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另一方面,又认同国家主义,强调国家、民族和社会的优先原则与最高原则.在现代中国,"自由"绝不仅仅限于自由主义作为思想和政治的派别,同时还是一个精神范畴,正是在精神的意义上,许多反自由主义的思想派别和政党事实了奉行了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则.     

遮蔽与压抑下的欲望生长——从五四到文革期间的欲望话语叙述

欲望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中西方文学史都曾有过压抑或限制欲望话语叙述的阶段.中国现代文学的欲望话语始终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五四文学发现并张扬了人的个性和本能欲望,又巧妙地将欲望叙事转化为国家民族叙事;京派和海派作家以不同方式肯定了人的世俗欲望;女性欲望的表达却相对滞后.十七年文学压抑并将人的本能欲望转换为生命主体对国家民族和社会主义的热情,文革期间人的本能欲望在文学中基本处于缺席状态.     

异国情爱叙事模式的后殖民主义解读

异国情爱是当代大陆留学生文学中流行的一个叙事模式,这一模式最早出现在晚清小说和前期创造社的作品里,其中隐喻的等级化的东西方权力关系折射出了中国人的第三世界地位,以及文化认同的失落轨迹。不同于晚清中体西用的体认以及前期创造社身份认同的寻求,在当代大陆留学生文学的异国情爱模式中,存在着以性别等级来喻示的东西方之间从属与支配的关系,以及在西方强势的欲望主体与东方的弱势的欲望客体之间的对比,其间的等级差别使得前者成为理所当然的后者的支配者和代言人,从而加固了中国和西方的固有形象。这种东方文化主体意识的消失,值得人们反思。     

国家、群体与个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思考

"五四"时期逐渐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国家、群体、个人的绝对对立的思路中,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某些偏颇现象: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简单地阐释为国家发展史的演绎,消弭了文学本身发展的特性;将作家的研究主观地阐释为从个人到群体的道路,消弭了对于作家个性的关注;将创作的表达武断地阐释为国家、阶级的表述,忽略个体情感体验的抒写。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应该完全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打破国家、群体、个人对立的思维方式。     

从传统儒释道对话到现代宗教存在的个人基础

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儒释道三教为典型和代表所展开的宗教对话其所赖以存在的基础是有一个宗教实现了制度化，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权威并与现实的社会生活融为一体。在一个国家性的意识形态权威所主导下的宗教对话，其最终的结果是不同宗教最终走向融合和统一。而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使宗教权威由天上落到地上，使宗教实践从外在仪式制度到内心体验，彼此封闭独立的个人成为宗教的基础，这就使传统的宗教对话形式和结果不再可能。     

对日本儒教特征的再诠释

日本虽是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但由于日本自身的文化特点,儒学文化的精髓并没有真正融化到日本民族的文化意识中并作为"优势文化"发挥作用。日本文化的精神实质形成于日本民族自己自古以来的生存方式上。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日本这一"儒教国家"进行更为符合实际的再诠释。     

"个人"的理念与"自我"的意识——留日中国学人的关键词

对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关键词的梳理当从留学界开始,尤其是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与词汇的演变起了更为明显的作用.影响现代中国文化理念的诸多词汇如"民族"、"革命"、"世界"、"进化"、"新民"、"心力"等等都与留日知识分子关系密切.在我看来,其中的"个人"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自我"对于整个现代中国文学乃至文化价值观念影响甚巨,或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的新的立场的真正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