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翻译问题论争探源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间的论争实肇端于翻译问题.早在两大文学社团成立前,郭沫若与郑振铎在翻译问题上就已构成对垒.<创造季刊>创刊前,茅盾、郑振铎对郭沫若的译介活动的批评力度和强度远高于郭沫若的反批评.茅盾和郑振铎等宣扬的翻译经济论和系统论,对郭沫若等人的译介活动构成了压抑.话语权问题、翻译情趣的分歧及译者个性气质等差异,使茅盾和郭沫若引领的两大文学社团在翻译问题上逐渐走上了对峙,进而扩展至其他问题.拥有<创造季刊>等话语阵地后,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人在翻译论争中由被动转为主动,为现代翻译文学和文学翻译开拓了新的话语空间.     

创造社出版部小伙计

作为创造社第二代新生力量,出版部小伙计们的聚合在早期出版部的筹建与具体营业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他们的努力为创造社事业开拓出一个崭新的局面。并不甘心永做小伙计的他们与广州同人逐渐产生了隔阂与矛盾,与代表广州同人清理出版部的郁达夫矛盾重重,遂逐渐走向离散。     

人文视野下的"大文学"观讨论(笔谈)

文学与理论,向来被视为并行的双轨,但用来指称文学的概念总不免僵化之嫌,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迁移,概念的指称总需要充入新鲜的血液.文学在语言、文学性和通俗文学等方面都存在许多需待探讨的问题,当下的文学研究与文学观念也有重新探讨的必要.这里的一组笔谈希望能够引起有兴趣的研究者的讨论.     

异端·流浪·新流氓主义——从新的角度探索创造社群体特性

异军突起的创造社向来是争议纷纭的文学群体,郭沫若、周全平等皆不同时期的同人皆以文坛现壮的破坏者自居,异端、流浪不仅是他们真实的生存状况,更是他们自觉的选择,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恶魔诗人的呼唤一脉相承.作为斗争策略和文学话语表达形式,异端、流浪与新流氓主义已经成为探索创造社这一文学团体无法回避的话题.     

世界性因素研究之世界性探析

世界性因素研究命题对传统比较文学研究模式的颠覆,集中体现在研究对象品质与研究者视野的变化上。作为研究对象的品质,“世界性”与研究者的视野密切相关,研究对象因研究者视野的世界性而获取其世界性因素的品质,这是世界性因素研究命题要义所在。同时,研究者的视野也凭借接触及研究对象的世界化而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郁达夫“怠工”问题考辨

负责清理创造社出版部的郁达夫,成绩斐然,却仍被其他同人指责为“怠工”。原因就是早在创造社方向转换时期,他同人们的价值趋向逐渐出现分歧,而对出版部工作重心的认识也各有不同,坚持个性的郁达夫成了社团内部矛盾冲突的牺牲品。     

胡适与郭沫若译诗比较研究——以《鲁拜集》中两首诗的汉译为例

胡适译<鲁拜集>菲茨杰拉德英文译本第四版第七首与第九十五首,曾引起许多同时代人的关注,并将之与郭沫若的译文进行过对比.探索胡适与郭沫若译文间的差异,进而探讨胡适与郭沫若译诗的相关问题,对于我们研究现代翻译文学及与之相关的一些翻译问题和论争问题,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现代文学中的出走话语叙事研究

现代文学作品中涌现的“出走话语”表达的是社会转型期中出现的现代性的差异与断裂,在审美内蕴上是弱者的反抗;在叙事策略方面,出走话语将现代性思想隐喻于时空的特定选择与排列上,以此在与彼岸世界和父子两代间差异的描述涵纳进步与拯救等现代思想,成为富有意味的话语表达模式。     

创造社“社团”研究的经典化进程

创造社"社团"研究走过了萌芽、奠基、发展、沉寂与兴盛等几个历史发展阶段,经历了政治、文学与市场不同视点的聚焦。在郭沫若、郑伯奇等创造社同人及其他创造社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社团研究已走上了经典化历程,出现了郑伯奇模式等难以逾越的成果。创造社"社团"研究经典化的历程,为剖析文人、社团与社会各种因素的互动提供了绝好样本。     

在交锋与探索中前进的鲁迅研究——"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讨会暨鲁迅研究会第八届代表大会"综述

2006年4月8日,为纪念鲁迅诞辰125周年,逝世70周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国鲁迅研究会、《文学评论》编辑部和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发起召开了“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鲁迅研究会第八届代表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鲁迅研究专家、学者就鲁迅的精神思想和文学创作等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入且富有建设性的研讨。正如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柯汉琳院长指出的,广州是与鲁迅有一定因缘关系的国内少数几个城市之一。1927年鲁迅在广州做了这样几件事情:第一,继续猛烈地评击帝国主义反动派及其学者文人,显示猛士刚强坚韧的一面;第二,与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