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动向、原因、影响及引导路径

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美经贸关系经历了深层结构性变化。这一时期,中美经济实力、贸易总量、双边投资水平等迅速升至历史高位,双方经贸关系相互依存空前紧密,结构性变化也日趋显著,如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提升,双边投资不对称性显著增强,两国贸易总量、贸易商品结构、贸易模式等呈现新特征。但中美经贸关系协调机制落后于这一变化进程,致使双方贸易摩擦经常化、相互依存不对称性强化、经贸议题政治化等问题,阻碍两国经贸关系的拓展和深入。中美亟待建立政治互信,以务实、包容、渐进的方式消除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合作障碍,将经贸关系纳入互惠、平衡、可持续发展的新框架。     

宋朝与高丽“朝贡贸易”考论

宋朝与高丽的“朝贡贸易”，是两国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军事目的起主要作用，这种贸易反映了双方经济关系的基本面目。     

2003年中国与东盟政治经济关系发展回顾

2003年是中国与东盟双边政治经济关系获得重大进展的一年,双方合作领域不断增加,合作成效日益明显.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双方政治互信进一步增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获得了新进展,双边进出口贸易创历史最好水平.目前,双方还在积极探索新的对话途径,寻找新的合作方式,向着共同构建新型睦邻伙伴关系迈进.     

中韩经济合作现状、问题及前景

中韩建交以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双方高层交往不断,政治互信增强。经贸合作快速发展,双边贸易额连年攀升。中国已成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进口来源国。中韩自由贸易区也在积极准备之中,虽然两国的经济合作也存在一些问题,但仍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中国-东盟国家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动因分析

随着中国与东盟各国贸易的发展,双方产业间互补优势的产品所占双方贸易额的比重不断下降,双方产业内贸易的比重不断上升,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逐步从产业间贸易走向产业内贸易。中国-东盟国家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动因:外国直接投资是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的推动因素;制造业的规模经济是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产业基础;各国人均GDP的持续提高及消费结构的逐步优化是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发展的拉动因素;地缘优势是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促进因素。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互补性研究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下,为了与中亚国家建立紧密贸易关系,有必要增强双方贸易互补性。利用贸易结合度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与贸易专业化指数分析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互补性,研究发现双方总体贸易互补程度不高;贸易互补产业结构单一;仅有建立在初级分工阶段的产业间互补,缺乏体现高级国际产业分工的产业内贸易。据此,认为应该"依托比较优势强化产业间互补,深化产业分工拓展产业内互补",以进一步发展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关系。     

互补性依赖与中澳贸易关系再审视——基于增加值贸易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中澳贸易关系日益密切,但双边政治外交关系却波折不断。从总贸易核算法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视角对中澳贸易的依存度、收益分解、竞争性与互补性进行再审视后发现: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远高于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依存度;澳大利亚在中澳贸易中的收益率高于中国;中国与澳大利亚呈现互补性贸易关系,但两者的竞争性也不容忽视。因此,从中澳贸易关系的发展来看,中国应该以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为契机,充分开发双方市场潜力,依托"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澳双边贸易合作,共同应对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     

新形势下与海合会国家开展“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基础、机遇和挑战

本文在全球和区域政治经济局势深刻变化并加速重构的背景下,对我国与海合会国家开展"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基础、机遇及潜在风险因素进行了研判和探讨。海合会国家位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交汇点,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油气资源储备,是全球地缘政治核心区域。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与海合会能源合作不断升级,形成了高度互补的贸易关系,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不断升温,海合会国家的经济转型为双方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同时,当地欠佳的营商环境、单一脆弱的经济体系、恶劣的气候条件、区域内国家地缘政治博弈、恐怖主义威胁、域外大国干预和牵制等不利因素构成了双方"一带一路"建设合作的风险。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障碍与贸易潜力

随着中国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对外贸易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传统和重要的贸易伙伴,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贸易在结构上存在着一些不足,导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贸易存在障碍;从另一方面看,随着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与贸易的发展,双方在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上的互补性越来越强,双方的贸易发展存在着巨大潜力.在介绍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总体情况的基础上,从贸易障碍和贸易潜力两个方面对双方的商品贸易进行了分析,并依据这一分析,提出了一些促进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贸易往来的政策建议.     

浅谈贸易交际中的体态语

<正> 商业部胡平部长在关于《商业文化学的基本内容》的专论中指出:“商品流通是物流,但起主导作用的是人,所以人的心理状态,文化素质就成为影响商业活动的不可忽视的因素。贸易双方之间、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直接接触,一举手、一投足,都显露其涵养、气质、能量、深度,进而影响着双方的心理、行为”。的确,在贸易过程中,尤其是在面对面的贸易洽谈和柜台售货中,贸     

宋代明州海外贸易发展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

宋朝是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发展的重要时期,明州是宋朝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海外贸易的发展使明州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发展成为宋代重要的地方经济区域中心,对当地的政治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促使宋政府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市舶司,并对市舶司官员的考核进行了严格规定,同时经济发展使商人地位得到提高,商人可入仕为官。此外,海外贸易的发展还对明州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略论明州在宋丽民间贸易中的地位

北宋建立后,随着明州地区经济的发展,造船与航海技术的进步及受周边复杂的政治环境的影响,明州成为宋丽间民间贸易往来的主要港口;在宋丽民间互通有无的贸易交往过程中,明州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宋代澉浦镇兴衰轨迹再探

北宋中前期,澉浦镇完成军事性质向经济性质的转变。北宋后期至南宋中前期,其经济功能进一步强化。南宋后期,澉浦镇渐趋衰落,其衰落与鲍郎盐场的分立并无直接关系,而与当时南北政权的政治军事格局转变相关。端平以后,蒙元发动灭宋战争,南北关系趋于紧张,澉浦镇作为临安门户,军事地位凸显,影响其海运事业,遂至衰落。澉浦镇的兴衰转变展现了南宋时代江浙地区通商与海防的矛盾,促使我们去反思江南市镇发展史的“延续性”问题。     

台谏对北宋仁宗年间党争的危害

朋党之争与宋代政治息息相关，且贯穿了整个大宋王朝的政治发展史。仁宗时期的党争是宋朝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党争，对后来熙、丰时期的党争产生了较大影响。两宋时期，随着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的加强，监察制度也进一步发展。宋真宗时御史台与谏院合二为一的趋势逐渐形成，这使得宋朝台谏的职能远远超过了唐朝，面对党争——宋朝政局动荡的最直接反映，台谏在党争中的作用亦不能被忽视。     

略论明州在宋丽官方贸易中的地位

北宋中期，随着明州地区经济的发展、造船与航海技术的进步及周边政治形势的变化，明州一跃成为宋丽贸易的主要港口．明州作为联结两国往来的纽带和窗口，在此后两国间的经济交往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北宋士人贬谪山水中的“集体记忆”——以苏轼及苏门诸子武昌“寒溪西山”唱和为例

宋人因酷烈党争而频繁陷入贬谪之中,又通过理性内省提升内心境界以挺立精神主体,使贬谪中的山水具备迥别于唐人的文化品格。由苏轼所发起苏门诸子参与的武昌寒溪西山唱和,即是以山水为媒介来反思士人贬谪命运、树立自由人格、因诗以进道而追寻文化价值的典型例子。并在一定的时间维度下通过想象追忆的艺术创造,构筑起士人群体间维系情感交流、心理勉慰和价值认同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通过山水审美活动使士人坚守文化理想的人文情怀得以传承延续下去。     

论苏门之立

苏门是北宋最为重要的文人群体之一。或云苏门之立“始于国事而不始于文事”,其实不然。从时间上说,它萌芽于熙丰而成立于元;从本质上来说,则苏门之立始于文学交谊而成于国事。从中可以看出它和新旧党争息息相关的一面。     

试论北宋政治的准宪政特征

宪政之基本精神是以根本大法限制最高政治权力。宋代中国政治已经具有若干接近于宪政的准宪政特征：宋太祖、太宗的家法,实际上是宋代政权的组织原则,在约束皇权方面,相当于一部高级法在发挥作用;北宋皇权、相权、台谏三权并立,是有效防止权力滥用的制度敷设;北宋的文官制度,以科举考试、业绩考核、高薪养官等制度为中心,已具有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雏形;北宋的党争,以政见之不同为主要争论中心,可谓政党政治的雏形。北宋的准宪政政治对宋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宋代文学会社的繁荣及其原因

宋代集会、结社之风盛行,是文学会社发展的成熟期。宋代文学会社之所以能获得全面、迅速的发展, 其原因主要有六:一是“以文会友”的文化传统,二是民间集会、结社风气的影响,三是文人追求雅、俗谐调的生活情趣,四是士子为应付考试而相互结纳,五是多元文化选择及文人党争的推波助澜,六是乱世文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宋初市舶司"不以为利"辨--兼论宋朝海外贸易收入的变化趋势

南宋著名学者陈傅良对北宋初海外贸易收入的一个判断长期没有受到质疑。他认为宋初朝廷设置市舶司不是为了增加收入 ;在开征进口税的初期 ,政府外贸收入还很少。本文从宋朝外贸收入结构、设置市舶司的政治背景、管理人员组成等方面对此提出了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