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移”的先锋——论苏童笔下的“历史叙事”

苏童笔下的＂历史叙事＂具有较为鲜明的艺术特色。作为一种观念的演绎,苏童的＂历史叙事＂呈现了地域文化对创作的影响,主题构成的多义性,而从艺术表现上,则呈现出循环的结构及其象征意味。关于＂历史＂的叙事＂漂移＂,最终使苏童的创作进入生存境遇与人性剖析的层面,而这不但是其小说给予读者的启示,同时,也是当代小说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一种发展趋势。     

论苏童小说丰盈巧妙的叙事方式

苏童是一个善于说故事的人，他通过丰盈巧妙的诗意叙事，让那些常人难以打磨成诗的材料诗情盎然。苏童小说丰盈巧妙的叙事方式主要体现在叙事视角的零度化、回环往复的象征意蕴、冷静刻骨的心理剖析、精致复古的历史渗透等四个方面，通过这些，苏童向读者展现出了他独特的叙事魅力和美学气韵。     

“启蒙”视野之外的人性诗学——试论苏童小说中的性别书写

在当代文坛上,苏童是一个在性别书写上颇具特色的作家。他对女性命运的书写和对男性心理的透视各有千秋,但他的人性书写并不是建立在历史和现实的维度上,赋予人性历史的内涵;也不是建立在对人性形而上的追问中,赋予终极性的意义;他的人性书写是基于一种对性别和命运的日常描述,并从个体生活的变迁中透视人生百态和宿命种种。他跨越了新时期文学以来主流的"启蒙"叙事边界,关注那些身处历史之流而背对大历史的个体,在还原部分民间生存真相的同时丰富了文学书写中"启蒙"视野之外的人性诗学。     

叙事模式的突破与超越 ——论苏童长篇小说《河岸》

苏童长篇小说《河岸》以一条河流为切入点,讲述了“文革”时期河上与岸上各类人物的生存状态。与其前期创作的先锋小说相比,苏童有意把历史对人的摧残和挤压呈现到读者面前,直接揭示历史对人物成长的影响;在其它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那条河流,在这部小说中也构成了其潜在性象征;作品中少年成长的处事方式被注入了更多的理性因素;同时,作者把历史融入了人物的生活,给河流和人性注入了新的元素,人物命运得到了成功的救赎。《河岸》是苏童对其原来小说叙事模式的一次成功突破和超越。     

叙事伦理：叙事走向伦理的知识合法性基础

叙事与伦理结合构成作为批评方法的叙事伦理,其知识合法性基础在于三个方面。首先,伦理是对人类生活应然状态的一种规定,而叙事,尤其是文学叙事（或称虚构叙事）是对生存的一种展示,加深我们对应然生活的理解,这是人类学基础;其次,叙事和伦理都是人的自我确立方式,这是叙事走向伦理的心理学基础;最后,“美是道德的象征”是叙事走向伦理的美学基础。     

富有创新精神的叙事——论余华小说叙事内容的转变

当代作家余华用他的生命历程进行着创作,以冷静的思考成熟于自己写作当中,以他最具有原创性、不可替代的余华叙事给文坛带来了一片刺人眼目的风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余华80年代早期作品多以暴力和冷酷为显在内容,以独有的感觉方式和叙事来探索和提示人类生存中的某种真实,用不动声色的笔调展现一幅幅残酷阴郁的世界,饱含着对人性恶的愤怒和焦虑.而到了90年代以后余华却以迥异的叙事内容继续书写着他对生存命题的深层思考,表现着他与众不同的创新精神.     

遁逃与突围——论苏童《罂粟之家》中欲望与历史的关系

作为向＂新历史主义＂小说大规模进军的前奏,中篇小说《罂粟之家》已经彰显了苏童向历史深处遁逃的勇气和决心。在《罂粟之家》中,苏童将欲望植入历史的肌体,用欲望化的叙事打破了以历史理性为要义的伦理关系的藩篱,颠覆了＂宏大叙事＂下被主流话语系统模式化的＂阶级（层）叙事＂,将潜藏在人性深处的欲望置于历史的中心位置,精彩地完成了一次人性欲望的突围表演,达到了历史与人性的高度契合,以此表现了苏童式深刻而独特的人性关怀。     

从个人叙事到民族叙事——沈从文小说地域色彩的形成

地域色彩是沈从文小说的主要特征,他对湘西世界的创造,不仅为20世纪中国文学增添了光辉的一章,而且使其成为湘西地方民族叙事的代言人。沈从文小说地域色彩的形成,经历了个人叙事和民族叙事两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认同了＂乡下人＂的身份,而且在摆脱早期个人叙事圈子的同时也把个体敏锐的感性认识与湘西地方特殊的民族历史文化融合在一起,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湘西民族叙事。     

对生命体验的叙事型观照——试论小牛小说创作哲学

小牛笔下的湘文化写作,源于对底层生命体验的思考。对小牛小说进行分期观察,其人物叙事可以分为三类：俄式的＂小人物＂叙事;湘文化的民俗性叙事;社会转型期的底层民众叙事。这三类叙事统一在作者对底层生存的道德关怀之中。     

斯皮尔伯格战争三部曲比较研究

斯皮尔伯格对战争片情有独钟。通过研究他的战争三部曲《辛德勒名单》、《拯救大兵瑞恩》和《战马》可以看出，斯皮尔伯格采用不同的叙事模式和叙事风格来反映战争对个体的摧残、对人类和世界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同时，他也在这些影片中表达了他对人性所持有的天然乐观精神。影片叙事模式和叙事风格的变化暗示着多样化的价值诉求和不同的审美内涵。     

解读余秋雨散文集《千年一叹》的叙事模式

"叙事学"是小说文本解读的一种方法,用它来解读余秋雨的散文集《千年一叹》,可清晰地发现该散文文本的叙述主体"不再是"余秋雨本人,而是余秋雨对社会文明兴衰的理解和世纪之交世人生活现状与生命状态的真切体味,这也就决定了《千年一叹》的叙述主题是以"救亡"与"启蒙"为目的寻访人类古文明。而在《千年一叹》的叙述话语中,作为其"叙述语"和"转述语"的交替运用,不时地发生着质的变化,余秋雨则以"导演"的身份走到舞台的中央而直抒胸臆,以他对"文明"思考的叙说来感染和影响读者的阅读心理和审美情思。     

苗文化传承与沈从文小说叙事的主体话语权利

在苗族作家沈从文的小说叙事中 ,作者对话语权利的争取是其最明确的特征。其叙事视角的选择与转换调整 ,都是为了确定自己在小说叙事中存在的地位 ,确定自己在叙事中的话语权利。这一切与苗族文化口传心授的传承机制有着相同的文化心理动因和外在表现形态。沈从文对苗文化的认同 ,对苗族人文价值观念的认同 ,导致了他小说创作中相同于苗文化传承的叙事的产生     

死亡的叙事方式及其文学价值——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批评

死亡对于人生来说是一种必然的结束方式。而死亡作为文学的一种叙事资源并不一定被充分利用。尽管死亡是人类不能不面对的问题,但文学史上关于死亡的叙事并不多见。迟子建的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却选择了死亡叙事,让我们领略了死亡叙事的文学价值。     

论网络小说的叙事情境

在叙事学中,叙事情境主要用来阐明叙事文本中叙述者与故事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网络小说作为一种新兴的叙事文学,它的叙事情境有三个特点:舍弃传统的第三人称叙事而主要采用第一人称;抛开现代小说叙事偏好的内聚焦和外聚焦模式而采用零聚焦;运用讲述的叙事方式。     

叙事比故事更重要——论威廉·福克纳对叙事角度多元化的追求

威廉.福克纳在叙事艺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其一是尝试把两种以上的叙事角结合起来使用,并且采用多重的、复合的叙事来开发各种叙事角最大的叙事潜能,发挥其最大表现力;其二是注重运用儿童视角和痴傻人视角来获得特别的叙事效果,更进一步逼近真实。他的创新提升了各种叙事技巧的表现力,从而更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天堂蒜薹之歌》的叙事结构

对农民疾苦的关心和为民请命的精神,成为莫言写作《天堂蒜薹之歌》的动力,也使这部作品带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小说从叙述者、《群众日报》上的文章和瞎子张扣的唱词三个角度对蒜薹事件进行了全方位的叙述,这三个角度分别代表了精英、官方和民间的立场,同时也构成了三个叙述文本。这三个文本分别属于小说叙述文体、新闻文体和政论文体、民间说唱的韵文文体。多种文体被组合在一个叙事结构中,构成一部跨文体的小说。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莫言将西方现代派手法与民族传统的叙事方式交融在一起,使其叙事方法显得错落有致、丰富多姿。     

论冯至早期叙事诗的现代意义

冯至因其风格各异的抒情诗、十四行诗、叙事诗及诗歌中特有的哲学意蕴立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坛。本文旨在通过对《吹箫人的故事》《帷幔》《蚕马》《寺门之前》等叙事诗在叙事结构、文体形式、诗歌中的精神特质等方面的研究 ,探析其早期叙事诗的现代意义。本文作者认为 ,理解冯至早期的叙事诗是理解中国叙事诗艺术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关键     

形式即内容--试析《喧哗与骚动》叙事形式的艺术效果

本文通过对威廉.福克纳小说《喧哗与骚动》中的叙事形式与所揭示的人物意识的分析,指出《喧哗与骚动》中作者从四个叙事角度成功通过不同侧重点的叙述形式向读者展示四个不同的意识世界。这样小说中的叙事形式与意识的重合使读者获得一种立体的视角,从而积极地参与到文本意义的阐释中去。     

《追风筝的人》中的意象呼应及其文化隐喻

在《追风筝的人》的小说叙事中,作者胡塞尼运用了包括风筝、石榴树、弹弓和兔唇等多个具有文化隐喻的意象,巧妙、自然地使它们贯穿于文本始末,给小说带来了一种诗意的氛围和情绪。这些重复出现的意象前后呼应,对小说结构起到了收束的功能,加强了作品的叙事张力,丰富了作品的人性内涵和精神维度,增强了小说的主题。     

凯南和柯里的"叙述者"理论比较

凯南与柯里都注重作为叙述者的作者在故事叙述中的重要地位,二人都从布斯的理论出发论述叙述者问题。凯南认为叙述者是叙述交流的构成要素,并分析了它的不同层次;柯里提出叙事者是控制者的观点,并通过身份、叙述视角技巧的分析论证了自己的理论。这是他们的相同面。二人的不同面是:凯南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是以故事为中心,把作为叙事者的人放在文本结构中来阐释;柯里的后现代主义叙事学则突出了作为叙事者的人,认为人是叙事动物,人是叙事的讲述者和阐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