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个人信用信息权益实现的法律缺位与补足

个人信用信息权益保护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关键内容。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既为社会信用的数据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持，又带来了信用主体隐私权、名誉权等实体权利受到侵犯的风险以及信用主体知情权、异议权等程序权利难以实现的隐患。同时，还存在信用监管权受到算法侵蚀，监管范围被征信机构技术规避的问题，也将进一步加大个人信用信息权益受到损害的风险。应对如上问题，约束替代数据的采集利用、提升算法过程透明度、修建完善失信惩戒与信用修复机制，是可行之道。此外，增强提供者和用户监管在人工智能技术支持的信用信息权益保护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作用，是关键之策。     

大数据技术下个人公平征信监管的数据治理维度

个人征信广泛用于信贷、租赁等经济交易场景，关乎征信主体重大经济利益。从国内外征信业发展看，大数据征信已经成为传统征信的重要补充，并呈现出征信主体多元化、个人信用信息泛化、征信过程智能化和自动化等特征。大数据征信一方面有利于解决缺少信用记录主体获得金融支持的困境，另一方面又可能带来信用歧视和不公，而现有征信监管未能有效回应。基于大数据征信数据驱动的本质，可借鉴数据治理的现有立法实践，在征信监管中一方面坚持和完善大数据征信下数据处理的透明度要求，另一方面夯实大数据征信机构在个人信息准确性和合法性方面的保障义务，并赋予信用主体挑战不公平征信结果的权利，以实现大数据下个人公平信用权益的有效保障。     

论“家电下乡”中农民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护

知情权作为消费者权利体系中的基础性权利,在我国消费者权利保障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家电下乡政策中,保证农民消费者权益的关键也是首先实现其知情权。但我国现有消费者知情权保护机制仅强调经营者的产品信息直接披露义务,而忽视了政府和公益性团体对经营者产品信息的间接披露义务,又加之农民消费者大都处在信息闭塞的农村,且自身文化素质较低,因此家电下乡中农民消费者知情权需要法律的特别保护才能得以实现。为了保障家电下乡政策有效实施,农民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护主要表现在法律上确认消费者知情权请求权,立法上明确经营者和政府的产品信息披露责任,司法上引入集团诉讼等方面。     

论反洗钱义务履行中的个人信息处理

为履行反洗钱义务而处理个人信息，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所规定的“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所必需”而处理个人信息的典型应用场景。反洗钱中的个人信息处理无需取得个人同意，但对个人信息的收集范围及处理活动应与反洗钱目的直接相关，并应最小化对个人权益的影响。为应对金融数字化转型的挑战，《反洗钱法》需适时修改，在强化保障个人知情权、查阅权、更正权和获得救济权的前提下，为以履行反洗钱义务为目的的个人信息共享提供便利，从而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再平衡。     

电子商务法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网络的虚拟性、高技术性、无纸化等特征使消费者面临信息欺骗、格式合同陷阱、合同的不当履行、信息传递安全等问题。为了使网络消费者的权益保护达到传统消费环境中的保护水平 ,应加强立法 ,从信息披露、合同履行、格式条款、个人数据保护、意外损失的风险承担等方面规范网络经营者的义务。同时 ,相关行政部门发挥应有的监管职能、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力量的壮大也是促进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要渠道。而在目前法律不健全的网络消费环境下 ,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的提高也很有必要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中的地方政府责任探析

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是地方政府职责的主要内容之一,对地方政府及其部门来说,保护妇女土地权益的具体职责应包括法律政策保障、民主环境优化、土地市场监管、社会保障供给、维权渠道救济等责任。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在保护妇女土地权益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必须加以完善。     

论农民发展权保护的政府责任

保护包括农民在内的公民权益是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责,也是政府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价值体现,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政府目标的关键.现实中,农民发展权保护中政府责任的缺位、越位和错位现象比较严重.增强农民发展权保护的政府责任,不仅要消除二元体制,完善法律制度,更要以公平为核心理念.打造责任政府.     

完善民营企业投资权益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迅速,但民营企业投资权益环境不佳,存在着理论指导迟滞、制度滞后与制度缺陷、政府信用缺失、法制环境不健全等问题.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认识,消除理论障碍;转变政府观念,规范政府行为;完善权益保护制度,从依靠领导权威保护转向依赖制度保护.为此,应设立统一的中小企业管理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权益保护的力度,以改善民营企业投资权益环境.     

欧盟国家征信立法中对信用信息主体权益的保护及启示

如何保护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是征信立法的核心问题之一。欧盟各国在《欧盟数据保护指令》的统一指导下,制定了在具体规定上各具特色但总体原则一致的信息主体权益保护法,其在信用信息的采集范围、采集程序、保留期限、使用目的、跨境流动的法律约束以及信息主体的知情权、异议权等方面的规定值得我国借鉴,建立我国信用信息主体权益保护制度应遵循平衡保护、直接保护、可操作、权责分明等原则。     

平台共治视角下个人信用保护的范式转换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中的信用基础制度,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目标。平台企业参与的信用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指引下的治理创新,始终在国家顶层设计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平台企业成为信用治理的关键枢纽,个人信用保护面临信息处理边界不清和信用制度利益失衡的困境。必须仔细探寻个人信用保护困境背后的理论根源,防止信用共享共治异化为信用管制。现行信用法律制度在权利归属、程序设计、责任机制方面均存在空白,导致个人信用仅构成一种反射利益。传统权力制约范式难以回应数字时代的个人信用保护需求,新型信息权利是解决困境的根本,数据流通规则有助于解决权利成本过高问题。应当围绕个人在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体系,完善数据流通规则,重建个人信用保护的法律框架。首先,必须明确界定信息的敏感程度及其信用评判价值功能,并对信用领域的信息处理行为适用层次化同意规则:针对有利于信息主体的正面敏感个人信息采取单独同意与资格准入规则,适用责任规则;针对不利于信息主体的负面敏感个人信息一般采取禁易规则,基于公共利益目的除外。其次,信用领域数据流通的商业实践要求转向行为风险规制模式,实施以合同为中心的支配规则,适当运用特别规则强化个人信用保护力度。其中,平台与经济组织之间的数据流通应当在同意规则以外,增设标准合同文本、平台责任强化、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三类倾斜性保护措施。平台与行政部门之间的数据流通应当确立以主体责任和救济机制为关键内容的流通秩序。     

论私密信息处理的告知同意

私密信息与敏感信息在具体内容上的交叉或重合与《民法典》对私密信息适用法律的规定,是私密信息处理适用敏感信息规则的客观基础和法律依据。私密信息处理的必要性主要考量处理目的是否正当、特定和处理手段是否合理,可由处理者、个人或者人民法院评判并采取书面形式单独告知,而告知义务的免除应当严格限制。对个人权益的影响可参照国家标准由多方组成的评估组织从不同维度进行评价、分级,以私密信息保护影响评估报告的形式告知。私密信息处理的单独同意应当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采取书面同意形式,同意的例外情形在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规定的同时,还要考虑私密信息的特殊性。     

论征信活动中保护个人信用信息隐私权之目的特定原则

目的特定原则对于在征信活动中保护个人信用信息隐私权具有重要作用:一是加强了个人信用信息隐私权的安全性;二是在保护个人信用信息隐私权与其他重要利益间维持平衡。主要包含以下内容:收集个人信用信息的目的特定,处理和利用个人信用信息的目的特定,目的变更后的目的特定,目的消失后的删除义务。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的财务透明度和信息披露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文章选取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能够降低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且内部控制质量与信息透明度在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分别发挥调节作用和中介作用;同时,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该影响对“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国有企业更加显著。文章由此提出,政府应促使企业主动履行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义务,并根据企业类型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管政策;企业应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提升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透明度和规范水平,以降低权益资本成本。     

我国个人信用征信制度的立法探讨

个人信用征信制度是关于个人信息收集与传递的机制,是减少失信行为、促进交易的有利手段,是建立信用经济的重要环节。但是我国关于规范个人信用的全国性立法还是空白。个人信用征信制度的建立需要解决公民隐私权的保护问题,并在信息的收集、处理、公开、法律责任等方面构建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     

非法获取个人数据犯罪的法益分析及处罚限定

个人信息权益、数据权益、信息管理秩序、数据安全秩序，是大数据时代下刑法保护的新兴法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个人信息权益，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保护数据权益，二者都应作为个人法益保护。一方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同意”要件的规范化构造，以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程度为基础，在因“同意”而产生的合理预期范围内由信息主体承担信息社会的风险。另一方面，以私法上个人数据确权理论为依据，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对象应包含个人数据所承载的数据控制者的数据权益，处罚范围取决于个人数据上的企业投入及合法获取。非法获取个人数据的行为，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想象竞合。     

政府、企业和个人信用之比较

信用按主体不同分为企业信用、个人信用和政府信用三种。文章对三种信用缺失的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个人非法追逐利润、企业产权不明晰以及政府决策失误和地方保护主义分别是个人、企业和政府失信的主要原因,并认为企业家失信和领导贪污腐败是企业和政府失信的重要原因,同时比较了各自失信成本的大小。文章还认为个人信用是企业信用和政府信用的基础,而政府信用是个人信用与企业信用的保障。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几点建议。     

消费者知情权的理论探讨与价值分析

消费者知情权是消费者依法享有要求经营者告知其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有关的真实情况的权利,以及依法享有要求国家机关、公共组织提供消费信息的权利。消费者知情权的内容包括消费者的主动了解权和被动告知权,其权利客体是真实、全面、适当、有效的消费信息。-消费者知情权的义务主体有经营者、政府、消费者组织、大众传媒,它是典型的经济法权利。保护消费者知情权的价值在于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信托关系视角下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规则的类型化

个人信息处理是覆盖信息流动全过程的多种不同行为,具体信息处理行为的风险因场景变化存在差异,增加了形成具有统一标准之行为规则的难度。解决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标准不统一问题需要纠正目前对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规则缺乏类型化的错误导向,以重构个人与个人信息处理者之间的信托关系。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规则应以法律规则的效力实现方式作为类型化标准,信息关系中具体信义义务的内容和范围作为考量因素,具体包括应为模式、勿为模式、可为模式三种规则类型。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规则类型化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解释需要明确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应为模式下的覆盖信息处理全过程的告知义务和安全保护义务,勿为模式下的自动化决策要求和可为模式下的弹性化、场景化引导和激励措施,由此形成规则、标准、行业习惯的多元共治。     

论农民发展权保护的政府责任

保护包括农民在内的公民权益是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责,也是政府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价值体现、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政府目标的关键.现实中,农民发展权保护中政府责任的缺位、越位和错位现象严重.这不仅是二元体制的制约、法律制度阙失的结果,更是政府对农民责任意识淡薄、监督机制缺乏,维权组织缺位的结果.增强农民发展权保护的政府责任,不仅要消除二元体制,完善法律制度;更要以公平为核心理念,打造责任政府.同时,应加大农村投入,增强政府培育扶持力度;确立互动机制,强化监督政府.     

信托关系视角下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规则的类型化

个人信息处理是覆盖信息流动全过程的多种不同行为,具体信息处理行为的风险因场景变化存在差异,增加了形成具有统一标准之行为规则的难度。解决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标准不统一问题需要纠正目前对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规则缺乏类型化的错误导向,以重构个人与个人信息处理者之间的信托关系。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规则应以法律规则的效力实现方式作为类型化标准,信息关系中具体信义义务的内容和范围作为考量因素,具体包括应为模式、勿为模式、可为模式三种规则类型。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规则类型化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解释需要明确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应为模式下的覆盖信息处理全过程的告知义务和安全保护义务,勿为模式下的自动化决策要求和可为模式下的弹性化、场景化引导和激励措施,由此形成规则、标准、行业习惯的多元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