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或从属：旅游参与与女性家庭权力——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两性平等一直是女性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而女性在家庭中的权力与地位多被认为是实现两性平等的关键维度。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本文关注于参与旅游对女性家庭权力的影响及其所透射的乡村性别关系,并指出参与旅游活动对女性在对家庭中的经济支配权、家庭事务的决策权和家务分配权等权力均有一定程度的改变。女性家庭权力在旅游参与中得到提升,其动因正在于文化及资源变动所引发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不过,从根本上来看,这种觉醒与变化尚未真正撼动乡村中以男性利益优先为原则的两性关系。     

社会性别视角下陪读对农村妇女的影响——以四川省泸州市B镇为例

以四川省泸州市B镇为例,解读从乡到镇的小范围迁移下陪读对农村妇女的影响,发现妇女成为陪读家长的主力军,对农村妇女的影响呈现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但无论是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都强化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导致农村妇女走出家庭、再次就业困难重重.在自我感受方面,农村妇女对陪读持肯定态度,但面临着陪读和就业难以兼顾的矛盾.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和传统的性别分工是陪读妈妈现象产生的根源.因此在宏观层面应进一步关注和加强农村教育,倡导性别平等;在微观层面应将对陪读妈妈的服务纳入专业的社会工作之中,通过积极开展农村妇女职业技能培训、为农村家庭提供儿童服务等方式,帮助农村妇女实现自我发展.     

从经济精英到治理精英：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路径

乡村振兴必须发挥妇女的主体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受父权文化的影响,农村妇女通常在社会和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通过对陕南两县8名农村女性经济精英进入村庄权力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进行考察,在“资源-文化”视角下分析她们如何从经济精英转变为治理精英并探讨其参与村庄治理的意义。结果发现:经济地位的提高是引导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冲破传统性别文化束缚、改善不平等性别权力结构的关键。农村女性经济精英凭借自身的能力和性别优势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而推动乡村善治,助力乡村振兴。     

家庭资本、传播媒介对农村妇女性别意识的影响——基于SEM的实证分析

性别平等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村妇女性别意识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男女性别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女性在家庭事业、能力、就业方面较男性更为现代性,但在家务方面有延续传统的趋势;城市妇女较农村妇女在性别意识上更为现代性;现代网络媒介对农村妇女性别意识的影响小于传统媒介的影响;家庭资本(0.191)、传播媒介(0.237)对农村妇女性别意识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同时,传播媒介在家庭资本与性别意识之间起到中介效应作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内生动力研究——以皖北地区为例

乡村振兴是我国重大战略部署，政策扶持、社会帮扶等外部拉动作用明显，乡村旅游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内生动力明显不足。基于社区参与的角度，以皖北地区为例，采用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依照认知—情感—行为的逻辑框架，探究社区居民对参与乡村旅游的感知效应、地方依恋和参与意愿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感知效应中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文化效应对社区居民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环境效应对促进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力不足。地方依恋的两个维度均显著影响参与意愿，说明社区居民的情感眷顾对参与行为的作用十分显著。感知效应中除经济效应对地方依恋的影响不显著外，其余维度均正向作用地方依恋。说明社区居民对家乡的情感多受地区文化、地区环境影响，而乡村经济效应对社区居民情感的正向刺激较小。     

女性民俗与农村妇女的村庄政治参与——以温州L村为个案

女性、民俗和政治,三者并不仅仅是由抽象概念构成的宏大叙事关系,而是在具体时空中彼此嵌入并有着明确指向的研究课题。城镇化进程中,普通农村妇女在民俗生活提供的各种可能渠道中参与村委选举、监督征地利益失衡、培育女性民间社会团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等,实践了一条独特的"村庄政治"参与模式。农村妇女"村庄政治"参与模式实质是城镇化带来的"民俗生活的政治化",女性民俗的社会理性凸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转型农村社区妇女生活"新传统"。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需重视引导"女性民俗"于农村妇女"村庄政治"参与模式的实践功能,这将是推进"社区善治"理想一条可供选择的重要路径。     

从被动卷入到主动成长：乡村旅游地东道主女性的生命历程分析

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东道主女性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相对于男性,乡村女性在旅游业参与中依然处于从属地位。本研究依托于生命历程理论,利用深度访谈,为进一步提高乡村旅游地东道主女性能力提供依据。结果显示：1.不同出生组乡村女性的个体生命轨迹并未产生重大变化,乡村振兴与本地旅游业发展使她们被动卷入旅游业,但参与旅游业客观上对其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2.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的女性平均教育程度更高,工作经历更丰富,有助于她们突破身份限制,在旅游业中有更好的表现。3.乡村女性的个人成长受自卑的心理因素、双重劳动、社会资本薄弱等不利因素影响,因此促进其成长需要多层面提供支持。     

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中的性别失衡——基于武汉市百步亭社区的个案研究

社区居民参与的性别平衡有利于社区的和谐和发展.目前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中,女性比例大大高于男性,存在明显的性别失衡.通过武汉市百步亭社区(全国文明社区)的个案发现,男女两性居民拥有的社区性别资源差异与参与的积极性有着很大的关联性.相对而言,女性居民比男性居民拥有更多的社区参与资源,这也导致女性的参与意识与行动显得比男性积极,从而造成社区参与中的性别失衡现象.社区性别资源差异的形成,既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有居民自治组织(居委会)一定的责任,但关键还是在于社区最高领导层决策的无性别视角.社会性别主流化在我国宏观领域渐成趋势,但在社区更多的是一种性别盲区.为了改变城市社区参与性别失衡的现状,社区管理者要树立性别意识,加大宣传力度,建构有利于男性参与的社区氛围,针对居民性别特点设计活动,提高男性居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     

农村妇女在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中的 作用、困境与出路

文章首先论述了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同于一般野生生物保护的特点,说明社区参与是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不可或缺的条件。并以社会性别的视角,分析了在我国农村农业女性化的大背景下,农村妇女作为社区的守护者、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农村家庭的管理者和农业文化的传承者等多重角色,对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担负着重要作用。然而,农村女性环保意识和知识不足、资源匮乏以及在社区管理中缺少话语权等原因,使她们的作用难以发挥。对此,本文建议各级政府和妇联组织把环境教育作为农村妇女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重新认识新农村建设的内涵,把＂对环境友好＂作为各种项目、活动的评价标准之一。     

村庄治理中妇女的组织参与——以浙江省K村为个案

根据村民自治制度的安排，农村妇女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但在现阶段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了妇女在村庄公共组织中“缺场”和村庄公共组织决策中“失语”的现象。造成农村妇女低组织参与的主要原因是：制度支持的不力、农村妇女自身的角色定位限制、传统父权制家庭文化的影响和农村社会“力治”的性别偏好。     

旅游社区居民感知视角下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社会交换理论的解释

伴随着乡村旅游的持续深入发展,旅游社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问题成为当前影响乡村旅游业提质增效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基于旅游社区居民感知视角,选取山东省六处典型乡村旅游社区,利用社会交换理论探究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对比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社区居民政府信任及居民感知的差异。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旅游感知收益、生活满意度正向影响政府信任,生活满意度在旅游感知收益与政府信任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2）旅游感知成本显著负向影响政府信任,但与社区参与、社区依恋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不显著;（3）社区参与、社区依恋均正向影响旅游感知收益、生活满意度,而且社区参与通过旅游感知收益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4）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和社区依恋水平没有显著差异,而社区参与和居民感知水平差异显著。     

三维空间中农村回族妇女生活状况对其健康的影响——一项来自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XYW村的人类学考察

临夏农村回族妇女的生活空间主要集中于家庭层面、宗教层面和社区层面三个维度.在家庭层面,妇女的忙碌、劳累及劳动的无偿性对妇女健康有不利影响;在宗教层面,妇女的显性缺席及隐形存在同样对其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在社区层面,妇女逐步参与社区公共活动,对其健康有长远而积极的意义.     

当前农村妇女生育中的自我意识——来自湖南省某村农村妇女的调查

女性在生育中的自我意识表现为女性对自我生育角色的认知、对生育选择和生育行为的控制,以及生育行为与生育性别数量带来的生育体验等三个方面。当前农村妇女在生育中的自我意识凸显其矛盾性,一方面农村妇女内化传统的生育观念,对生育无条件地接受,＂男孩偏好＂仍然左右着其生育行为;另一方面,农村妇女又不再甘心充当生育的工具,开始要求驾驭自己的生活,对生育行为更趋向理性控制,其主动性的发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男权文化的藩篱。     

可持续旅游扶贫开发模式研究——社区参与乡村旅游

在对乡村旅游、旅游扶贫和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相关概念内涵及研究进展阐述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贫困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必要性和主要障碍,提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一些思路,即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通过政策调控保障社区参与的主体地位,通过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政策框架确立社区居民参与的激励机制,提高社区居民的相关旅游知识及进行相关能力培训,提高非政府组织在旅游发展中的作用等。     

社会性别视阈下的乡村困境——基于1508个村庄的性别平等调查问卷分析

随着改革进程的加速,乡村治理与乡村发展的社会性别问题愈演愈烈。一些村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追求正因政治代表权的缺失、经济分配中身份认定的错位以及文化上的错误认同而被剥夺,成为现阶段乡村治理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性别正义理论主张男性与女性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社会事务,实现两性在经济上的公平分配,文化和法律上的认可,政治上的代表权,形成两性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制度安排。社会性别视阈下的乡村治理运行机制,正是通过完善保障农村妇女权益的法律机制,村集体资源分配机制和社会性别文化倡导机制,引导农村男性与女性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社会生活和实践,获得同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和待遇。     

气候变化的社会性别研究理论与发展

气候变化的社会性别研究是近年来在国内外逐渐被多个学科关注的新问题,也是对气候变化与人类——尤其是女性——之间关系的理解,对研究气候变化对人类环境、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气候变化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结构可划分为价值观、习俗与制度、行为和知识等三个层面的构成要素,其研究重点可分为气候变化对女性的影响、女性与气候的关系与女性应对气候变化等三个层面的内容,同时它也具有环境、国家、民族和文化等多样性的属性和特征。未来气候变化的社会性别研究可以从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和结合实际的运用实践两个方面发展。     

中国农村家庭社会性别关系模式的探索性研究

基于文献研究和质性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对Kabeer的社会关系分析方法进行修正,用3个综合变量描述中国家庭中的社会性别关系模式,即权力决策模式、资源分配模式和活动承担模式;并利用在中国东部某县905名(男性313,女性592)农村对象的调查数据,采用上述三个指标对中国农村家庭的社会性别关系模式进行定量的描述性分析,发现目前中国农村大部分家庭中存在偏向女性的权力决策模式,偏向女性的资源分配模式以及男主外、女主内的活动承担模式,且三个变量间存在相互关系.     

农村女性残疾人的社会融合现状研究——以北京市延庆县为例

在我国农村地区,女性残疾人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她们的社会融合情况将直接关系到她们的生存和发展。目前我国对于农村女性残疾人的研究为空白。基于对北京市延庆县的实地调研,从六个方面对农村女性残疾人的社会融合状况进行了调查与分析,从个人、社区及社会三个层面进行了讨论,结果表明目前农村女性残疾人社会融合状况较差,生活质量较低。基于此,建议建立以社区为基础、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支持体系,扩大农村女性残疾人的社会保障领域,加强农村女性残疾人自我能力建设,以及加大对农村女性残疾人社会融合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共同为农村女性残疾人提供更全面更优质的社会生活。     

知识女性参与高校管理的现状、影响及对策

如何在高校管理中充分发挥知识女性的作用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本文对知识女性参与高校管理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从三个方面提高知识女性在高校管理中的参与度和效能感:努力营造知识女性参与高校管理的良好氛围;有效提升知识女性的综合素质;深入开展社会性别意识的推广活动.     

困境与出路：农村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社会支持体系研究

家庭中的精神障碍患者会给其家庭带来巨大风险与负担。在我国农村,精神障碍患者家庭作为一个特殊弱势群体,不可避免会遇到诸多困境。基于湖北省L村的实地调查,其社会支持呈现微观层面亲属支持单一性与非稳定性、互助支持缺位,中观层面医院支持断裂、社区支持匮乏,宏观层面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社会组织支持真空、社区文化归因偏差等特性。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完善与构建农村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社会支持体系,其出路应以政府为主导、社区为依托、社会组织协同参与为支持主体系统,以收入来源的拓展、心理支持的提供、社区互助支持力量的培育为支持内容,以专业社会工作嵌入作为其支持实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