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一分殊"与儒学重建--论刘述先新儒学思想的方法论原则

刘述先新儒学思想始终贯穿着"理一分殊"的方法论原则.他在批判继承朱熹"理一分殊"说及卡西尔功能统一说的基础上,结合当代思想文化的特色,对"理一分殊"作了一种创造性的阐释,并将此作为自己建构新儒学思想体系的方法论原则.他对古今中外文化问题的处理、对儒家思想特质的揭示、对系统哲学的探索,都是通过对"理一分殊"的现代阐释来把握的.     

仁、智之辨——从工夫论视角看戴震对理学的反思及其得失

戴震的理欲观一直颇受学界重视,但与他理欲观密切相依的工夫理论则问者寥寥,这对全面地理解其哲学是不够的。戴震批评宋明理学的存理灭欲说,而以存乎欲、完善欲来重新规定理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展现出一种面向现实民生的理想道德秩序。为实现这一道德秩序,戴震围绕对仁、智范畴的阐释而展开其独具特色的工夫论。此工夫论对理学的工夫传统做了一些批判性反思,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但总体来说并未走出理学的藩篱。     

胡适心目中的"戴震"--"平议胡适之‘戴震观''''"之一

胡适心目中的戴震,其人,是我们徽州人中的一先贤,其思想,是"三百年中数一数二的巨人",因此,胡适在<戴东原的哲学>中首创"戴学"."戴震"即"戴学".     

戴震的人性哲学及其启蒙意义

戴震是著名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不仅对"宋儒以理杀人"提出控诉,而且通过对理欲关系的重新诠释为宋明理学推崇的天理祛魅,借此解构理学"以理杀人"。具体地说,他从气化流行入手揭示人性的基本内容,强调天理存在于人欲之中;在肯定人欲正当性、合理性的基础上,呼吁遂欲达情。作为戴震人性哲学的核心命题,"理者存乎欲者也"对理欲关系进行了重新解读,具有鲜明的启蒙意义和价值。     

理势相生与万岁成纯——略论王船山之历史哲学

王船山的历史哲学可从历史与经世、对历史性的领会、历史意识以及历史学四个方面来对其加以阐明:船山以史学作为经世之学,这是其历史哲学的根本出发点;而其极具特色的贞一之理、相乘之几说和理势合一说指明了船山对本原历史性的深刻领会;"参万岁而一成纯"则展示了船山古今无几的深厚历史意识;他的历史学则可以被阐释为"设身处地"的历史现象学。通过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比照,更能揭示出船山历史哲学的特性:只有置身于天人回环、交尽的整体视野中,史际的原始展开才得以呈现自身。     

修己与治人:戴震理欲观新解

关于戴震的“理欲观”，传统研究已经从学术批判与政治批判、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情感主义与智识主义这三个维度展开了丰富而具体的分析，但其中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探究的疑难问题。而通过戴震思想所蕴含的修己与治人的维度，可以重新审视戴震的理欲观，并能对传统研究揭示的疑难问题作出新的诠释。首先，戴震以治人为出发点，不仅将程朱主观性和超越性之“理”改造成客观性和公共性之“理”，还将程朱个体性和内在性之“欲”改造成社会性和客观性之“欲”。其次，戴震在修己层面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修身标准，提出“庸德”来作为日常生活中所有民众的修身标准。再次，戴震不以道德标准作士人和庶民的区分，而将宋以来儒士所体贴之天理视为“一己之意见”，批判其带来的社会治理危害，开启以知识作为士人和庶民的区分标准，显露出不同于传统的近代意识。     

从清代前期学术流变看桐城派与"汉学"关系——"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二

"汉宋学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焦点之一。最初,以姚鼐与戴震之间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汉宋学之争"也因此而成为桐城派研究中常常涉及的问题。但学术界多从"扬汉抑宋"角度评论这场争论,或用戴震拒绝姚鼐师从的请求来解释这场争论的发生。"汉宋学之争"是关于儒学本质与功能之争,它是清代学术流变的产物,即"汉学"家放弃了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思想,而将经学蜕变为考据训诂之学,并以考据训诂作为汉、宋学的分界线,从而引发了"汉宋学之争";其导火线则是戴震在谈到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时,以"考核"自诩而视文章为"等而末者",贬抑了义理、文章,从而引起与姚鼐的冲突。     

戴震哲学的思想史意义再评价——从18世纪社会史出发的考察

以往在对戴震哲学进行思想史评价时常将其与近代思潮相关联,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做法。由于近代思潮与之前的儒学思潮存在一种断裂,这种思想史的评定方法缺乏合法性。实际上应当将戴震哲学置于儒学的自然进程中加以考察。18世纪的中国社会尚未受到西方入侵而处于自在自为的发展状态,作为其有机成分的儒学亦处于立足自身发展逻辑的自然进程中,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从18世纪的社会史出发考察戴震哲学的思想史意义是更为合理的路径。18世纪中国商贸的发展造就了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市民社会,催生了一个世俗化浪潮。戴震哲学是这一浪潮的代表,表达了市民阶层的诉求和心声。戴震哲学因而可以被视为一种市民儒学,是对以往的政治儒学和精英儒学自下而上的反动。戴震哲学的思想史意义也就在于其第一次使儒学获得了一种"民间"身份,这在儒学发展史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论戴震礼学研究的特色与影响

"理"与"礼"是清代学术史上理学与考据学思想争议的两个重要概念。作为乾嘉学术的代表人物,戴震的礼学研究与理学批判,继承姚际恒和江永的治学路径,确立"理存于礼"的思想体系,启导凌廷堪"以礼代理"学说的建立,因而具有突出的时代特色和深远的学术影响。     

"美是生活"的生命内涵

一直以来,人们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美是生活"命题众说纷纭.追溯车尔尼雪夫斯基与费尔巴哈在哲学上的关联、参考林精华先生的翻译、从词源角度、进而用人本生态美学的观点对其进行阐释,可以明确显示"美是生活"的生命内涵.     

儒学传统中的启蒙晨辉——论戴震哲学的思想实质

本文不同意那种将戴震哲学的儒家因素与启蒙倾向片面地对立起来的看法。事实上,戴震往往是在对先秦儒家传统、尤其是对孟子哲学的某些具有古代民主人道精神的合理思想展开创造性诠释的前提下,提出他的那些富含启蒙意义的进步观念的。同时,18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也决定了戴震哲学的启蒙倾向只能从儒家传统的深厚土壤中汲取精神营养。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儒学传统中透露出启蒙晨辉的戴震哲学,就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过渡转化的重要环节之一。     

从"天道"到"人道"--评《道德理性与社会控制》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学作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一直在社会各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尽管儒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释其思想学说,但基本精神都是一致的,即重建与规范一种社会政治等级秩序,重构儒家一以贯之的一种"修、齐、治、平"的政治价值理念,重塑一种以"天"道"理"为最高本体的、形而上学化了的政治伦理的宇宙观与哲学观;并通过人类世世相继的文化精神的超验性传承,将这种政治秩序、价值理念、政治伦理与哲学观念代代持续下去.他们试图重构以纲常伦理为超验形而上本体("天"道"理"),同时又以这种天赋合法的超验道德理性来指导人伦日用、进行封建社会有效控制与整合的尝试.     

形上之“理”与中国文化——理解朱熹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重要意义的一种视角

朱熹创立的"理本体"观念,以其对形上之"理"阐释的完善性、缜密性和深刻性而为理学家普遍认同。其中,朱熹提出的"格物穷理"的认识方法论,是一个重大的发明。由于本体论与方法论的一致性,使得朱熹的形而上学哲学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朱熹哲学的形成及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形上之"理"这一哲学范畴逐渐替代了"道"这一在中国文化中被广泛运用的哲学范畴。形上之"理"的产生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后的儒家学者再没能做出真正的哲学意义的超越。这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显著的独特性。     

儒学传统中的启蒙晨辉——论戴震哲学的思想实质

本文不同意那种将戴震哲学的儒家因素与启蒙倾向片面地对立起来的看法。事实上,戴震往往是在对先秦儒家传统、尤其是对孟子哲学的某些具有古代民主人道精神的合理思想展开创造性诠释的前提下,提出他的那些富含启蒙意义的进步观念的。同时,18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也决定了戴震哲学的启蒙倾向只能从儒家传统的深厚土壤中汲取精神营养。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儒学传统中透露出启蒙晨辉的戴震哲学,就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过渡转化的重要环节之一。     

实在与良知——西田哲学与阳明学之比较

西田哲学是以东方思想特别是禅佛教为基础、西方哲学思想为素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创立的一种融合东西方思想的哲学体系。将其置于世界场域中与其他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本文着重阐释西田哲学体系基础之"实在论",分析王阳明"良知"学说对西田的精神提撕作用,并通过"统一力"与"良知"等概念的对比,考察西田哲学及其与阳明学的关系。     

论戴震从考据学对义理之学的回归

戴震是一个富于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对戴震来说,考据不仅是破坏旧经学、旧哲学的工具,而且也是建立新经学、新哲学的思想资料和理论基础。戴震之新义理思想的确立,不仅因为他自己有“志乎闻道”的志向,以及“此学不仅在故训”、“执义理而后能考核”的方法论原则,而且还主要归因为他的理论批判与社会批判的理性追求。     

戴震伦理学中的自由思想申论

“分理”是戴震哲学的核心概念,也是理解戴震伦理学中自由思想的关键。因为“分理”概念蕴含着自由思想的形而上学基础。戴震提出的“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和“欲而不私”两个著名命题,与现代自由主义者探讨的自由意志与道德律令、个人自由及其边界等问题可以沟通,其自由思想在精神上与李贽一脉相承,但其对自由的认识与论述比李贽更深刻、更圆通     

儒学的传承与开新——以熊十力释"理"为例

熊十力对"理"的诠释,反映了他从儒学开出新外王的强烈而虔诚的愿望和理念,也展示了他在哲学上的卓越创造力.熊十力认为"理"应具有的本体之性有三--实有、至足、创生,三种本体之性又可以内在地推演出三种"末用义"--科学、民主和权宜,从而理论上实现了"儒学开出外王"之理想.在学术意义上,熊十力对"理"的诠释,不仅是对宋明儒"理"观念的综结和超越,而且彰显、发扬了"理"的积极元素,尝试性地开出了儒学的新统.对于儒学乃至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而言,所有这些都极富启示性意义.     

朱熹和柏拉图:"理学"和"理念论"思想之比较

朱熹是唯心主义理学的集大成者,"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他以"理"作为哲学本体,建立起一整套庞杂的理学本体论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是古希腊哲学发展的产物,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朱子的理学和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进行比较可看出有许多相同和相异之点.     

论韩非之"理"对老子之"道"的改造和发挥——兼论韩非政治哲学的理论来源和特点

韩非思想和道家哲学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哲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集中体现在韩非之"理"对老子之"道"的改造和发挥上。韩非"以理释道"的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它们构成了韩非政治哲学的理论来源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