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论政：宋代四川史家的前朝史研究——以范祖禹、李焘为主线的考察

宋代取鉴史学发达,四川史学成就突出。北宋以范祖禹为代表,他通过对唐代史的论述,阐述其反对变法的政治主张;南宋则以李焘为代表,他系统总结了六朝时代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经验,并为南宋政府设计了恢复中原的诸多方针、策略。史论日益成为四川史家普遍采用的史学形式,以史论政则又成为宋代蜀中史学经世致用的重要表现。     

《辽史》传论的文化性质初探

“传论”以阐述治国之道为核心而构成史论体系。《辽史》传论继承了我国传统史学中亦史亦论的风格 ,但一概以中原传统价值观念对契丹君臣进行评论 ,不仅导致对辽代许多社会现象无法证明 ,也抹煞了契丹族的文化个性。     

宋代史学精神与史论诗

文史通融,富有历史学识的主体文化特征,使宋代士子可以把宋代的史学思想、精神渗透到史论诗的创作中。具体而言,受以史为鉴、探求治道的史学精神影响,宋代史论诗体现出强烈的史鉴意识,重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尤其强调从君主角度探寻兴亡之因。注重史料选择,重在把握关系国家治乱兴衰、具有垂法训诫意义的事件与人物,题材选择具有典型性、趋同性。疑经辨伪、不拘成说的史学精神,使史论诗敢于怀疑传统经史之义,注重历史的细致辨析,表达己见,促成了翻案体的盛行。适应重建思想秩序的时代要求,伴随着新儒学的建构,宋代史学完成了指导思想的儒家化,以理观史成为宋代士子的着眼点,史论诗的内蕴也因此上升到哲学层面,体现出鲜明的历史哲学性质;多从义理角度评价人物,发明史义,在历史认知上有鲜明的道德化、义理化倾向;褒儒颂隐成为基本的题材倾向,特别是在探求义理时,始终以尊王为本,具有鲜明的正统意识,形成了强烈的褒贬之风。     

简论宋代“三苏”的论说性散文

＂唐宋八大家＂的＂三苏＂作品中,论说性散文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些论说性散文主要包括史论和时论两个方面。＂三苏＂作品的论题和题材有不少共同点,史论多借历史大事件,论朝代的存亡兴废或人物的是非优劣;时论多联系当时现实,论时政的利弊得失和当代人物的臧否褒贬。这些散文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苏洵史论文的儒学底色

三苏父子是宋代蜀学思想的领军人物,苏洵作为苏轼、苏辙的父亲,在宋代蜀学的形成之初发挥了重要作用。前人考察苏氏父子的创作多将关注的焦点定位于苏轼,而于苏洵、苏辙略有缺憾。作为忧乐为天下的北宋士人群中不可忽视的一员,苏洵的文学创作深染时代风气。特别是他的史论文创作秉承“其义一,其体二”的原则,将道统与政统的追索贯彻于史论中,成为影响苏轼、苏辙史论文创作的思想前导。故以苏洵史论文的宋学色彩作为探究,对全面理解三苏蜀学思想和两宋史论文的发展将提供极为宝贵的经验。     

"史者儒之一端"试解--兼论司马光、范祖禹的史论

宋代学者大多是综合型的学者,所以探讨其史学观念时,其核心应置于最根本的学术理念上,而不是就史论史。“史者儒之一端”是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的著名论点之一,而这一论点与其所持有的儒学理念一脉相承,所以,儒学、史事、政事相互交织,这在司马光及范祖禹的史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以涑水之学为中心,辅以其史论及政论,可以对这一论断有一个明晰的了解。     

魏晋南北朝史论的发展及其时代特点

史论即人们对客观历史所作的评论,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最能体现作者的历史见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论,随着史学的多途发展,日益受到史家的重视,其形式也更加多样。所探讨的问题,受到当时社会的影响,多与现实有关,涉及政治兴亡、民族关系、门阀观念、宗教思想等许多方面,南北的发展也有所不同,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这在中国古代史论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理论意义。     

王鸣盛对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贡献

在史学宗旨上,王鸣盛坚决拒斥孔子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和宋明儒家的“驰骋议论,以明法戒”的传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求真为最高目的的史学宗旨;在史学方法论上,系统论说了“考其典制之实”和“考其事迹之实”的实证方法;在史论方面,王鸣盛亦一反儒家传统观念,依据历史事实,为范晔、初唐四杰、永贞革新、甘露之变、温廷筠和李商隐等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翻案,表现出不同凡俗的论史卓识。     

“三苏”家训研究——以诗文为中心

[提要]中国人重视家训,因为家训是体现一个家庭或者家族信仰的符号,是家的精神根基,是根植于内心的行为准则,家训的继承和发扬关系到家庭的稳定甚至国家的兴衰。宋代四川眉山苏氏家族因其清正廉洁的家风和经世致用的家训培育出了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今天我们很有必要对“三苏”家训的内容、内涵和特色加以研究,从文化背景、地域特征等方面挖掘出“三苏”家训产生的条件,以期为中国的童蒙教育改革、为社会风气的引领、为以“三苏”文化为代表的宋代文化在国内外的传承找到可资借鉴的途径。     

理学与宋代史学发展的特点

宋代史学在研究领域、史著作例、文学方法等方面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这些特点与宋代居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统治地位的理学密切相关。从史学研究领域来说，理学对促进宋代的唐五代史与家本朝史的发达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史著作例来说，理学与宋代编年体史的盛行、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的创立、学术史专著的编撰有着密切关系，方志体例的确立也折射出理学的影响；从史学方法来说，宋人治史求会通与理学联系在一起，理学促使这一时期史论史考空前发达、只有把理学与宋代史学结合起来考察，才能正确而全面地认识宋代文学发展的特点。     

评苏轼的人物史论

北宋文学家苏轼的散文作品中有一部分是议论历史人物是非功过的史论。这些文章所选的人物多具有重大历史影响 ,文章借古人事以言当世之过 ,立意新颖 ,发前人之所未发 ,具有较高的文学成就。这些散文是作者接受唐人散文的影响和师辈们的影响 ,结合自己的人生体会的产物     

试论苏轼小品文对晚明小品的影响

苏轼小品兼有魏晋之洒脱和六朝之隽永,而自成一家。这些优秀的作品,为晚明小品文创作提供了艺术上的借鉴,晚明小品文作家在其中吸收大量的精华。苏轼小品文在题材的生活化、语言的简练畅达、幽默与讽刺、自然成文不拘格套等方面对晚明小品影响深远。     

论苏诗赵次公注的诗学阐释

宋代学者赵次公文学修养较高,他释苏诗之意,偏重于写作分析,通过分析苏诗的比喻、用典、借代、夸张等修辞方法,并分析苏诗的篇章结构,从而解释诗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苏诗在对偶、取材立意、表现技巧等方面的诗学成就,还附带了诗歌鉴赏;甚至赵次公的历史阐释,也不注重史实的考证,而是建立在创作心理分析的基础上,成为诗学阐释的一部分。赵次公的苏诗注,是寓诗歌批评于注释中的典范。     

论三苏散传的艺术成就

苏洵、苏轼、苏辙的散传创作,代表了宋代传记的最高成就,但是对它的研究却不多。三苏散传的立意各别,不主一格;结构布局,常能突破传统传记的格局,别出心裁;既善于根据传主的个性特征而采用不同的写法,也善于用简洁精炼、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来刻画人物形象,其散传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貌。     

一个都市女作家的思乡情结——苏青家乡题材散文解读

现今理论界对苏青散文的研究基本上着重于那些描写市民生活的散文,而对苏青描写早年家乡生活的叙事抒情散文几乎无人研究。其实苏青的这类散文,也是很感人且有独特的艺术特色的。文章将以这一部分散文为重点解读对象,分析它们的动人魅力。     

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要素及其三个维度

现实生活、社会分工、历史构成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三个基本要素。其中,现实生活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基本前提的奠基,界定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现实维度;社会分工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基本路径的透析,界定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的理论维度;历史构成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基本架构的确证,界定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历史维度。     

在古诗文教学中彰显国学精神——以中学语文教材中苏轼的诗文为例

苏轼的诗文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完美统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豁达通脱、疏狂不羁、乐观开朗的风格。通过苏轼的诗文学习体味国学精神，既有助于中学生古文学习，也有助于学生对经典的传承。     

林语堂传记创作的现代性诉求

以小品散文、长篇小说写作著称的林语堂同时也是一位成绩斐然的传记文学作家。特别是在海外期间,林语堂用英文创作《苏东坡传》、《武则天传》两大历史传记,引起了海外读者的强烈反响。本文结合林语堂各个时期在传记方面的所为,并以海外时期传记创作为主体评述内容,试对他的传记创作思想进行总体归纳与评价。认为林语堂在追求传记文体形式、笔调改革以及人格意识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取向。     

南社张素有关金庸祖父的两篇佚文

笔者新近发现的南社社员张素的两篇佚文不仅为研究金庸的家世乃至其武侠小说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形成提供了“信而有徵”的资料，而且也有助于对“南社”研究的深入和对张素这位“南社中典型的布衣诗人”的认识。     

清初注释学视野下的《苏诗补注》

查慎行的《苏诗补注》,秉承了清初重视考证的学风,注重对苏轼诗中"今典"的考证,详细地解释了地理、职官、名物等历史名词,尤其是历史地理的考证。在此基础上,查慎行还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对苏轼诗中的句意、篇意进行了可靠的解释。《苏诗补注》是对宋代苏轼诗注本的有力补充,是清代诗歌注释的典型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