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史商榷》的历史考据学方法与成就

《十七史商榷》是清代三大考史名著之一。以往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往往偏重于其史学思想、史学观点以及校勘学、目录学、历史编纂学等方面,而忽略了历史考据的本身。以其中有关考史的优良方法与突出成就为切入点,总结王鸣盛对历史考据学的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内圣外王之道”的衍化

先秦道、儒学术,其宗旨俱在讲明“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外王之道”主要针对最高统治者立论,其基本义为由圣而王,即统治者以德性修养为出发点,凭借自身“圣”之德力悦服、取信于人,进而“王”天下。究其历史文化渊源,实本原于上古“竞于道德”之原始民主政治。以其陈义高远、缺乏现实可行性,儒家诸子于讲习之余乃以斯道自任,认其为自身之人格理想与人生价值目标,其“外王”内涵亦发生重大变化。秦汉以降,大一统专制治下,“内圣外王”之人生价值渐趋于重内轻外,并最终倾斜于外,其涵义亦世俗化、庸俗化,流失原始儒家的崇高性。宋元以来,《大学》成为科考教材,借助科考的影响力,经由举子童蒙的诵习,“内圣外王之道”为一般社会民众所熟知、认同,进而泛化为社会各职事阶层普遍之人生理想。     

通儒语境中的史学——南宋遗民史学中的经世精神

史学经世宗旨是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中的重要内容,这种以史经世的精神在南宋遗民史学中亦有继承和凸显。经历鼎革之痛的他们在反思宋末空疏学风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以经邦济世,撰写了《文献通考》、《资治通鉴音注》等史学巨著,凸显了史学经世精神,为元初史学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析王鸣盛关于史书“书法”“义例”的主张

清代考据学家王鸣盛在其史著《十七史商榷》中，论及十九部正史的很多书法、义例上的问题。他提倡直笔，反对曲笔，对刻意仿效“春秋笔法”的做法极为反感。在史书编纂上，主张记述完整，事具首尾；前后有序，以类相从；义例划一，无需标异；详著一处，反对重出；贵得其实，不可泥古等。“足以载事实，明劝戒”是王鸣盛评说史书的“书法”、“义例”好坏的基本标尺。     

斥“四人帮”在中国古代封王问题上的谬说

“四人邦”的御用文人罗思鼎、梁效之流,为了篡党夺权,挖空心思在中国古代史上寻找所渭的历史根据,在“复辟”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竟然无中生有地胡说什么战国时期中国实行了封王爵的分封制,齐、楚、燕、赵、韩、魏、秦七国并峙、七王对立的封建割据局面,就是封王制存在的证据;胡说什么秦始皇时期王绾、谆于越主张在部分地区封皇子和功臣为王,与项羽分封十八王,是儒家的反动路线,是“大搞分裂割据,开历史倒车”的复辟路线(罗思鼎:《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红旗》1974年8期)。这真是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的“大发现”。历史事实不容篡改,我们必须对“四人邦”的影射史学予以彻底清算。     

孔子史学思想探析

从现代史学的角度看，孔子史学思想的特征表现为：以民本主义为核心的人文史观，以“《春秋》之义”为形式的史论结合方法，以“训诲史学”为宗旨的史学目的意识。孔子的史学思想奠定了中国历史学科的基本模式，并高出了希罗多德的史学思想，甚至在某些方面就是整个古希腊的史学思想也无可比拟。     

论郑樵的史学思想

郑樵以其所撰《通志》一书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其治史学以“会通”、“求实”、“直笔”、“斥妖妄”等为宗旨,对史学领域诸多问题都作出了独特的阐述,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史学思想的优良传统。但有些观点也失之偏激,或自相矛盾。     

试述陈廷敬“和声以鸣盛”诗歌特点的体现及形成原因

陈廷敬不仅是清初重臣,也是清初重要的诗人,其诗集中存有大量纪恩、颂圣等应制之作以及抒写“相臣心事” 的述怀之作,此类诗歌思想情感雅正平和,风格雍容典雅,形成了“和声以鸣盛”的创作特点。究其原因其创作特点形成与其台 阁身份、儒家诗教观以及个人的性情经历均有关系,客观上开启了清诗“格调”之风。     

明道·传道·学道——研读韩愈教育名篇

韩愈一生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成为历史上的卫道巨擘。《原道》是韩愈复古崇儒、攘斥佛老的代表作,也是他儒学思想的纲领。在《原道》中他提出了“明先王之道”的教育宗旨;在《原性》中提出了他的“性三品说”,作为学习仁义道德和“明先王之道”的理论依据;在《师说》中强调了儒家学者传道的意识与精神,以重振儒学之尊;在《进学解》中具体论述了学习儒家之道应有的态度和方法。他的教育思想蕴含着对教育活动的精微阐释,研读以上教育名篇,对我国当前的教育实践必有启发。     

对我国封建史学基本特点的初步认识

本文作者认为,形式的多样同内容的贫乏之畸形关系,史学从属于封建政治、经学及神学渗透史学,这是我国封建史学的基本特点。它极大地限制了史学本身的发展,磨灭了从宏观上研究历史、探讨古今变化的治史宗旨,使史学走上了“史纂”、“史考” 的狭窄胡同。     

科学与历史：架构唯物史观的两条主线

在马克思的全部学说中，科学和历史交流如绩，铸就唯物史观之“轩辕”。当马克思概括唯物史观中的科学结论时，他总是将其转换为历史对象来处理；当马克思建构人类社会的历史观念时，他总是将其转换为科学对象来把握。科学和历史是马克思架构唯物史观的两条主线，然而，二者在旧的形而上学那里并不相容。知性思维的成果是科学，科学所能得到的确定性结论是永恒的，处在时间之外，根本拒绝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而历史，因其在时间中展开，打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禁忌。传统形而上学只能发现科学，而不能发现历史——历史是人的生存本身。马克思开启了一种新的真理观，这种真理已经不再是形而上学抽象概念意义上的真理，而是具体的现实在历史中的展开。因而，唯物史观成了科学和历史相统一的人类历史科学。     

自然科学史和大科学史的学科结构

自然科学史经过几百年的演进发展,已经走向初步成熟、能够进行自我认识的阶段.自然科学史已经建立和有待建立的分支学科,可区分为普通科学史、科学综合史、科学学科史、科学社会活动史、专项科学体制史、专项科学成就史七个学科群组.大科学史是指将研究范围延展到包括所有科学部类的科学史.大科学史研究,在分析方向上要特别关注对新兴科学部类的历史审视,在综合方向上要突出对各个科学部类相互关系的历史考察和普通大科学史的相关基础研究.     

略论谯周的古史研究

谯周是三国时期的史学大家,他的古史研究超越了时代的局限,为当时的史学透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他不主张社会倒退的古史观,具有“圣王不同姓、天命不常在”的疑古精神,以及以剔除史学中的神秘与虚妄的理性考史,这些主张和行为是史学独立意识的自觉,卓然独立于同时代史家的。     

伏尔泰理性主义史学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伟大先驱伏尔泰开创了理性主义史学 ,提出了理性主义进步史观 ;他把目光从传统的政治军事史转向文化史 ,开文化史之先河 ;他批判了传统的西欧中心论 ,提出整体史的研究方法 ;他还首次提出“历史哲学”这一概念。所有这些思想精华和将其理论付诸实践的两部史著《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使之享有西方“近代历史学的先驱”这一不朽称号。但是 ,伏尔泰对人的理性过分夸大和对中世纪的论战性的否定 ,成为19世纪浪漫主义史家反击的焦点     

21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知识创新

21世纪初的中国史学复兴和发展有两个重要目标 :首先是实现历史观的创新 ,研究人类社会整体的全面的历史 ,从经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等各个领域全面认识历史 ;其次是在新的历史观指导下实现史学理论知识来源的开放式 ,研究者队伍不断扩大 ,专史研究的综合性和史学功能的多样性等史学理论知识的全面创新。     

略论吕振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

本文旨在阐述吕振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介绍吕振羽在五十年间献身历史科学的主要成果;概述他跟着时代的步伐,以唯物辩证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并开拓许多新的领域。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他的史学体系在编纂学、史料学和历史观上的特色。     

浅议中国美术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建构的意义——兼论美术史料与美术史学的关系

美术史学不等于美术史料;美术史的研究应上升到美术史学研究的学理高度;加强美术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指导,是中国美术史学发展的必然途径.     

论皮埃尔·迪昂的科学哲学思想

皮埃尔·迪昂是法国著名物理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他认为科学理论是一个具有约定性的系统,是对于外界事物间的关系的一种描述。科学理论是包含基本假设、基本原理和基本定律的有机体。迪昂基于深厚的科学实践所阐发的科学符号论、秩序实在论(关系实在论)和理论整体论思想以及独具特色的科学品格对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     

关于科学史功能研究的若干思考

科学史具有借鉴、启迪和教化等功能;然而,科学史功能研究中存在的若干误区却妨碍了科学史功能的发挥。有鉴于此,要注意区别科学史的预测功能和启迪功能,正确理解科学史上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科学、技术、社会相互联系的整体中去考察科学家的成长及其科技创新活动,将科学史功能看成是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统一体,并用系统论的观点看待科学史功能的发挥。     

马曜与社会科学研究

马曜是集战士、诗人、学者、教育家于一身的世纪学人,是白族文化名人的一面旗帜,也是云南以至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座丰碑。他在民族学方面,首倡云南边疆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直接过渡”,并成为党的方针、政策;在历史学方面,首创“三重证评价”法,为解决我国古代史分期找到一把钥匙;在教育学方面,提出“枳过江亦可为橘”的民族教育思想。马曜是一位“道德文章并重”的世纪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