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十七史商榷》中的“议论”、“褒贬”

《十七史商榷序》明确反对对史书的“议论褒贬”,但《十七史商榷》对典制史事的议论褒贬不在少数,二者并不矛盾。王鸣盛反对的是那种热衷于评论、不辨史实真伪的“议论褒贬”。其主旨是突出《十七史商榷》考据成就,同时也体现了乾嘉时代的“求实”精神。     

魏晋南北朝“史例中兴”问题再探讨

从史学发展的背景出发，从“史例”之作是否起于《春秋》、例之为体《左传》后曾否中绝及“中兴”之例是否始于干宝等方面对刘知畿的“史例中兴”说进行了考察，认为刘氏此说值得商榷，《春秋》经传及秦汉之时的史书并未有吏例，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春秋》经传注解尚“通”、史学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干宝在所著《晋纪》中始立叙例，此后诸史相沿，史例才发展成为一种文体，反映了此时期人们对史书编纂探讨的深入，对后世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书》“旁贯五经”与汉代史学精神的转变

班固"旁贯五经"而著史,其浓重的宗经思想贯穿于《汉书》的宗旨、体例以及取材等各个方面:班固据五经经义而确立著史宗旨与各篇立意,按《春秋》"以传释经"之义例来规范纪传体体例,准经义而命名篇目并为之作序,以五经为准则去取史料、删改《史记》,仿"《春秋》书法"以记事,引经文与各家经说以入史,用五经经义而论赞人物。凡此诸义例不仅在著史宗旨、批判精神以及历史叙事等方面改变了汉代史学的精神,而且还促使班固史学之求善与求真既吻合又分离,与司马迁强调史学之求善与求真的吻合有所不同,汉代史学精神由此而转变。     

王鸣盛对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贡献

在史学宗旨上,王鸣盛坚决拒斥孔子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和宋明儒家的“驰骋议论,以明法戒”的传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求真为最高目的的史学宗旨;在史学方法论上,系统论说了“考其典制之实”和“考其事迹之实”的实证方法;在史论方面,王鸣盛亦一反儒家传统观念,依据历史事实,为范晔、初唐四杰、永贞革新、甘露之变、温廷筠和李商隐等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翻案,表现出不同凡俗的论史卓识。     

评胡三省论《通鉴》书法

书法，在史学领域有广、狭两种涵义。狭义的理解，认为是著史之初的发凡起例、统一用语问题。广义的看法，认为是史家著史之法。它既要回答史家为何写史，也要回答史家如何写史。前者主要指史家写史的指导思想，即“史意”；后者主要指史家写史的方法，即“史法”。胡三省为《通鉴》作《音注》，通过《通鉴》行文的具体事例，揭示了《通鉴》书法，对广义理解书法涵义，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给治史者以良好的启迪     

“文咏之士”与唐初八史的文学性

唐初八史的作者多为“文咏之士”，撰史善于叙事，喜取小说，文辞华美，使唐初八史呈现出浓郁的文学色彩；此外，唐初八史的尚文之风，唐初八史于史书中明确表达文学观的做法，都缘于著者的文士身份。     

《史记》与《三国志》考辩

《史记》是纪传体史书的开拓之作，《三国志》在断代史中别创一格。两书均属“前四史”。本文从体例、写作方式、著史思想三个方面对这两部史书作了一些初步的考辩，得出了部分历史比较学意义上的结论。     

“史书”考

序这里所提出的“史书”,不是现在一般使用的“历史书”的含义。“史书”以及“善史书”与汉代的下级官吏“史”有关,是与隶书或者篆书等文字相联系的一种词语。“史书”及“善史书”说的是什么?这是在本稿里所要阐明的问题。在西汉二百余年的历史中,武帝时期是汉帝国的基础业已巩固,内政、外交两个方面大     

说“义”──史学批评范畴研究

在中国史学批评之范畴体系中，“义”，居于中心地位。本文从“义”的解析入手，结合中国史学批评史实践，探讨了“义”范畴的内涵及层次的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评析了历代史家关于史作如何体现史“义”的纷纭看法。     

王鸣盛史评的显著特色

王鸣盛是清朝乾嘉时期著名学者 ,学识渊博 ,著述宏富 ,深为学术界所推重 ,其在史评方面亦有精辟独到的见解。王鸣盛以据事直书为准绳来衡量史书优劣 ;从体例选择、内容繁简及文笔优劣等具体方面评说史书编纂 ,探讨史籍的真实性、思想性及其美学价值 ;在考据切实的基础上 ,大胆翻案 ,力辟众议 ,对一些史事人物作出不媚时俗却甚为公允的评价。其中不少是填补空白、启导后学的创见 ,显示了其博大的眼光和非凡的胆识 ,这正是其史评的显著特色     

试论孟子说《春秋》——关于《诗》与《春秋》的关系及《春秋》的三重内涵

从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叙述不仅可以看到《诗》与《春秋》在时间上的前后承接,更重要地还可以看到它们在政治上所发挥的功能具有相似性.《春秋》取代《诗》而出现,意味着史已经从诗中分离独立出来.由《诗》到《春秋》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先秦史学的一种发展,而也正是因为先秦史学自身的不断发展以及史书所具有的鉴戒特点,孔子方能干《诗》亡之后以《春秋》担当王道教化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孟子对《春秋》事、文、义三个方面的叙述,可以发现先秦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就已经奠定了大致的基础.而细究史所蕴含的这三个方面,因“事”而著“文”,由“文”而见“义”,传统史学似乎有以“义”为终归的倾向；然而“义”信必有待于“事”真,而“事”之不存,则“义”将焉附？“义”只有立于坚实的“事”的基础上,才能避免无限制的主观发挥与牵强附会.而《春秋》具体特殊的“事”与抽象普遍的“义”最终统一于“文”的载体,事、文、义之间各自存在着一种张力,三者密不可分.     

论司马迁的“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完成《史记》以后，一再自称“述往事，思来者”。这既是其说明著史目的之言，更是对毕生治史反思之语，简洁的语言中寓含深刻的思想。根据《史记》的内容，可以从历史认识、以史为鉴的思想、考察历史的方法及人生价值观念等方面，体察司马迁对前人的继承与超越，理解其“述往事，思来者”之义，把握《史记》的思想价值与学术价值。     

广告“创意”新探

“创意”，原指文章创造新意。语出《论衡·超奇》：“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新，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意思是说孔子依据鲁国史写作《春秋》，但却不因袭鲁国史，而是重新“立义创意”进行构思，于是妙思奇想自胸中涌出。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获得如下信息：其一，“创意”与“立义”相对应。如果说立义是确立作品的主题，则创意是对这一主题的表现；其二，是“创意”引发了各种奇思妙想，那么，各种奇思妙想当然统一手创意，即一个又一个的奇思妙想只有靠“创意”协调为一个整体，才可能准…     

“书法”辨析——略谈史家著史之法

我认为,世言史家之书法,其义过于狭隘,对其研究,亦往往流于形式主义,道路越走越窄。本文拟就书法之涵义略述浅见,以求专家指教。世言史家之书法,盖从《春秋》书法来。在中国史学史上,学者似乎皆由《春秋》之书法而论及他史之书法,历代相因,绵绵不绝,使之成为一个不可改易的老传统,不可不涉及的大问题,似乎成为中国之史家的“独一无二之天职”,“独一无二之能事”。何谓书法?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创始人梁启超在本世纪初所著《新史学》中,曾专门论过书法,他说:     

“两五代史”比较研究

《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皆成于北宋，然两史于史料择别、编纂体例、书法风格诸方面多异而少同。其相异者，根源有二：同一王朝之不同时期所面临的政治任务不同，史家修史之具体目的必不尽相同；私家独撰与官修众著两种修史程式不同，出于不同修史程式之史书，面貌自然相异。其相同者，反映了史学为政治服务这一传统史学的根本宗旨。     

从“正名”到“名教”：中国史学批评价值标准的确立与演进

《春秋》之“义”首在“正名”,其宗旨主要是确立是非真伪善恶的标准,后世以此为基础,将其发展为“名教”,指以正名分、定尊卑为主要内容的礼法原则。在史学批评上,“名教”先由袁宏提倡,中经刘知几,后至章学诚而得以完善。袁宏主张历史撰述应贯彻“名教’原则;刘知几在肯定“名教”存在合理性的基础上,指出“名教”是史书载录、评判人物应该恪守的标准,史书的编纂、解读应无伤于“名教”,应“激扬名教”;章学诚则将“名李吏”作为评判史书和编撰地方志的标准。     

智永其人其书──绍兴书法史论之三

智永是我国古代僧侣书法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书法上承汉魏六朝之余绪，下开隋唐书法之先河，可谓是中国书法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被誉为“隋唐间学书之宗匠”。但由于智永早年出家，在诸多史书上都无生平事迹的详细记载，墨迹又多亡佚，为今人展开研究带来很大困难。笔者不揣浅陋、将近来临习、研究智永书法的一孔之见录于后，以求教于书法界同行。一、关于智永的世系、出家之谜有关智永的生平记载是从唐朝开始的。唐何延之《兰亭记》称：智永禅师是王羲之七世孙，会稽人，俗姓王，名法极，生活在陈隋年间，久居山阴永欣寺，“年近百岁…     

牢牢把握核心价值体系之“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体现的时代性、创新性及人类性价值，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构建这一价值体系的灵魂，社会主义性是这一价值体系的本质规定。因此，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反对个人第一；坚持“劳动优先”，反对私有产权崇拜；坚持“共同富裕”，反对市场崇拜；坚持“形式平等与事实平等的统一”，反对形式平等崇拜；坚持“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反对抽象个性崇拜。     

《春秋》学中的“属辞比事”

"属辞比事"是<春秋>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早期,学者们对"属辞比 事"的理解还比较简单,宋代以来,"属辞比事"四个字变得复杂迷离起来.反对以书法义 例说经的学者中,有的认为"属辞比事"就是通过比观<春秋>所记之事,在对事实的把握 中明大义;有的主张对<春秋>所记之辞与事,以"礼"为据明褒贬;有的认为"属辞比事 "就是分析与综合的理解方法.而主张以书法义例解经的学者,或认为"属辞比事"是一种 探明事实以求大义的方法,或认为是一种阐明<春秋>书法的方法.在书法与史法之间采取 调和态度的学者认为,"属辞比事"首在阐明<春秋>书法,但并不专就文字上立褒贬,而是在此基础上推考事迹,明嫌疑是非.     

说“军”

今人多认为“军”字的“驻扎”义系名词活用为动词。本文根据“军”的古文字形、前人对“军”字本义的说解及古书用例，确认释“军”的本义为“环绕”是正确的，因此其属性本来就是动词；并根据对“军”的词义系统的梳理，由“环绕”义引申为”驻扎”义，词的属性未变，根本不存在“词类活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