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例中兴"问题再探讨

从史学发展的背景出发,从"史例"之作是否起于<春秋>、例之为体<左传>后曾否中绝及"中兴"之例是否始于干宝等方面对刘知幾的"史例中兴"说进行了考察,认为刘氏此说值得商榷,<春秋>经传及秦汉之时的史书并未有史例,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春秋>经传注解尚"通"、史学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干宝在所著<晋纪>中始立叙例,此后诸史相沿,史例才发展成为一种文体,反映了此时期人们对史书编纂探讨的深入,对后世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史体三论

本文就“编年”,“纪传”、“本末”三种史体的始末、价值、影响等几方面谈一谈自己浅陋的看法。由于笔者是弃文务史,半路出家,对史学虽感兴味,但水平有限,今日“史体”一文只是引玉之砖,求教于方家、能士。 一、编年体的产生和发展 编年体史书出现最早,远在周代各诸侯国的史书——《春秋》均为编年体史书,如周之《春秋》、鲁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等等。而墨子曾说: “吾见百国《春秋》。”还有晋称《乘》,楚称之《梼杌》等史书亦均是编年体,可惜这些书大部分亡佚。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就是孔子根据鲁国史“春秋”编写的,定名为《春秋》,从此,“春     

论杜预《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

汉代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是《左氏春秋》是否传《春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通过确定“正例”、“变例”以及《春秋》学传授系统,并著成《春秋释例》,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左氏《春秋》学体系,使《左氏春秋》从一部史书变成解经的《春秋左氏传》,标志着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杜预构建的左氏《春秋》学体系,对后世《春秋》学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春秋》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试论孟子说《春秋》——关于《诗》与《春秋》的关系及《春秋》的三重内涵

从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叙述不仅可以看到《诗》与《春秋》在时间上的前后承接,更重要地还可以看到它们在政治上所发挥的功能具有相似性.《春秋》取代《诗》而出现,意味着史已经从诗中分离独立出来.由《诗》到《春秋》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先秦史学的一种发展,而也正是因为先秦史学自身的不断发展以及史书所具有的鉴戒特点,孔子方能干《诗》亡之后以《春秋》担当王道教化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孟子对《春秋》事、文、义三个方面的叙述,可以发现先秦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就已经奠定了大致的基础.而细究史所蕴含的这三个方面,因“事”而著“文”,由“文”而见“义”,传统史学似乎有以“义”为终归的倾向；然而“义”信必有待于“事”真,而“事”之不存,则“义”将焉附？“义”只有立于坚实的“事”的基础上,才能避免无限制的主观发挥与牵强附会.而《春秋》具体特殊的“事”与抽象普遍的“义”最终统一于“文”的载体,事、文、义之间各自存在着一种张力,三者密不可分.     

《春秋》释名

《春秋》作为春秋时各诸侯国史书的通名,昔贤之论已洋洋可观了。然于《春秋》之名义,或可商榷。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谓:“盖以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则错举以为所记之名”。此说稍近情理,故今人几乎尽宗杜说。另外,《公羊传》隐元年徐彦《疏》引《春秋说》,言孔子以其书“春作秋成,故名《春秋》”;又引《三统历》说“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故名《春秋》。”显系向壁臆说,不需多言。     

左丘明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开创之功

左丘明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开创之功张汉东我国传统史学开端于春秋末期，标志是“百国《春秋》”的出现。当时可考的史学家只有左丘明，当时的代表著作也只有左丘明的《春秋》和《国语》，左氏二书为中国传统史学开了先河，启迪和影响了后代史书的编纂，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论历史教学内容的改革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国史学同样源远流长。从现存最早的一部史书《春秋》到《清史稿》,各种体裁的史书为我们留下了四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记载。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相比的,这永远值得我们自豪。但是,中国的旧史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早在北宋王安石就曾批评《春秋》不过是一部“断烂朝报”,因为《春秋》中所记的都只是些朝廷上发生的大小事件罢了。王安石的批评是十分深刻的。戊戍变法以后梁启超对旧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     

论《汉书&#183;艺文志》的图书分类

历史形成的学术分类思想、王官之学的影响、现实的学术状况及学术的兴替变化,都影响到《汉书.艺文志》的图书分类。《汉书.艺文志》体现了刘向、班固等学者对当时学术存在的认识,具有相当的理论高度。对于《诸子略》的分类,梁启超、胡适等说纵横、农、杂三家“绝无哲理上根据”是不足为训的。刘、班时代史籍未能独立为类、史书入《春秋》类、史籍入《书》类,都反应了当时史学意识尚未十分明晰;而《小说》类与史书分离,又说明当时史学意识已开始萌芽,认识到了实录是史书的根本特征。阮孝绪《七录序》以为“史书太少,不足以为类”的观点是不全面的。研究将古代目录学著作是否将史部独立为类,划分为《七略》分类系统和四库分类系统。阮孝绪《七录》与王俭《七志》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体现了史部的独立,属于四库分类系统;而后者仍属于《七略》分类系统。     

《左传》“君子曰”分析

《左传》是研究春秋史的重要典籍，是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左传》不仅具有史学价值，还有文学价值；不仅对当时社会，亦对后代产生了重要影响，“君子曰”论赞就对为后世史学论赞奠定了基础。本文基于对《左传》“君子曰”的摘录、梳理、分析从“谁之论”、“如何论”、“论什么”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解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

如果认为先秦时代,是中国历史学的萌芽时期,那末,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则是中国历史学的成立时期.特别在魏晋以后,私家修史盛行,大量史籍涌现,史学地位空前提高,从而摆脱了附庸于经学的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一时期,史学地位的提高,有两大标志.一是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奉诏整理图书,从而编成了我国第一个图书分类目录—《七略》,将图书分为文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伎六大类,唯独没有史学这一类.在这个分类体系中,史书被附在文艺略的春秋类之末,史学处于经学的附庸地位.这种现象周予同先生称之为“史附于经”.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仍采用刘歆的图书分类法,这是因为当时的史籍数量,体裁种类,才刚刚出现增长的趋势.恩格斯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法中,史书没有单独列为一类,不是史学大师班固的疏忽,而是时代条件的限制.至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荀勖的《中经新簿》,第一次改变了汉代把史书附于《春秋》之后的图书分类法,将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分别代表经、子、史、集.这是经史分家,史书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史学成为     

刘知几论《左传》

刘知几不以《左传》名家,却对《左传》研究做出了突出成绩。《史通》中不少篇章论及《左传》,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刘知几把《左传》从经学纳入史学的范围,开拓了《左传》研究的新视野,在历史观念、史书体裁与编撰、叙事与语言诸方面都对《左传》作了相当精粹的论阐,改变了过去专从微言大义评衡三传的传统习惯,树立了新的评衡标准和方法,对唐以后的《春秋》经传学的研究有不小影响。     

《春秋》与《史记》历史观之比较研究

不同的时代背景，决定和影响着人们历史观的产生和发展。孔子修《春秋》，是要借对春秋时期２４２年史事以“微言大义”，作是非褒贬，表达自己维护“周礼”的政治理想。司马迁著《史记》时，虽以“继《春秋》”自任，却以“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作为对自己著史的要求。它们所反映出的历史观，成为以后近２０００年中国传统史学所遵循的原则和方向     

吕祖谦《左传》研究论析

自从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为左氏争立学官,《左传》研究者便围绕着《左传》是否解释《春秋》展开了几千年的争论。刘歆、贾逵、郑众各增义例以附经文,杜预为《春秋经传集解》,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以为经之条贯必出于传,推导经传,备成一家之学,号为左氏功臣。而刘向、杨雄、班固、许慎却认为经传别行,服虔且谓有传无经,赵匡、王安石也认为《左氏》不传《春秋》,明清以后其说尤甚(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专伸此说)。汉世学者各以本经为利禄之阶,为作官受禄而互相攻击本不足为道,至于《左传》是否解经则至今仍为左学之悬案。然《左传》有别于空谈的《公羊》、《谷     

干宝在历史编纂学上的贡献

干宝,字令升,河南新蔡人,东晋著名的历史学家。著述宏富,达24种之多,其编年体的西晋史《晋纪》,在当时即信誉卓著,“咸称良史”,备受学者推崇。但由于干氏所著,荡然无存,以致长期以来,其史学成就言之者甚少,知之者甚微,迄今在古代史学史上尚无其一席之地。拙文钩稽佚文,拟就干宝在历史编纂学上的贡献略作探讨,力图对其在我国史学史上的成就与地位作一恰如其分的估价。     

《春秋》对北宋历史编纂之影响探微

北宋时期历史著作是以《春秋》所倡导的等级名分为核心内容的礼法原则为基础,突出强调其“尊王攘夷”的思想,并把它作为“史意”的出发点和实现史学明政教、彰世变之社会功用的途径,而且又是通过历史编纂的形式来揭示这一原则的。但同时应看到,由于过分重视史书编纂体例和《春秋》书法,其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亦不可忽视。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荀子与史学批评

《荀子》积极总结历史经验,强调鉴史价值,评说各种现实社会问题,极其关注制度建设。不把治国寄托于人性之善,而宁可用制度去限制改造人性之恶。《荀子》提出的鉴史观念与方法,如“法后王”、“以近知远”、“详近略远”等对后世史家启迪颇多。《荀子》对《尚书》、《春秋》及孔子的评价,为传统史学长期沿用。《荀子》对“辩说”性质、技巧、方法、误区的探讨,对后世史学批评影响深远。     

先秦“春秋”类文献的编纂及其文体的演进

先秦时期,作为史书的春秋有泛称、专称之别,既可指各诸侯国史,又特指流传至今的鲁国史《春秋》,同时又存在其他形式的春秋类文著。这些现象表明当时春秋类文体的复杂性。《春秋》、《左氏春秋》、《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相关文献文体初步勾勒出先秦时期春秋类文体演变之轨迹,即由单纯记录历史事件的结果发展到记载历史事件过程,重视历史因果关系的探寻;从记载诸国军政大事到专门记录个人言行事迹;由重视史实的载录发展到对形上理论的追求。     

杜预、孔颖达关于爵名改称的误说

笔者在《“郑伯”之“伯’非伯爵》（《中国语文》,２０００年第１期）文说,春秋时代无“五等爵位”之别,公、侯、伯、子、男皆诸侯国君之通称;一国之君称呼不定,如《春秋》里对杞君就称“侯”、称“伯”、称“子”。笔者文中又谈到,何休、范宁不了解此点,在《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春秋　梁经传集解》中对《春秋》杞君书法的变化“妄加解说”。其实“妄加解说”的还有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和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如：庄公二十七年：“把柏来朝。”〔集解：称“伯”者,盖为时王所黜。正义：桓二年“把侯来朝”,十二年“公会杞候…     

两晋南北朝史体优劣论——兼评刘知几的“二体并行论”

编年体虽经干宝倡导、改良而久晦得显,然其与纪传体颉颃史坛之格局,仅存续至5世纪三四十年代,而告终于范晔《后汉书》对纪传体编纂方式的改进。总体上不足以与同期纪传史分庭抗礼的两晋南北朝编年史,之所以如此备受刘知几的推崇,其关键就在于它们多能遵行自《春秋》《左传》以来的编年史之定式,注重宣扬史学的政教义理功用,从而契合了刘氏史以致用的价值观念与学术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