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中的四个问题

深化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必须解决好四个问题。一、自然资源作为自然财富和生态财富要真正转化为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必须使自然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树立为了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生产目的，并建立与自然资源相一致的发展方式和生存方式，制定系统完善的生态补偿制度；二、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这要求我们树立系统论、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把树立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建立生态文明发展方式和确立“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有机结合起来；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仅仅满足于宣传生态文明理念是不够的，其关键与核心是如何实现科学技术创新和科学技术生态化；四、脱离对环境权问题的研究，片面强调对“环境民生论”的阐释，既不能准确理解“环境民生论”的完整内涵与价值，也无法真正践行“环境民生论”，故强化对环境权问题的研究与阐释，是当前我们理解和践行“环境民生论”的关键。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基础及其逻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系统完备而又逻辑缜密的哲学基础。生命共同体论是其哲学立论基石，它确证了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共荣的关系，概括了二者在生存道义上所具有的耦合性与涌现性特质；哲学方法论是其内在理论依循，它为我国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逻辑指导与方法遵循；“两山”理论是其思想内核，它内蕴着对“生态资本与经济资本”共增的目标设定、矛盾主次分明的价值权衡以及克服为己私欲的辩证把握，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向；环境民生论是其思想与实践的价值旨归，它诠释了自然环境与民生福祉之间的耦合交互关系，为推进生态民生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理论指南。深入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基础及其逻辑，对于全面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思想、准确研判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趋向与实践目标，走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蕴与时代价值。     

论环境权的主体——对主流学说的检视和修正

环境权是一项以享用良好环境为核心内容的新型权利,其权利主体主要为当代的自然人。不过，为防范当代人合谋滥用环境资源而造成代际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应赋予后代人有限的主体资格。单位不是环境权的主体，尽管某些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确实需要以良好的环境作为外在条件，但单位本身并无享用良好环境的内在需求；再者，良好的环境条件也可以通过生产经营权、自然资源权等其他制度工具来保护和实现，没有必要画蛇添足赋予其环境权。国家不是环境权的主体，而是宪法上基本环境权的义务主体，但在国际法层面，国家不仅享有对本国环境资源的主权，还可以成为该国公民环境权的受托主体,通过国家主权和环境权信托两种方式来维护本国公民的环境权益。人类可以但没有必要成为环境权主体。自然体不能也没有必要赋予环境权主体资格。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环境法蕴涵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在环境法上具有丰富的内涵。在环境法调整范围方面，重新解读了生命共同体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法价值观方面，提倡整体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在环境主体性方面，承认自然的主体地位。应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上升为我国环境法的理念，甚至作为我国环境法的立法原则。“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把人类的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自然界，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最高价值目标。“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要求人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同时也为我国环境法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自然资源价值”论的内在缺陷——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

面对日益凸显的自然资源危机，“自然资源价值”论作为一种颇具影响力的环境主义思潮，强调只有通过“发展”劳动价值论来确立自然资源价值，借助自然资源市场化，才能实现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护。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来看，“自然资源价值”论不仅在理论前提上误解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理论导向上依赖不彻底的自然资源市场化方案，还在理论基础上沿袭了古典经济学的无偿自然观。实际上，自然资源作为天然存在的有用物质没有价值，但可以有形式上的价格。彻底解决自然资源危机仍需依赖资本逻辑的克服，而不只是自然资源的市场化。自然资源是人类世世代代的共同财产，不是理应被纳入市场体系的商品。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剖析“自然资源价值”论的多重内在缺陷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研究与建构。     

恩格斯生态自然观及其当代启示

恩格斯在吸取黑格尔“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基本内核”的理论基础上，以自然-人-社会的协同演进关系作为基本问题，运用辩证思维方式，批判了机械论自然观，从思想上整合和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从行为上遏制了人类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过度掠夺与开发，阐释了生态自然观。在当代中国，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为构建生命共同体、建设生态文明奠定了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引。     

消费主义的伦理困境及其超越

消费伦理是指人们在消费水平、消费方式、消费环境等问题上产生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对社会消费行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内在包含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三重维度。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消费价值观念，引导大多数人追求体面的消费，渴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并把这些当作生活目的和价值，其结果引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重伦理困境。超越消费主义，一要树立生命共同体理念，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二要发挥制度优势，超越资本逻辑；三要扬弃消费异化，构建健康消费方式。     

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如何共生的实践之解

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共同体的利益奉为最高价值,把自然归入人类的道德关怀范围,虽然对人与自然的共生作出了生动诠释,却脱离了人类实践,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忽视了人的生存发展诉求,将希望寄托于个人的道德行为以期到达荒野的乌托邦。与此不同,“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将马克思实践自然观运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新理论成果,融入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以生产实践为基础,揭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确认人的主体责任,明晰“美的规律”。“生命共同体”理念从实践的向度为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中国方案：是坚持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生态方法论;是以德法共治落实主体责任的生态治理论;是从美丽中国到实现人类永续发展的生态价值论。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如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基于合成控制法的实证研究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探究典型区域“双碳”目标的实现机理和内在规律，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本文运用合成控制法与中介效应模型评估了中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碳减排成效总体优于全国其他地区，示范区建设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引领作用；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碳减排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福建、贵州和云南的碳减排成效较为突出，江西的碳减排成效尚不明显；环境规制、结构优化、生态碳汇等因素在示范区碳减排过程中发挥着链式中介效应，其中生态碳汇的中介效应较为突出。尽管示范区建设未诱发明显的技术创新中介效应，但是，技术创新在抑制示范区碳排放过程中发挥着直接显著的作用。为此，深入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建立以“双碳”为目标导向的生态系统治理多元规制体系，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推动生产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加强零碳负碳技术创新促进区域生态系统碳平衡。     

功能论视角下邻避冲突的治理实践与框架构建——基于典型案例的经验

正确认识并科学治理邻避冲突，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好重大风险防范化解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功能论”视角，不难发现，我国现阶段邻避冲突治理中既存在忽视型治理、粗放型治理等不当策略所导致的负功能，同时也呈现出长效化治理、多元化治理等方式所激发的正功能。有鉴于此，应进一步反思和优化邻避冲突潜伏期、爆发期、蔓延期、恢复期等各个阶段的治理理念和具体措施，力求实现平抑冲突治理负功能、激发正功能的目的，化“治理难点”为“治理拐点”，实现“威胁”向“机会”的逆转。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新理念的提出,把我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提升到新的高度。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必须领悟生态文明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自然观意蕴、唯物史观意蕴和科学发展观意蕴,要在切实研究和把握生态文明的理论蕴涵基础上,走出一条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科学发展之路。     

从社会正义到生态正义——戴维·佩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探析

不同于以往地球上的任何一种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生态危机由人类自身活动和生产引发,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所有国家必须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戴维·佩珀不仅关注到生态危机的本源,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的逻辑,还提出了从深生态到社会正义的一系列新问题。戴维·佩珀虽然是地质学家,但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中,他对各类生态思想进行反思和分析并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论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探析,将生态实践导向生态政治、生态治理,从而构建一种新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在戴维·佩珀的生态理论中,环境问题不再是单纯的生态问题,而是一种社会问题的延伸,因此要实现生态正义就无法绕开社会正义,或者说实现社会正义就是实现生态正义的前提,生态学与社会正义的关系不应被颠倒,在争取自然权利的同时更应该关注人类权利。同时,以人为本的生态观也更符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旨,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相一致的科学生态观。我国正处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时期,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结合历史与现实经验丰富生态文明建设理论。     

国际贸易生态化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态分析简

随着国际贸易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的迅速推进,全球经济的紧密关联已经使得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变得日趋重要,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发展理念必须对国际贸易生态化的影响加以考虑。研究生态资源的有效治理机制问题,可基于SES（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的公共资源治理之道,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将国际贸易与环境规制的制度因素引入生态系统的综合治理框架,探讨SES框架下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治理机制。国际贸易生态化是处理国际贸易对于生态环境影响的一种绿色理念,对于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不仅要避免完全从技术层面寻求改变的途径,更应该避免仅着眼于问题的表象而不对其根源进行探讨的解决之道,力图从全球贸易的宏观视角和生态发展的长期维度,分析包括国际贸易在内的生态系统的综合治理机制。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研究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现实基础,内含和谐自然观、绿色发展观、生态民生观、生态系统观、生态法治观和全球生态观等6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具有深邃的新时代意蕴。这一思想实现了"理论引领"与"问题导向"的统一,实现了生态"三观"的统一及"民族意识"和"人类情怀"的统一,特点鲜明。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需要注重从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入手,需要坚持系统性思维,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需要依靠人民自觉行动,依靠制度和法治以及全球合作。     

基于司法大数据的生态环境犯罪刑法惩治分析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惩治生态环境犯罪是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司法大数据对我国刑法规定的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情况、基本样态、核心成因与治理之策等进行了统计与分析。研究表明,运用刑法手段惩治生态环境犯罪在我国取得了初步效能,尽管污染环境罪等典型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率近年来处于冲高回落阶段;但由于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与生态要素的交互在空间与密度上依然广泛与密集;基于刑法惩治所压制的生态环境犯罪发案与犯罪的原始动能之间仍呈现出一定的二元离散;部分生态环境犯罪发案显示出犯罪人基于生活利益而获取自然资源的客观情形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依然存在;提升刑法治理生态环境犯罪的效能尚需多方参与、多元共治、多维提升,从而努力实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质量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步高质量发展。就微观层面而言,基于司法大数据的统计分析表明,由于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等公共政策的影响,自2020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数量呈现出巨大下降。但需明确的是,此种下降具有强烈的外部性与暂时性,在本质上是由于人民群众基于居家不出而形成的。随着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的常态化、精准化,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活动仍将与生态环境产生广泛交互,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转化为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普遍。为巩固生态环境犯罪的预防与治理效能,建议相关部门制定相关的生态环境法律普法计划与生态环境犯罪预防治理计划,一方面,通过进一步宣传生态文明理念,对盗伐林木、滥伐林木,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采矿,非法捕捞水产品等典型的生态环境犯罪的相关法律进行宣传;另一方面,充分动员社区、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自治组织,鼓励通过发展替代型产业等方式,通过多元治理方式,切实使生态环境要素所在地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利益保障与生态环境的冲突减少到较低水准,从而从根本上降低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率,切实巩固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生态文明的经济发展方式：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

建设生态文明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具有多重的视角;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必须要按着生态文明的原则和方向发展。把生态文明的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命题,不仅可以弥补过去“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单项研究之不足,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研究生态文明的经济发展方式需要从理论、实践和对策三个方面展开,其研究成果对理论的构建和实践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突破作用。     

论毛泽东的生态思想

在中国革命实践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其内容主要包括控制人口数量、节约利用资源、大力兴修水利、加强水土保持、广泛植树造林等方面。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生态思想,对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生态文明建设范式

伴随我国工业化迅速发展,资源环境与生态危机问题日益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联系的辩证法思想、实践观、关于人与自然关系论述等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和行动依据.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应以人为本,需要政府推动和依法治理,贯穿社会主义建设各领域.在实践中,要推动绿色科技创新、探索合理生产方式、践行生态消费观、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法治建设等策略来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与哲学意蕴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经验相结合而形成的理论创新。它包含生态文明“兴衰论”、生态文明“两山论”、生态文明“民生论”、生态文明“和谐论”、生态文明“共同体论”五重理论内涵,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全球生态治理和世界人民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