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仪:统计数据与声律理论的悖论——与杜晓勤商榷

杜晓勤<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一书,依据最新研制成功的"中国古代诗歌声律分析系统"统计数据立论,有些观点受了错误数据的误导.最为突出的是论述上官仪时却抛开统计数据,多用推论臆断建立新说,论证上官仪对唐代新体诗声律学的贡献,认为后来的重要声律理论都祖述<笔札华梁>.通过对<文镜秘府论>等文献认真仔细的研究,发现上官仪对唐代阐述新体诗声律理论的重要人物元兢并无明显的影响,两人的理论主张并不统一,几乎没有证据能证明新说成立.     

"珠英学士"诗歌活动考论

"珠英学士"因大型类书<三教珠英>的修撰而得名.在近四年中,"珠英学士"于修书之余,"日夕谈论,赋诗聚会",客观上造成了一个唱和赋诗、研讨诗艺的大好机会,从而形成初唐后期规模最大的一个宫廷诗人群体.作为一部当代诗选,<珠英学士集>是研究初唐宫廷诗坛状况与诗风流变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通过"珠英学士"诗歌活动和<珠英学士集>的考察,会使我们对诗歌声律化进程与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获得一些新的认识.     

“有穷者孟郊”——兼论中唐诗歌“穷者精神”的形成与发展

"穷者精神"是中唐时期重要的诗歌精神之一,孟郊则是"穷者精神"的代表与集大成者.对于孟郊"穷者精神"形成的时代、社会与个人的因素,学界已有研究,但对其诗学渊源却少有关注.中唐诗歌的"穷者精神"与唐代文人的道德典范元德秀这一人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盛唐后期到中唐前期的穷者诗人群体--<箧中集>诗人也对孟郊的"穷者"诗歌产生了直接影响.<箧中集>的编选者元结在其<箧中集序>中,首次从理论上对"穷者精神"进行了提炼和阐释,孟郊则进而对其继承发展,逐步将"穷者精神"纳入到了"风雅"正统的范畴.     

论唐代组诗的声律技巧

唐代组诗的声律大致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初盛唐的组诗声律是初创期,杜甫对组诗声律技巧进行了重要拓展;中唐是组诗声律全面发展阶段,元白极大推动组诗声律的发展。晚唐组诗声律技巧的发展以皮陆为代表。     

李东阳诗学体系论

以诗文辨体为旗帜,以诗歌音律为主线,以诗歌真情为旨归,就是李东阳诗学体系的三条纲.其<怀麓堂诗话>及其它著述中有关诗论的文字大都为这三条纲所统摄,按照一定的内在的逻辑互相连接形成了有机的整体.其诗学体系的构建,乃是为了指导明代中期的诗歌创作,左右诗歌的发展方向.为此,李东阳反思了明朝建立百馀年间,程、朱理学束缚、台阁体后学泛滥的诗歌发展状况;上溯诗歌与乐合一的原始形态,广泛品味、比较唐、宋、元的诗歌创作;对<尚书>、<论语>、<孟子>、<荀子>尤其是<礼记·乐记>、<毛诗序>等儒家早期经典中的诗乐理论和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等作了认同性的选择和阐释;总结、升华了自己的创作经验和独特的思考.因而,这是一个以儒家诗学为主体而又折中、融合了诸多审美要素的、既高度重视诗歌的艺术特征更强调诗歌的内容和功能的、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切实的指导意义的诗学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对当时的茶陵诗派产生了巨大的引领作用,使台阁末流弥漫的诗坛颓靡的景象大有改观,而且对其后的杨慎、公安三袁,以及钱谦益、王士、沈德潜等,皆有所启迪,对"七子派"的影响尤为显著,在明代中叶主流诗风由台阁向复古嬗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朝诗学声律论之创建、深化及批判

沈约提出的"声律论"标志着我国古代诗学"声律论"的正式创建,其内涵是将汉语的四声运用于诗歌,强调诗歌音律之和谐及丰富多变的声韵美。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多篇文章论及诗歌的声律问题,从更高的理论层次论述了音律之生成本源、创作中声律运用不合之原因与解决办法及声律与作品审美韵味之关系等,从而深化了声律论。钟嵘对声律论展开了猛烈批判,指出了声律论对诗歌创作的负面影响,并提出了以自然声韵为本的诗歌声律观。     

“双层和谐“论——《文心雕龙&#183;声律》理论体系考察

《文心雕龙·声律》在我国诗歌理论尤其是诗歌声律理论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在“本于人声”、“内听”、“外听”、“和韵”等核心范畴的基础上 ,形成了一个完整、深入的声律理论体系。在声律本体论方面 ,刘勰立足于“乐本人声”,揆以法度 ,从而解决“声”与“心”的矛盾 ;在声律方法论方面 ,刘勰提出了“和韵”原则和一系列具体方法。这两个方面体现了刘勰的声律理想——“双层和谐”。第一个层次“心”与“声”的和谐 ,是“内和谐”;第二个层次是文句之间和谐 ,是“外和谐”。     

略论《文心雕龙》声律论对汉语诗歌的普适性

《文心雕龙.声律》篇集中体现了刘勰的声律观,同时也是齐梁时代诗歌声律理论高度发展的集中体现。《文心雕龙》的声律论不仅是齐梁之前诗歌声韵规律的正确总结,而且也对其后发展出来的近体格律诗、词、曲,都有着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可以说,以"和谐"为思想核心的刘勰声律论,对于中国诗歌来说,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     

此起彼伏人声沸--九十年代新诗热点略述

一 九十年代诗歌是个处境尴尬的名词. 的确,从各种媒体的宣传来看,九十年代诗歌都是尴尬的话题.如,关于九十年代诗歌状况,可以说是非常"热"的话题,<诗刊>、<星星>、<诗歌报>等专门性诗歌报刊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新闻报纸,都发表了一些文章专题讨论,但说"冷"说"热",见解不一.不过,诗歌界(诗人们)大多似在急迫地道着诗歌之"冷".     

失意群体与苦难文学的深层透视——《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读后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尚永亮先生就倾心于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的研究,发表了关于中国第一位贬谪诗人屈原的多篇论文;此后,又相继发表一系列关于唐代贬谪文学的文章,出版了<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唐代文人的仕宦生涯>、<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唐代诗歌的多元观照>等专著.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唐代浙东诗论略

近年有关“唐诗之路”的研究成果和对唐朝天台山诗人作的统计分析,足以形成“浙东诗”的概念：它以崇尚自然和具浓厚宗教情趣为其特征,并与边塞诗等共同缔造了唐诗的繁荣气象。它的产生是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浙东特殊的自然环境相联系的,它是开放的文化氛围的产物,尤其是谢灵运山水许的逻辑延伸,并指出唐代浙东诗紧承谢氏的创作给中国山水许烙上显著的浙东特色。唐代浙东诗也给后世宗教文化、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浙东文化发展带来影响。     

唐代乐府诗格律化倾向探析

唐代是近体诗格律不断发展并最终定型的时代,唐代乐府诗的创作也受到诗律的巨大影响。通过对《乐府诗集》、《全唐诗》中收录的全部2405首唐代乐府诗的格律分析,可以揭示唐代乐府诗的字句、用韵特点和五七言乐府诗的平仄合律程度、对仗使用情况,唐代十一类乐府诗中的同题作品和乐府诗代表作家的声律特点。通过声律考察,可以发现唐代乐府诗存在较明显的格律化倾向,从只求合乐到追求合律是乐府诗的重要演变趋势。     

书面"清谈"——谢灵运山水诗之本质论

谢灵运的山水诗是谢氏家族清谈的书面体现,谢氏清谈特点主要体现在:一是把清谈的务虚之风与务实抒怀有机结合,二是在清谈中重视语言的辞彩,注意语言音韵的流畅谐美。在家风濡染下,谢灵运抛弃了纯粹的空谈析理,而是借助于山水形象媚道,从而导致富有理趣、注重辞彩的山水诗的涌现,无心插柳般地完成了中国诗歌史的转关任务。     

浅论初唐吴越山水诗派

初唐时,一群以“吴中四士”为代表的吴越诗人名扬上京,所作大多为山水诗,在选材、基本表现技巧、艺术风格和审美理想等方面都取法于小谢为代表的齐梁体。吴越山水诗以特有的境界W阔、生机蓬勃的清新诗风影响着诗坛,为盛唐山水诗奠定了优美清新的基调,显示了齐梁山水诗向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发展轨迹。     

中国山水诗的咏叹

中国山水诗萌芽于《诗经》与《论语》的某些章句,功能是为了诗的起兴。汉武帝的《秋风辞》,曹操的《观沧海》等已得山水诗的雏形,到六朝已形成玄言诗与山水诗的固定形式,并流传有序,历代继承下来。晋有陶渊明;南朝宋有谢灵运,齐有谢;唐代李白的豪放、王维的禅悦是中国山水诗的顶峰;宋代苏拭的清雄,陆游的苍凉;至元已觉局面狭窄,引起山水画家诗的勃兴;明清的山水诗境界狭小,部分折射唐宋,满足其感情世界,明代李攀龙、清代吴梅村和王世正各有建树。因山水而造就了的历代诗人,又引起对山水诗的咏叹,本文并探讨了这些山水诗的美学特征。     

深情结境，妙悟淳成——论王向峰近体诗歌的艺术特质

本文以王向峰《云斋守望》中的近体诗歌为研究对象，力图在鉴赏的同时发掘其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质和美学追求。他的五、七言体律诗能自由往来于理性和感性、思妙与辞美、严谨与自由、理论和诗情之间，既是诗人“情真”所至的表达，也是诗人想象和哲思两兼的审美之悟，尤是诗人自觉艺术的追求，诗人在人文和自然风物之中创生了独特的审美意境，形成了以“情”、“境”、“悟”为突出特质的美学特色和审美情怀。     

Abstracts and Key Words of Major Articles

Abstracts and Key Words of Major Articles The Standardization of Rules and Forms of Metrical Poetry in the Tang Dynasty WANG Xiang-fe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036） Abstract： The ＂modem style＂ poetry or metrical poetry composed by the poets in the Tang Dynasty is considered as artistic wonders in both content and artistic creation. In metrical application it has become the stylistic norm of the later generations and been regarded as practical standards in the following one thousand years and more.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makes comparisons between Pingshui Rhyme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New Rhyme of the Modem Chinese. The article presents unique opinions on how the present people should write classical poems, and how they should realize and deal with some questions in the rules and forms of metrical poetry.     

唐代山水诗中的吏隐意象——以谢朓接受为例

唐代山水诗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意象就是吏隐,这正是从称引谢朓作为宣城太守角色的诗歌中得以体现的。人们称引谢守,不是特指为官,而是多和郡斋、青山等意象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关键在于小谢太守高斋的吏隐形象。谢朓对吏隐形象的成功定位正是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成功之处,这和他山水诗艺术上的成就相辅相成。唐代有很多推崇谢朓吏隐人生的代表人物,这极大地推动了他在本时期的接受,李白和大历十才子就是其中的代表。唐人把对禅宗的理解融于山水诗,是对谢朓吏隐形象的进一步发展,透露出比他更通达的人生观与审美观。     

许浑诗歌诗法艺术探微

晚唐诗人许浑与杜牧、温庭筠、李商隐并称为“晚唐铮铮者”。其律诗以文辞工丽、属对精切、格律整密著称于世,标志唐代律诗发展到了纯熟阶段。管窥许浑诗法艺术,主要呈现如下特点:一、布局定法、整密严谨;二、结句求变、辞工句对;三、声律工巧、首句入韵;四、巧用“一”字,字响气厚。     

长歌当哭，寓悲于闲——晚唐送人赴任诗情感探微

送人赴任之作,在唐代别离诗中占有相当大比例.盛唐人的这类诗歌,往往忽略了别离之伤情.反之,晚唐却固囿于这一伤情,并将此进一步深化,深化的结果,就是诗歌中闲情的泛滥.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晚唐文人大范围接受佛道思想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