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赋风的思想性

《汉书·扬雄传》说扬雄认为作赋“颇似俳优淳于髸、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掇不复为。”这意味着扬雄曾以司马相如为楷模促进自我创作的激情已不复存在。他的主观意愿既与赋的客观社会效果相违背,又与赋的文学效应相悖离。但这并未影响他成为和司马相如并肩颉顽的汉赋大家。扬雄自述在创作上深受司马相如的影响,作赋弘丽温雅,又对前人的成就和艺术表现方式兼包并     

关于《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的一点思考

司马相如、扬雄和班固是汉代散体大赋最富盛名的作者,他们还于不同时期创作了同属“符命”文体的《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但囿于各自不同的时代背景、性情际遇和文学主张,所以这三篇“符命”文章的写作情况和思想意识也各有不同。《封禅文》是司马相如在寂寞闲居中向汉武帝表达的忠心,《剧秦关新》是扬雄在“王莽新政”热潮的冲击下既惑又惧的违心之作,《典引》是班固欲纠前者之谬以颂汉功汉德的典正纯美。总体而言,《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与作者各自散体大赋所采用的讽谏方式相仿佛,因此都可视为汉代士人在制度和规范下创作心态的读本之一。     

《太玄赋》作者考辨

一般认为《太玄赋》是扬雄的作品。但在四大赋之后,扬雄已停止了赋的写作;《太玄赋》与扬雄思想不合,与《法言》、《太玄》文风、主旨不同;《太玄赋》不避汉讳而且论及骑马游仙,与汉代现实不合。《太玄赋》不是扬雄的作品。其作者有可能是杨泉。     

扬雄四大赋的文本重读——以《上林赋》为比较对象

一般认为,扬雄的大赋创作多出于对司马相如赋作的延续与模仿,而实际上扬雄大赋的内部构成要素已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它的写实性、时间性和言志艺术三个方面。正是由于这些新变,扬雄的赋作已然成为西汉大赋的尾声。扬雄是汉赋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他在理论上为西汉大赋作了终结性批判,在他之后汉赋逐渐向言志小赋方向发展。本文在最后对扬雄得以成为汉赋发展过程中关键人物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制度转型与赋圣司马相如的崛起

汉景帝、汉武帝之世,正是中国历史由分封制走向郡县制的关键时期。"七国之乱"爆发,迫使汉帝国寻找削弱诸侯王的有效途径。司马相如用当时流行的赋体创作了长篇巨制《天子游猎赋》(即《子虚上林赋》),歌颂汉天子对诸侯王的征服,歌颂汉帝国的统一、强大、文明和昌盛,反映了历史转折时期的面貌,因而甚得汉武帝青睐。司马相如因此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也成为赋体文学的代表作家,被后人尊为"赋圣"。司马迁等人褒扬相如赋与《诗经》一样具有讽谏精神,扬雄等人却指责相如赋"劝百讽一",失去了讽谏之义,其实都没有领悟到《天子游猎赋》宏大的政治主题。     

《校猎赋》就是《羽猎赋》吗？——兼论扬雄初为郎的时间及年龄

只要尊重《汉书.扬雄传》所载事实并仔细分析,就可以认识到《扬雄传》正文中的《校猎赋》并不是赞语所提及的《羽猎赋》,扬雄的推荐者确实为王音,正文与赞语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矛盾;以赞语中的王音、王莽和《羽猎赋》为线索,可以推知扬雄初为郎在鸿嘉元年到永始元年(前20—前16)之间;时年“四十余”,实为“三十余”之形讹。     

刘勰何以称司马相如为“辞宗”？

班固在《汉书.序传》中最先用“辞宗”来称呼司马相如,但其对相如及其赋作的评价,却是主要基于以“讽谕”论赋的传统观念。刘勰亦称司马相如为“辞宗”,此称谓盖沿自班固,但其立足点与孟坚已有了很大的区别:他从赋体的文学特征出发,来审视司马相如的作品,故而是从文学意义上对相如作出“辞宗”的评价。     

扬雄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

扬雄长安初期的生平事迹 ,如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 ,众说纷纭。本文论证扬雄写奏《甘泉》、《河东》二赋的时间应在汉成帝永始四年 ,并由此推断 :扬雄至京的年龄 ,今传《汉书》本传“赞”文说“四十余”确实错了 ,应是“三十余” ;先为王音门下史 ,后得王音和杨庄举荐 ,于永始二年或三年待诏 ;由于受到日蚀影响 ,永始元年即复的甘泉、河东郊祠 ,迟至永始四年方始实行。扬雄除为黄门侍郎 ,应在此年末奏《羽猎赋》和元延二年上《长杨赋》之间的元延元年。     

《两都赋》新论

跟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扬雄《甘泉赋》等作品比较起来,班固的《两都赋》并不为文学史家看重。然而它在赋史上却是不可替代的：它化解了传统大赋在审美追求和政教伦理追求间的冲突。消除了传统大赋的结构性缺失,体现了为汉德、汉赋乃至整个汉文定性和定位的高度自觉,真正具备了表征汉文的特性。它在汉赋发展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标志性的意义,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     

楚赋"三徒"中为何宋赋独传千古

司马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将宋玉、唐勒、景差列为一类,然只有宋玉作品能流传千古,为何如此?多年来没人对这一问题作过认真研究,当然更不可能有比较中肯的分析.此次将《文选》中凡录有赋作之作家的赋与文列为对象,以出现于《辞源》中的四字成语(或成词)为统计材料,并将宋玉、司马相如、扬雄之具体数字统计出来,发现宋玉这一数字远高于司马相如和扬雄,也高于《文选》中的所有上述作家.由此得出结论:宋玉在中国文学史上"赋祖"地位不可动摇!唐勒、景差二人之艺术水平与文学成就,实不能与宋玉相比,二者并不在一个层次.唐勒、景差的赋、文失传,作为先秦文献,必然因素居多;同样,宋玉文章所以能流传千古,也主要是必然因素在起作用.     

论魏晋小赋的盛行及其特色

赋作为一种韵文形式,始于战国时期。战国时荀卿有《赋篇》,宋玉有《高唐赋》、《神女赋》、《风赋》。到了汉代,赋成为一种主要的文体,作者亦众。如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都有长篇大赋,驰骋词藻,铺张扬厉,夸耀汉德,但看不到作者情志的陈述。惟自西汉末东汉初班彪作《北征赋》,后来班昭作《东征赋》才开始有抒情的小赋,至东汉末年短篇小赋才多起来。如蔡邕有《述行赋》,赵壹有《刺世疾邪赋》,赋体由此有了新的发展。魏晋时期小赋盛行,就成为赋体的主流了。今略述其盛行的原因、句式及风格特色。     

扬雄四赋作年新论

目前学界对扬雄四赋写作年代的判定,主要依据《汉书·扬雄传》《汉书·成帝纪》等相关记载,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持《汉书》论"。此论主要特征是将《汉书》作为判定扬雄四赋作年的最可信的证据。由于《汉书·成帝纪》和《汉书·扬雄传》的相关记载并不同时,"持《汉书》论"内部也存在分歧和争议。通过分析《汉书·扬雄传》中颜师古一则注释的错误,指出《汉书·扬雄传》并非是录自扬雄《自序》的第一手材料。"持《汉书》论"之外,《文选》李善注所引《七略》中记载的扬雄辞赋作年,与《汉书》的纪和传均有明显不同。目前学界对于《七略》的有关记载采取相对忽视或简单否定的态度。本文结合汉成帝时郊祀制度变迁的舆论背景、"预先献赋"的文学传统以及扬雄本人"归蜀葬子"的活动,论证《七略》的记载更为合理。扬雄四赋的作年,应该为永始三年(前14)完成《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绥和元年(前8)完成《长杨赋》。     

扬雄著作系年

扬雄著作,在《汉书》里有如下记载: 《艺文志》:“小学家类”录有《训纂》一篇,班固原注:“扬雄作”;又有《扬雄训纂》一篇(案:二篇实为同一篇)。“儒家类”录有:“扬雄所序三十八篇”,班固原注:“《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陆贾赋类”有:“扬雄赋十二篇。”(案:《汉书·扬雄传》载有《反离骚》、《甘泉》、《河东》、《羽猎》、《长杨》、《解嘲》、《解难》等赋以及有目无文的《广骚》、《畔牢     

唐诗中的扬雄形象

唐诗中的扬雄主要有两种形象,一为献赋入仕的宫廷侍从,一为闭屋著述的草《玄》者。扬雄献赋本为讽谏,但因"劝百讽一"的矛盾,其讽喻之义往往淹没在华丽的形式中,所以唐诗称引其献赋时,多与入仕或宫廷侍从相联系,而较少注意其讽谏,称引草《玄》事时则看到了扬雄的不得已与高尚的人格。对扬雄的吟咏体现了唐代诗人对出与处的思考,献赋入仕是他们用世思想的反映,而白首草《玄》则是他们对人格的追求,是兼济天下理想无法实现时的一份固守。     

辨伪与论证——《远游》与《大人赋》的关系考辨

《远游》与《大人赋》存在语言、结构和思想方面的相似性。陆侃如认为《远游》有抄袭《大人赋》的嫌疑,郭沫若则认为《远游》可能是《大人赋》的初稿,其中郭沫若的看法影响深远。此后《远游》的作者归属众说纷纭,《远游》被排除在屈赋之外,经典性大打折扣。实际上,从逻辑学角度来说,陆、郭二位从两者的相似关系推导出模仿关系,从思想成分证明《远游》非屈原所作,实乃循环论证,结论无法成立。通过爬梳和整理司马相如的生平、《史记·封禅书》的相关描述、《大人赋》的具体文本和楚文化的习俗,论证《大人赋》其实是司马相如为了保全家人而对汉武帝的献媚之作,而《远游》则是楚文化的产物;后者并非前者初稿,而尽管词句不同,但司马相如的遗札无论从主题、意图还是功能均与《大人赋》相似,因此可以推断,《大人赋》的"初稿"有可能是遗札。     

试论张衡赋的双重性

<正> 张衡在科学与文学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在科学上,他以制造了候风仪和地动仪闻名于世,当时就享有“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的称誉.在文学上,他的赋与诗,尤其是赋的创作成就使他在汉赋名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相颉颃.     

史迁肯定大赋说献疑

对于汉代的大赋,历代文学家、文学批评家,自东方朔、枚皋、扬雄、班固、王充以下,直至近人刘熙载、刘师培等等,他们或是或非,观点均极分明.其中唯太史公司马迁的态度,颇为复杂难辨.是故后世的研究者们往往和墨搦笔,著文加以研究探讨.就目前所见到的这方面的文章来看,其立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即都承认司马迁是肯定大赋的(以下简称“肯定说”)他们所依据的理由大致有这样四点:一、为汉大赋家(文学家)司马相如立传;二、在司马相如本传中载入了《子虚》、《上林》等大赋;三、司马迁说过相如赋具有“风谏”意义的话;四、司马迁本人亦有赋作. 那么,司马迁是否真的对汉大赋抱肯定态度呢?这四点理由是否站得住脚呢?由于这是     

两汉《诗》学史札记三则

两汉《诗》学史札记三则董治安一《法言·吾子》：“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扬雄是西汉后期赋坛的大家。他四十三、四岁（成帝元延年间）之前，专注于铺张扬厉之赋的创作；而五十多岁（哀帝建平年间）以后，有感于大赋之“劝而不止”，“又颇似倡优”，于是“...     

《远游》作者辨

《远游》的作者是谁,历来众说不一,近年主要有四说:(一)从近代廖平开始,就曾经认为《远游》与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大同小异,如出一手。郭沫若先生继廖氏之说而进一步提出:“《远游》一篇,结构与司马相如《大人赋》极相似,其中精粹语句甚至完全相同,基本上是一种神仙家言,与屈原思想不合。这一篇,近时学者多认为不是屈原作品。据     

初唐新文体赋与汉代散体赋的差异

历来对文赋的肇始是有争议的，无论是汉代的散体赋，还是唐始的新文赋，实际都可称为文体赋。但从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看，二代所表现的赋风又是有所差异的。仅以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四杰”中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矾应诘文》等篇来看，即可窥蠡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人情和作家个性之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