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百药、杨师道诗论

贞观诗人在文学史上是一个不应被忽略的生动存在,文章在贞观诗人中选了李百药、杨师道来分析,细读他们的诗歌。李百药是“名臣之子”、“四海名流”,作诗“藻思沉郁”,尤长于五言诗;杨师道是皇亲,“雅善篇什,又工草隶”,“酣赏之际,援笔直书,有如宿构”。在政治上二人都曾得到太宗重用,同时他们又都是当时的重要诗人,在唐诗发展史上都起了不应忽视的作用,很有研究的必要。     

唐音之始：虞世南诗歌新论

虞世南的应制诗洗脱浮靡，暗寓讽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个性；咏物诗既是咏物，更是抒发自我的高情远志；边塞诗立意高远，洋溢着立功边疆、以身许国的豪情。其创作实践，清晰地展现了贞观诗人努力挣脱南朝诗风的尝试。他的诗歌引导唐代咏物诗重归雅正，还启发了后人对边塞题材的兴趣，被许多唐代诗人师法，因此，在唐诗发展过程中确实具有“唐音之始”的开创之功。     

略论虞世南书法──绍兴书法史论之二

被誉为“初唐四家”之一的虞世南，不但在绍兴书法史上，而且在整个唐代以至于中国书法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只注重临习虞世南的传世碑帖，却很少从理论上对这位书法大师进行系统研讨。本文试图对虞世南书法作一粗浅研究，以求正于方家。（一）生平与师承虞世南，字伯施，越州余姚人，生于陈代永定二年（公元558年），卒于唐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享年八十又一。虞世南历经陈、隋、唐三朝，资历深厚，唐室兴立，才得重用，与太宗李世民友善，交谊甚笃。官至秘书少监、太子中舍人、弘文馆学士，赐爵永兴县公，故世称其为…     

许敬宗奏请《切韵》窄韵“合而用之”考辨

许敬宗奏请《切韵》窄韵“合而用之”,一直被认为是出于科举考试规范用韵的需要。但史料比勘与初唐诗文用韵的统计分析表明：许敬宗对《切韵》的改革,并非为科举制定官韵,而是为宫廷诗歌创作提供用韵依据;其时间也可上推至唐太宗贞观年间,而不是通常认为的高宗、武后时期。     

有所不为和无所不为——许敬宗、李义府论

许敬宗和李义府是唐太宗的朝臣,也做过高宗武后时期的重臣,史书称二人是奸臣.贞观时期政治相对开明,正人君子得到重用,两人还能有所不为;高宗武后时二人则是无所不为.本文在掌握丰富史料的基础上,着重讨论了许敬宗和李义府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及擅矫主命的贼臣行为并给以评价.     

《翰林学士集》题名职官与诗歌编年新考

《翰林学士集》所录诗作皆标明职官,为考其编年和诗人生平提供了重要依据,但学界对该集题名职官、成诗年代等尚存争议.对其中争议较大的《四言曲池酺饮座铭并同作七首》、《五言七夕侍宴赋得归衣飞机一首应诏》、《五言侍宴延庆殿同赋别题得阿阁凤应诏并同上三首并御诗》、《五言奉和浅水源观平薛举旧迹应诏令同上五首并御诗》进行考辨可知:四组诗歌分别作于贞观二年九月、贞观四年七月、贞观十七年十一月、贞观二十年八月；《翰林学士集》的题名职官基本属实,不可轻易否定；许敬宗绝非《翰林学士集》编者.     

从《贞观政要》看唐太宗的重民思想

一 唐人吴兢所撰《贞观政要》,是一部研究唐初历史十分有价值的政论性文献。全书共十卷,四十篇。它记载了贞观年间(公元六二七——六四九)唐太宗李世民及其臣僚们,如魏征、房玄龄,王珪、杜如晦、褚遂良、孔颖达、虞世南、温彦博、岑文本、马周、戴胄、姚思廉、杜淹等四十余人关于“治国安邦”方面的言论,其中有唐太宗和左右大臣的政论,有大臣们的奏疏和有关重大的政治措施等等。可以说《贞观政要》内容     

烦厌公务的菅原道真和杜甫

自称“为儒为吏报国家”的日本平安时期伟大诗人管原道真，在赞州时期诗歌中却对公务频发牢骚。而对工作不满乃至厌烦，在早于道真一个世纪之前的中国唐代诗人杜甫的诗歌中就有宣泄。这样的情绪，似乎不应属于这两位诗人，但这恰恰表现了特定环境中他们真实的精神世界，体现出两位诗人的精神相通之处。更应注意的是，在两住诗人表现这种情绪的载体中，特别是《行春词》和《早秋苦热堆案相仍》这两首诗歌中，还存在着语言以及表现形式上的相似之处。     

论唐人元日早朝诗中的多重角色及情感抒写

唐代的元日早朝是依照唐《贞观礼》和《开元礼》的礼制要求举行的，在礼制规定的礼仪中，汉、魏传统的“尊君抑臣”观念得到了延续和强化。但在唐代诗人的元日早朝诗中，因作者的角色不同，这种观念却有所淡化，有些作品几乎没有这种情感。唐太宗贞观时期和唐肃宗乾元年间的两次元日早朝唱和，体现了唐代不同时期君王和士大夫对盛世的赞美和期待。但中唐以后的元日早朝诗，却因为作者身份的多样化，诗中的内容和情感也显现出多种多样的特征。尤其是以“观早朝”为题的诗中，再现了诗人在元日早朝中的底层身份感及政治心态。     

贞观宫廷诗坛风会论

贞观盛世，诗坛上的宫掖遗风，与唐初统治者对南朝文学艺术的喜好和提倡有关。就文学自身而言，以宫廷诗人为中心的贞观诗坛的矛盾现象，是魏晋六朝文学嬗递的延续，也是唐代诗人以南朝声色为基础、融合北朝贞刚之气，以表现恢宏雅正之新朝气象的历史必然。     

开拓者的硕果——读叶光大、李万寿、黄涤明、袁华忠的《贞观政要译注》

唐人吴兢所撰《贞观政要》,是一部研究唐初历史十分有价值的、政论性的历史文献。全书共十卷,四十篇。它分类记载了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唐太宗李世民同其臣僚们,如魏征、房玄龄、王珪、杜如晦、褚遂良、孔颖达、虞世南、温彦博、岑文本、马周、戴胄、姚思廉、杜淹等四十余人关于“治国安邦”方面的言论,其中有唐太宗和左右大臣的政论,有大臣们的奏疏和有关重大的政治措施等等。可以说《贞观政要》内容丰富,涉及到的人和事甚多,不仅有史料价值,并且也有现实借鉴意义。     

文儒之士复变之诗:论唐初江南文人的群体特征

江南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与嬗变是唐代江南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唐代第一代的江南文人,以虞世南、许敬宗为代表的文人延续了陈隋以来江南文人的宫廷文学之士的政治身份,同时又因家族文化和师学传承等因素影响呈现出学行兼备的文儒特征,从而展现出江南文人在唐初的变迁。受其影响,唐初江南文人的诗歌表现出复变相交的创作特征。     

“辋川别业”不是园林

从陈铁民先生的现场求证和研究结果来看，唐代《辋川图》和《辋川诗》中的许多景点都不在唐代诗人王维的辋川别业的范围之内。国内园林史学界将《辋川图》和《辋川诗》中的景点作为一个整体来证明“辋川别业”是“别墅园林”或“郊野园林”的证据并不能成立。该文通过对《辋川图》中“辋川居所”与城市园林在“私权边界”、“主人身份”以及周边“自然山水的人工因素”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提出王维的辋川别业和《辋川图》中的辋川居所不但在空间结构上与城市园林有着明显不同，在逻辑关系上也不应被划在园林的范畴之内。     

激活学生“诗人”潜能的几点策略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每一个儿童就其天资来说，都是“诗人”，只要在教学方法上“打开创作的源泉”，就能使诗人的琴弦发出美妙的乐声。也就是说每个学生都有创作的天赋，学生写不出好的作文，是因为教师没有找到恰当的教学方法。于是，作文教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最大限度地激活学生的“诗人”潜能，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异彩纷呈的作文世界中，创造性地体验、感受、想象与表达。     

唐高宗与初唐宫廷文学

唐高宗具有尚实、端方、稳重的儒学政教型人格特点,对文学创作既无才能又少兴趣,宫廷文坛遂从贞观时的帝王主导型转变为高宗时的权贵主导型,上官仪和许敬宗等权臣成为宫廷文坛的领导者。质地纤弱、热衷于华丽藻饰的＂上官体＂风靡一时,失去了贞观宫廷诗的宏大整肃与雅正之风。在用人方面,高宗重吏干而轻文学,使得新进文士的仕进之途受挫,处境尴尬,阻碍了文学高潮的孕育和催发。     

贞观党争及承乾被废原因新探

贞观年间，太子承乾的被废，历代史家都认为是承乾咎由自取的结果。但我们发现，承乾的被废，主要是因为贞观年间李唐王朝内部的党争所致。唐太宗对承乾的猜忌是导致贞观党争发生的主要原由；对魏王李泰的宠爱是导致贞观党争发生的主要诱因；晋王李治党争的胜利是导致承乾被废的最终结果。     

试论中日隐逸文学的异同——以陶渊明与西行法师为中心

中国与日本古代文学史上都出现过隐逸文学,陶渊明与西行法师是其中的优秀代表。陶渊明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西行法师被称为日本隐逸文学的第一人。陶渊明与西行法师都在隐逸生活中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歌。他们所处的时代特点、隐逸动机、所创作的诗歌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点。生活于乱世,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从隐逸动机上来看,陶渊明及中国的隐逸者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西行法师及日本的隐逸者则更多是出于宗教上的理由。     

权衡论证的逻辑解读与省思

作为美国学者韦尔曼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独特的论证类型，权衡论证不应被视为与演绎、归纳并列的第三类论证，因为无论从论证构成还是论证评估视角看，权衡论证都与演绎、归纳论证有交叉和重合，并且，它还兼具“证成结论”与“达成说服”双重目的，表现出一定的论辩色彩。就权衡论证中的反面理由而言，它既不应被视为“反驳”，也不应单单被视为“论辩策略”，而应被看作论证核心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否则“权衡”论证将无从谈起。     

依法“治官”与贞观之治

依法“治官”与贞观之治沙宪如治国不可无法，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强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律的健全。唐太宗贞观时期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盛世”，也是与建立了完备的封建法制分不开的。治国之本在于依法治民，但其关键则在于依法“治官”。官良则民治，民治则国安。故...     

论唐太宗的文化建设业绩

唐太宗的政绩,前人论述甚多,而对其文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却少有专述。本文拟从这方面,试加评论。(一) 隋末战乱,古籍散亡极为严重。唐高祖李渊采纳秘书监令狐德棻的建议,用高价购募遗书。与此同时还增置楷书,组织专门人才缮写古籍,其结果是“数年间群书毕备。”(《唐会要》卷三十五)唐太宗在继承父业的基础上,于贞观二年接受魏征的建议,对五经、史记、诸子、诗赋等,重新校定,“数年之间,秘府粲然毕备。”(引文同上) 为了治国急需,唐太宗于贞观初年命魏征、虞世南等人编写《群书治要》,凡五十卷。资料取之于六经、诸子等古籍。贞观五年该书完成,太宗赐诸王各一部,以备攻读。(《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