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动人口家庭的迁移序列及其政策涵义

近年来,中国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越来越显著。如何在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层面回应这一新的变化,不仅事关2.5亿流动人口的福祉,也直接决定了城镇化进程中各项改革的成败。基于2013年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研究探讨了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主要模式、迁移序列、迁移轨迹和主要特点,发现完整家庭式流动已经成为我国核心家庭流动的主导模式;在无法实现完整家庭式流动的前提下,家庭迁移呈现出先夫妻、后子女的序列;流动人口迁移的家庭化程度受到迁移距离和迁入地生活成本的影响等特征。人口流动的家庭化不仅直接关系到流动人口的家庭生活和家庭福利,同时也对我国城镇化进程和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亟需构建家庭友好型的社会政策环境,以促进发展的共享与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CMDS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在家庭压力理论的基础上引入生命历程视角，分析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及其产生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其发生的中介路径在于家庭化迁移导致就业不稳定、子女上学难和工作收入低等家庭不平衡因素的形成。同时，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负向影响，会因为较好的人力资本、职业地位以及家庭经济状况而得到缓解。进一步研究表明，不同家庭迁移模式对农民工在生命历程不同阶段的健康状况产生不同程度的负向影响。因此，需要推动农民工健康促进政策从“个体化”向“家庭化”转变，并注重农民工的群体差异性，以系统化的视角切实提升农民工的健康水平。     

贸易开放是否影响了流动人口健康?——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证据

探讨贸易开放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健康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利用2016—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研究贸易开放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作用。结论显示：贸易开放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具体表现为贸易开放显著提高了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状况为健康”的概率，并显著地降低了流动人口“最近一年患病或身体不适”的概率。其潜在的影响机制在于：贸易开放度通过影响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水平、当地污染物排放和当地污染治理能力三个路径影响其健康水平。异质性分析显示，贸易开放度对流动人口健康水平的影响作用会由于流动人口就业身份、接受健康教育状况、家庭成员同住人数和健康基础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建议着力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精准开展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和逐步取消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壁垒，以进一步发挥贸易开放对流动人口健康水平的提升作用。     

家庭化迁移与农户耕地隐性撂荒——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关注家庭化迁移对农户耕地隐性撂荒的影响,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来实证分析全国层面农户家庭化迁移对隐性撂荒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化迁移显著抑制了隐性撂荒,这主要源于家庭化迁移提升了农户代耕型耕地转出和显性撂荒倾向;家庭化迁移对代耕型耕地转出和显性撂荒的促进作用相比于转租型耕地转出更强,农户耕地处置偏好呈现“离地不放权”“弃耕不流转”的特征;家庭化迁移的劳动力流失效应和收入提升效应抑制了隐性撂荒,而农业投资抑制效应促进了隐性撂荒;机械化水平、农业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强化家庭化迁移对隐性撂荒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家庭化迁移对隐性撂荒、显性撂荒、代耕型耕地转出和转租型耕地转出存在非线性促进作用;相比于子女和配偶随迁,流动人口父母随迁对隐性撂荒的抑制作用更强。因此,家庭化迁移趋势下政府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以提升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加大对种粮农户的政策支持力度,合理引导土地流转,促进耕地高效利用。     

中国老年流动人口初诊就医行为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构建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综合分析个体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流迁因素分别对乡—城、城—城和全部老年流动人口初诊就医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老年流动人口初诊就医行为的选择存在不同程度的健康风险,乡—城和城—城老年流动人口受年龄、自评健康、收入、就业状态、生活状况、医保参保情况、本地健康档案建立情况、迁入地区、首次流动与否和家庭化流动与否等多种因素的不同影响。对此,应进一步完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制度,加快推进异地报销结算进程;应加快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应重点关注农业户口的老年流动人口,给予医疗上的政策倾斜;全面提升流动老年人口的基本公共卫生知识素养,让老年流动人口的初诊就医行为更加科学,进一步降低老年流动人口所面临的健康风险。以此助力《“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战略目标的实现。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发展的过程与阶段：理论意涵与测量方案

流动人口家庭发展是家庭为了满足因人口流动而变化了的需求、应对因人口流动而新出现的压力,通过促成家庭结构分化、重新塑造成员角色,进而实现家庭任务分化、继续拓展成员能力,并由此显现出阶段分化的过程。家庭流动本身特定的过程性和家庭流动继发问题的过程性,决定了流动人口家庭在回归常规发展轨迹之前要相继跨越“家庭化流动阶段”和“家庭式融入阶段”,对两阶段需要做出更加全面精准和多维系统的测量。再造家庭内部团聚与重构家庭外部支持是这两阶段的基本着眼点,前者根本性地解决了家庭结构发展和任务发展中的“名义化”问题,后者系统性地增强了家庭结构均衡发展和任务协调发展的能力。     

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基于缓冲存货理论的实证分析

居民收入、支出不确定性的大小与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密切相关。子女数量对家庭消费储蓄决策中“缺乏耐心”的影响大于对“谨慎动机”的影响，总体效应体现为对家庭财富积累目标的负向效应；老人数量与子女数量的作用相反，体现为对家庭财富积累目标的正向效应。主要原因是子女消费被看成是家庭对未来的投资，与储蓄具有替代作用；而在既定社会保障制度下，老人数量与未来支出不确定性相关，因此，老人消费不足与当前“未富先老”的社会经济特征有密切关系。进一步的，子女数量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在各分位数处均为显著负向效应，并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作用大小呈下降趋势；老人数量则在低分位数处不显著，在中、高分位数处为正，并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系数增大。其经济含义是无论家庭富裕程度如何，子女数量和家庭财富积累都具有相互替代效应，而只有当家庭达到一定富裕程度，老人数量对财富积累才能产生影响，并随家庭富裕程度的提高，老人数量对财富积累的正向作用也越来越强。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家庭具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子女数量则对城、乡家庭财富积累都具有负向效应，且对城镇家庭的作用效果更大；老人数量对城镇家庭财富积累有正向作用，而对农村家庭财富积累没有显著影响。     

互联网对家庭消费影响效应与机理研究

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探究互联网使用对于家庭消费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的使用对于家庭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互联网的购物用途对于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工具变量回归也证明原结论是稳健的。在作用机理的探究中，发现家庭收入是互联网使用影响家庭消费的部分中介，即互联网通过增加收入进而提升了家庭的消费水平。最后，进行分样本回归，发现在城市、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中，互联网的使用促进家庭消费的效果更为明显。     

高房价对劳动者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促进抑或阻碍——兼论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效应及其调节因素

细化劳动者人力资本积累方式才能厘清高房价与劳动者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机理，揭示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效应及其调节因素。在进行适当的模型修正基础上所做的实证检验表明：房价水平与微观人力资本投资、劳动者人力资本积累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高房价阻碍劳动者人力资本的积累，其中微观人力资本投资是高房价影响劳动者人力资本积累的中介途径，具有中介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对高房价与劳动者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金融市场发展、城镇化进程、文教卫生公共设施建设是产生调节效应的调节因素；全国东、西、中部不同的区域层面，“倒U型”曲线拐点对应的房价水平依次递减，中部地区目前房价水平已处拐点右方，高房价负向作用于微观人力资本投资。     

个体—组织培训动机匹配对培训迁移影响的路径与边界

培训管理实践一直存在受训员工所学与所用间不一致现象,而个体与组织培训动机间的匹配为解析该现象提供了新视角。研究以培训迁移行为为切入点,旨在探讨并验证了个体—组织培训动机匹配的结构构成及其对培训迁移行为的影响以及学习效果的中介作用和组织学习倾向的跨层次调节作用。通过"文献梳理—员工访谈—专家评定—探索性因素分析"的流程开发了个体—组织培训动机匹配量表(9题项),包含工作效用匹配(5题项)和职业效用匹配(4题项)两个维度。以42家企业的271名员工为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和多层线性模型(HLM)对个体—组织培训动机匹配、学习效果、组织学习倾向和培训迁移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个体—组织培训动机匹配正向影响培训迁移,学习效果在这一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组织学习倾向正向调节个体—组织培训动机匹配与培训迁移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深化了培训动机和培训迁移理论研究,对企业提高培训效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C PM领导行为对和谐组织的影响：情感承诺和心理所有权的中介效应

情感承诺和组织心理所有权在CPM领导行为与和谐组织之间发挥着中介效应：（1）团体维系通过情感承诺的完全中介作用对和谐组织产生影响，个人品德除了通过情感承诺的中介效应对和谐组织产生间接影响外，也能直接对和谐组织产生影响，而目标达成则直接对和谐组织产生影响；（2）情感承诺通过心理所有权的完全中介作用对和谐组织产生影响，目标达成还通过心理所有权的部分中介作用对和谐组织产生影响。     

新疆区情文摘：新疆兵团的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现状研究——以兵团农八师石河子为例

为了能够对兵团的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现状有深入的认识，我们以兵团所管辖的14个生产建设师中的农八师石河子为样本，对石河子的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研究

近10年关于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的研究文献显示,农民工迁移意愿呈现一定的时间、地域、性别规律;家庭式迁移是中国劳动力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影响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的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户籍、婚姻状况、进城打工年限、收入、生活和工作满意度等。到目前为止,对未进城农民迁移意愿的深入研究依然空白,而关于家庭式迁移、农民工家庭特征和社区特征因素的研究尚有待深入,推进农民工(农民)永久性迁移不仅仅需要打破政策制度上的限制,还需要相关配套政策。     

工作-家庭文化、组织承诺与离职意向的关系研究

基于社会交换和角色累积理论,探讨了工作-家庭文化、工作-家庭增益、组织承诺和离职倾向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工作-家庭增益作为工作-家庭文化的三维度(上级支持、时间要求、职业顾虑)和组织承诺、离职倾向之间中介关系的理论模型,并通过南京、苏州、上海、北京的674名员工的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工作-家庭增益在上级支持和组织承诺之间,时间要求和离职意向之间存在着部分中介作用,在职业顾虑和组织承诺之间;职业顾虑与离职意向之间存在着完全中介作用,而对于时间要求与组织承诺之间以及上级支持与离职意向之间的中介作用则没有得到实证支持.     

西部农村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研究

西部地区由于农村经济落后,其剩余劳动力流入发达城市是我国社会发展中不可逆转的趋势,并且城市中农村流动人口队伍也越来越庞大,出现“家庭化”流动的趋势。而目前我国城市对这一状况还没有良好的承受能力,在诸多方面都存在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农村流动人口子女的城市义务教育问题,已成为国家、教育界、学校和家长共同关注的重要社会问题。     

退休行为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基于中国城镇男性的评价研究

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已迫在眉睫，识别现有退休制度下的退休行为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1-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采用模糊断点回归技术识别退休行为对老年男性自评健康的影响及机制路径。研究发现，虽然男性退休对自身自评健康影响不显著，但配偶退休会显著降低男性伴侣的自评健康水平，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分析后结论仍然成立。此外，已退休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群体更容易受到配偶退休的负面冲击。机制研究发现，配偶隔代照料时间的提高和男性生活满意度的下降是配偶退休对伴侣自评健康产生消极影响的主要路径。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全方位认识退休政策的健康效应，为国家制定延迟退休政策提供启示。     

政企关系、市场竞争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推进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已经成为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抓手。政企关系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怎样的影响？基于全国第十二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对此进行了检验,并进一步检验了市场竞争在这一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政企关系不论对企业绿色技术的研发还是应用,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市场竞争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政治关系对企业绿色技术研发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市场竞争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但政治关系对企业绿色技术的应用没有显著影响;经济关系对企业绿色技术的研发及应用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市场竞争在其间并没有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的检验表明,政企关系对小企业绿色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影响更加显著,原因在于政治关系仅显著影响小企业绿色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对大企业没有显著影响,说明企业规模与政企关系在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上具有一定的替代效应。     

机构投资者股东积极主义效应的实现——基于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

本文通过样本分类,分别考察了证券公司和投资基金两类机构投资者在不同的控股环境中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检验了代理成本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关系之间起到的重要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投资基金持股比例的增加能够有效促进民营及国有上市公司绩效的提升,且代理成本在二者关系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证券公司持股比例仍能够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的传导机制促进民营上市公司的绩效,但与国有上市公司绩效无显著关系;民营上市公司中,基金持股比例对代理成本的抑制效应及对公司绩效的促进效应显著高于国有上市公司。     

组织公民行为的阴暗面：组织公民行为引发的工作家庭冲突

文章基于资源保存理论,通过分阶段的方式收集在职人员样本,研究了组织公民行为与工作家庭冲突的关系机制。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组织公民行为与工作家庭冲突为正相关关系;自我损耗在组织公民行为与工作家庭冲突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且对工作家庭冲突有正向影响;个体的边界控制感调节自我损耗对工作家庭冲突的正向影响,即当员工的边界控制感增强时,自我损耗对工作家庭冲突的正向影响减弱。     

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政府回应的调节作用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以549名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治理绩效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治理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信任在公共服务满意度与社会治理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政府回应在政府信任促进社会治理绩效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即高政府回应状态下，政府信任对社会治理绩效的提高有更强的正向影响；并且，政府回应对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具有调节效应，即政府回应越高，政府信任起到的中介作用越强。研究结论对提高社会治理绩效有一定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