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模式新探——以广西龙州武德乡布侬三屯为例

中越边民在长期的经济、社会往来中,形成了独特的跨国婚姻模式.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越南女子涌人中国,并呈“一边倒”趋势,给中越边境地区传统的跨国婚姻带来了新的变化与挑战.基于此,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当前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模式进行探析,把握其现状和特征,以期为中越边境地区的稳定与和谐发展提供...     

例论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建立的基础——兼论"无国籍女人"的身份

中越边境地区上世纪80年代末两国关系得到改善以来,中国与越南毗邻村屯边民之间缔结的跨国婚姻数量呈快速上升的态势,越来越多的越南妇女嫁入到中国家庭。本文着力探讨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建立的基础,同时关注这些嫁入中国家庭并生育子女的越南妇女的处境。由于制度等各种条件限制,她们难以有正常的婚姻登记,最终沦为尴尬的无国籍女人,这对中越边境社会的稳定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中越边境跨境民族婚姻调查与分析——以云南省富宁县田蓬镇、木央镇为例

中越边境地区的中越边民间的跨国界通婚现象古已有之,但有确切数据统计的案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越陆地边界划定才进一步登记系统化和数据趋于准确化。不过,由于跨境民族婚姻涉外人员的流动性与隐蔽性特点,又使得中越边境地区的统计数据具有很大的变动性,大约数据可以掌握,但具体数据难以把握。这种特点在与越南有70余公里边境线的云南省富宁县沿边地区也表现得较为突出。富宁县与越南直接接壤的乡镇有田蓬镇和木央镇,该县境内的跨境民族婚姻绝大多数集中于这两个乡镇。这两个边境乡镇的跨境民族婚姻形态中存在的多元性、复杂性族群聚合因素特征值得各界加以关注和进行深入的学理性探讨。因此,笔者以本地人的身份,对这种特殊的婚姻形态展开了多年的关注与跟踪调查,并在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对其现状、社会影响、造成的社会问题,以及针对问题提出相关建议与对策的提炼。     

中缅边境跨国婚姻择偶途径研究——以云南陇川县为例

跨国婚姻在中缅边境地区是普遍现象,基于民族的社会结构特征,中缅跨国婚姻的择偶途径包括了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网络。这些途径充分说明个体的社会行为与相应的族群和地域特征相匹配,也进一步表现出边境地区的跨国婚姻多为边民日常交往的结果。那么,跨国婚姻在国家管理层面上凸显的问题应多从“主位”的视角寻求更具实践性的解决途径。     

中缅跨国婚姻特征分析——以云南陇川县为例

中缅跨国婚姻在云南边境地区是普遍现象,且在近十多年中数量呈逐渐增长的趋势。因民族和地域的差异,中缅跨国婚姻在边境地区呈现出不同特征,如跨国族际通婚、招赘婚以及部分外籍配偶拥有中国户籍等。中缅跨国婚姻的特征表明:其本质应在民族社会结构基础上进行探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普通话高质量推广普及研究——语言与国家治理系列研究之七

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普通话普及率达92.92％,但普通话普及率与普及质量在区域、年龄、性别、职业等方面均呈现显著的异质性特征,依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作为一种人力资本、交际工具与文化载体,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普通话高质量推广普及有助于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增强各族群众文化认同,是进一步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群众基础、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的根本性工程.因此,新时期应遵循"聚焦重点、全面普及、巩固提高"新时代推普方针,坚持"分类施策"原则,着重加大广西中越边境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与跨境婚姻家庭主妇普通话普及力度,巩固提升中青年和青少年群体普通话普及质量,推动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普通话高质量推广普及.     

跨国民族类型与和平跨居模式讨论

从跨国民族历史形成原因、现实存在形式、聚居和散居情况、国家政治认同情况、语言文字涵化情况等方面,对跨国民族进行了类型划分.以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和平跨居"现象为例,对"和平跨居"模式的主要衡量指标进行了分析,认为跨国民族文化内部彼此之间明确的国家政治认同、国内边境地区各民族共生互助互补互制的和平人文生境,是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和平跨居"的基本模式.     

广西中越边境地区居民"五个认同"提升路径研究——语言与国家治理系列研究之四

对广西中越边境地区的靖西市、那坡县、东兴市居民的抽样调研结果表明,跨境婚姻家庭主妇的国籍和户籍问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对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关系认识的不足、基层治理能力等是影响调研对象"五个认同"的重要因素.及时有效解决嫁入中越边境的越南妇女的入籍问题、坚定不移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力度、深入推进族际文化交流以提升族际认同、教育引导群众正确把握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关系、突出增强党组织对基层治理的引领力等是提升广西中越边境地区居民"五个认同"认同度的重要路径.     

生境、情感与边民社会网络:中越跨国婚姻研究实践与反思——以云南马关县金厂村为例

跨国婚姻作为历史上一种边境地区人群的常态化通婚形式,因民族国家边界管理方式的存在而演变成为边境地区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中国大陆学者在跨国婚姻的动因、身份困境与管理机制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但仍未能形成一种具有社会文化整体观观照的研究范式。其核心原因是未能将边地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国外学术界关于跨国婚姻的研究及边地社会整体性的社会网络纳入到综合讨论之中,因此显示出了个案研究丰富,而研究深度、广度稍显不足的状况。所以,我们需要结合实证研究,综合三种研究视角推进跨国婚姻研究。     

西南边境跨国婚姻子女的国家认同——以广西大新县隘江村为例

西南边境地区跨国婚姻子女的国家认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国家归属方面,他们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也为自己的母亲难以加入中国籍而遗憾;在政治认同方面,他们比同龄人冷漠;在法律认同方面,他们也面临一些迷茫.对于西南边境跨国婚姻所生子女在国家认同过程中遇到的特殊情况,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壮族土司制度研究与壮学建立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时间上延续了600多年,空间上覆盖了壮族历史上的主要分布区域,壮族土司制度的众多因子已转化成当代壮族的重要文化元素.因此,壮族土司制度是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壮族土司制度研究成果是壮学建立的重要基石.壮族土司制度研究还可以在土司相关专题、土司文化遗产、与国内及东南亚邻国的比较等方面进一步拓展.     

基于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东盟“共生度”评价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质是要打造一种更为和谐的共生秩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不断提高双方之间的共生度.本文构建了一个衡量国与国之间共生度的评价体系,以测度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相互融合的程度.基于该评价体系,本文测度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度,并据此总结了中国-东盟共生度增长和变化的规律,以期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广西中越边境沿线有防城港、宁明等八个县(区、市),除了东兴市,其余7个县区都是壮族聚居区,历史上盛行壮族歌圩风俗.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功能丧失,壮族歌圩面临着歌师歌手后继乏人、歌圩听众不断流失、传统歌圩点风光不再的窘境.运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方法,实现壮族传统歌圩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政治基础和底气。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确立的内在逻辑和演进机制入手方能辨析其本质特征,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最终确立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共识形成和确立的基础是广泛的爱国主义。因此,"中华民族"及其议题本身不具有制度规定性,具有价值中立性特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方能形成巨大的现实力量。在近代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在建设与改革时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持续滋养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内在的规定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切实把握方向和大局,以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的政治方向。     

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与壮学体系构建

壮学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壮学研究范畴性质决定了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不可或缺,壮族民间宗教信仰是壮民族的文化之根,壮族宗教信仰研究成果与壮学学科建设发展同步,继续深化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对壮学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     

过山瑶文明进程中的生存智慧

过山瑶是对瑶族的又一称谓(或为别称),它浓缩了瑶族先民千百年来漂洋渡海、翻山越岭、过山吃山的历史进程,形象反映了瑶族历史生活画面的社会学意义.瑶族人民在过山吃山的历程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生存智慧,主要包括:以盘瓠神话为发端,创造盘王文化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借用封建王朝名义,创作《过山榜》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从北往南迁徙,过山吃山种山以实现民族大转移.盘王精神永远激励着瑶族儿女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一步一步地走向辉煌的明天.     

文化传承视域下大理“三月街”千年发展的实践逻辑

乡村集市长久地遍布于广大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常见的民俗之一,它服务于农民调剂余缺和社会交往的生活需要,并且演进成为地域民俗文化集散、展演的文化空间.大理三月街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乡村集市,形成于唐朝永徽年间,历时1300余年,不仅发挥了经济性和社会性的重要功能,而且积淀成为承载大理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三月街文化空间的千年发展是大理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表征,其实践逻辑在于集市内源性因素的推动和地域文化禀赋的孵化.     

发展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山区稻作农业困境

稻作是我国西南山区农业发展成败的关键.改种粘稻杂交稻冲击当地少数民族传统糯稻生计模式,导致了山区农业危机并波及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领域.实践困境呼唤理论突破,反思该项改种政策需超越现有主流视角,而发展人类学范式的引入是一个必要而有益的尝试.将发展措施置于具体的文化情境中来审视,使可持续和共赢的农业发展新道路成为可能,并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铜鼓文化圈的演变过程

铜鼓文化圈是南中国与东南亚特有的文化现象,但不等同于铜鼓的分布区域,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时空概念,中心与边缘的分布区域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各时期铜鼓文化的内涵也不断变化,经历了形成、发展、兴盛、散播与传承的演变过程.     

少数民族“新民歌”创作与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生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歌运动",虽然没有真正地为中国诗歌发展开拓出新的道路,但却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群众文艺创作潮流。少数民族人民深具民族传统、政治认同并且是真情实感的新民歌创作,对少数民族群体内部建构关于新中国的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在创造性的集体合作大生产和声势浩大的新民歌个体创作过程中,少数民族人民将自身传统的民族话语、地方话语及乡土话语与新中国的国家话语相统一的新民歌创作,既让他们实现了从传统的"民众"到新中国的"人民"的发现,也铸造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实体,并让少数民族人民的"新民歌"创作具有了人类学的伟大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