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边疆民族地区历史观教育研究

边疆民族地区是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的重要阵地,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所在。中华各民族共同书写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历史。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坚持历史是客观全面、动态发展、普遍联系的观点,重点加强边疆地方与祖国关系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中华文化发展史、宗教同所在社会相适应的历程与经验史教育,确保历史观教育的方向性、科学性、主体性,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认同、历史认同、文化认同,不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     

论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安全

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安全是边疆民族地区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呈现多元并存的基本格局,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民族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三部分。当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安全面临着西方政治文化的侵入、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宗教渗透以及民族分裂势力的破坏所带来的挑战和威胁。维护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安全必须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保持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先进性,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相适应。     

瑞丽傣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与民族认同

正确的民族认同能弘扬民族文化,增强民族的自我认同和凝聚力,也是民族个体拥有健康心理和形成国家认同的重要前提。作为瑞丽傣族地区的学校教育机构及职能部门,需要加强对当地傣族青少年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指导,唤起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并肩负起传承本民族文化的重任。同时培养他们熟练掌握自然科学知识,正确看待各民族文化,增强跨文化和跨民族交际能力,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这些措施对于加强地处边疆的瑞丽傣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向心力,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和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多元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的认同困境及其应对思考

目前,“多元文化主义”已发展成为一种政治思想,在如何看待文化、政治和民族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的观点.少数民族遭遇多元文化主义,将在民族文化与国家文化、民族自治与国家治理、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关系等问题上产生认同困境.何以应对？核心理念是坚持“尊重多样,包容差异”原则.本文以中国为例尝试了深入的剖析.具体而言,党和国家需注重中华文化的内涵发展、自治权利的法律实践和公民身份的科学构建等议题的探讨,通过消解少数民族认同上的困境,提升中国各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中国政治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加强社会凝聚力、民族向心力和国家统合力.     

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基于共生理论的分析

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实现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然成为当前国家亟需解决的难题.边疆民族地区不仅是中国的“窗口”,而且是国家稳定与繁荣的关键性、战略性区位之一.与国内其他区域农村相比,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具有人口分布差别化、宗教信仰复杂化、语言文字本土化、民族文化多样化的特征,致使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更具挑战性.只有树立了共生共存的边疆农村治理理念,才能实现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的现代化.     

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失谐及矫正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是多民族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分析了二者的辩证关系,并系统分析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失谐的原因,即二者的区别是导致失谐的根本原因,同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政治权力的分配不均、文化发展中产生的纠纷和“三股势力”的渗透和破坏也是重要因素,为此,应该从加强兴边富民力度、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诉求、繁荣少数民族的文化建设、抑制“三股势力”的破坏活动等方面寻求探索解决对策.     

论国家认同对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实践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对国家坚定不移的认同是国家稳步发展的基本条件。尤其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甚多的边疆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程度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团结统一,更关系到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在边疆民族地区的践行情况。但新形势下民族的国家认同有着新的变化,对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的实践形成了挑战。只有深入分析这一挑战,积极夯实群众基础以提高民族的国家认同,不断创新党的理论成果,并建立有效的评估体系,才能将民族的国家认同更好的转换成为党的创新理论实践成果。     

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影响因素及应对之策——基于安全的视角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也是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因素之一。综合分析国际干扰和地缘政治的外因搅动、半径发展制约下的内边失衡、远离国家的边地实在社会、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滋长、极端思想与宗教渗透造成的认知迷离等要素,有助于认知和把握边疆民族地区安全议题。而治理跟进则要基于"外部冲击""发展差异""治理能力""社会风险""国家认同"五个维度,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缓和外部冲击、缩小发展差异、提升治理能力、有效防控风险、强化国家认同。     

高举统一和团结的旗帜 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一个最基本的指导思想是:必须坚决反对分裂,维护民族团结和民族地区的稳定,维护祖国的统一。从当前的形势来看,我们整个国家是稳定的,边疆民族地区也是稳定的。政治稳定,经济稳定,边防稳固,社会稳定。但是,边疆民族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也不容忽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中的认同整合

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直接运行于各民族构成的草根社会,是国家政治贯彻的最后环节,也是民族群众与国家互动过程中最主要、最具有操作性的场域,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中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中的认同整合方式是灵活多样的,具有突出的基层特色.从实际情形看,认同问题已成为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因而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必须高度重视认同整合,将其作为一项基础性的政治工程加以推进.     

基于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东盟“共生度”评价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质是要打造一种更为和谐的共生秩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不断提高双方之间的共生度.本文构建了一个衡量国与国之间共生度的评价体系,以测度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相互融合的程度.基于该评价体系,本文测度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度,并据此总结了中国-东盟共生度增长和变化的规律,以期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法治功能的释放与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广西民族乡法治状况研究”之三

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多重的社会功能,它不仅是当地的传统道德资源及现代旅游资源,而且突显出了蓬勃的法治功能,成为我国当代基层社会治理中难得的法治资源.广西民族乡蕴藏着多姿多彩的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与之相适的运作机制,必定能使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出强大的正能量.它们不仅为国家法治提供了丰富的制度来源,而且对法治具有辅助作用,同时对国家公共行政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分担和加功作用.     

文化传承视域下大理“三月街”千年发展的实践逻辑

乡村集市长久地遍布于广大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常见的民俗之一,它服务于农民调剂余缺和社会交往的生活需要,并且演进成为地域民俗文化集散、展演的文化空间.大理三月街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乡村集市,形成于唐朝永徽年间,历时1300余年,不仅发挥了经济性和社会性的重要功能,而且积淀成为承载大理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三月街文化空间的千年发展是大理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表征,其实践逻辑在于集市内源性因素的推动和地域文化禀赋的孵化.     

现代化对壮族语言文化变迁的影响

现代化为壮族语言文化变迁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生产方式的转变,逐渐消解了壮族语言文化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人口流动的加剧,逐渐瓦解了壮族语言文化赖以传承的群众基础;社会阶层的分化,逐渐解开了壮族语言文化赖以维系的情感纽带;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大众传媒的普及,日益改变了壮族语言文化的生存土壤;现代化所滋生的工具合理性,日益使壮族语言文化发展受经济原则支配.另一方面,现代化为壮族语言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条件.     

论如何认识“民族利益”与“民族地区利益”

概览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利益保障和维护相关研究领域,笔者发现,一些研究者著述中存在易于混淆“民族利益”“民族地区利益”的观点.鉴于“民族利益”“民族地区利益”等相关问题往往是引发民族矛盾冲突的主要因素,也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分子进行蛊惑煽动、制造民族冲突、实施民族分裂的切入点,因此,在切实保障和维护我国少数民族利益的同时,明确认识“民族利益”与“民族地区利益”,正确引导社会民众思想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布努瑶雷公庙的文化内涵解读——七百弄布努瑶信仰文化研究之一

本文对七百弄布努瑶雷公信仰进行文化内涵的解读,认为雷公信仰是布努瑶生存环境和生计方式的折射,围绕着雷公庙形成的各种禁忌、传统惯例,在规范村民的行为和活动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已内化为村民的价值观念并体现于村民的日常行为之中.它成为布努瑶民间法中更具约束力的另类“准法律”规范,维护着人地关系的和谐,调控着布努瑶乡村秩序的构筑.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体诠释

通过探讨各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共同体”内涵的阐释,总结出“共同体”公共性的固有之意及其表现形式.深化对“共同体”逻辑构成的认知,揭示“命运共同体”国家间具有依存性的应有之意,阐明“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四个基本层次.在“命运共同体”共性基础上提炼“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特有之义——交融性,赋予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新的内涵.通过坚持和平发展原则、奉行“亲诚惠容”的近邻外交理念以及构建“一带一路”合作新格局,促进中国与东盟形成命运相连、休戚与共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政治基础和底气。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确立的内在逻辑和演进机制入手方能辨析其本质特征,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最终确立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共识形成和确立的基础是广泛的爱国主义。因此,"中华民族"及其议题本身不具有制度规定性,具有价值中立性特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方能形成巨大的现实力量。在近代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在建设与改革时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持续滋养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内在的规定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切实把握方向和大局,以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的政治方向。     

法治视野下自治州能否设区的再思考

自治州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形式,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按照现行行政区划的通行做法,自治州应该与设区的市属于同一级别,但宪法并没有规定自治州能设置区,故当前30个自治州都没有区的建制.目前不少地方都实行撤县设区,以壮大中心城市力量,宪法第30条有可能间接导致自治州与设区市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甚至影响自治州的城市化进程.有必要追本溯源,再次思考当初制宪者为什么没有规定自治州能够设置区,是有意为之还是淡而处之.在《立法法》授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背景下,适时开启自治州设区不仅有利于城市化发展,也有利于健全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便真正实现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平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