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风情芙蓉桥

正4月12日,一年一度的"三月街"文化艺术节在张家界市桑植县芙蓉桥白族乡新建的白族文化广场隆重举行。这一富有当地白族特色的文化盛会,让藏在武陵山脉腹地的这个白族乡村热闹非凡。"三月街"亦称"观音市""观音街",是白族传统的盛大节日,也是白族传统的民间物资交流和文娱活动的盛会,流行于云南大理等地。"三月街"为何能在远离云南大理千里之外的张家界芙蓉桥乡继续盛行呢?不禁令走访的我们产生了好奇。张家界既有"奇峰三千、秀水八百"的绝世美景,让人神往;又有"芙蓉白族来路远,苍山脚下有家园"     

旅游市场下的大理白族羊毛毡技艺

大理金圭寺村白族羊毛毡技艺历史悠久,在现代化生产冲击下,缺乏市场竞争力,出现传承危机.文化旅游兴起,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和乡村文化成为旅游热点,羊毛毡技艺有了一定程度复苏.为适应旅游文化市场需要,羊毛毡产业改进工艺技术,增加羊毛毡工艺品种类,转变经营管理理念,开拓体验市场,加强产业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为大理白族羊毛毡技艺探寻出一条传承、发展之路.     

人类学、社会学视野下的姻亲纽带、通婚网络与宗教信仰——以冀中地区的天主教群体为例

姻亲纽带与通婚网络是社会学、人类学中国乡村研究领域的重要论题,不少学者从市场圈和地域因素等角度对其展开探讨.近年来,沿着文化及信仰要素的分析进路,关注中国乡村宗教的研究者也注意到姻亲纽带构建与宗教信仰维系间的密切关系.本文以对冀中若干天主教群体的田野研究为基础,探讨和反思了市场、地域和信仰因素对乡村天主教姻亲纽带的影响,指出:市场性、地域性因素可以解释华北普通村民的通婚状况,但不适用于当地天主教群体;乡村天主教表现出以“内婚制”为依托的凝聚模式,信徒在总人群中的较低比例不会削弱其教内通婚取向;天主教徒姻亲纽带包含有世俗性和宗教性双重属性,显现出影响当地天主教维系和发展的“双刃剑”效应.     

文化墙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作用探思

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乡村建设水平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乡村文化成为了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因素.因此,深入的挖掘乡村文化资源,丰富乡村优秀文化的宣传方式,是提高乡村建设水平的重要方式.乡村文化墙是宣传乡村文化与思想的重要媒介,可以在美化环境的同时,达到文化宣传的作用.因此,本文将重点围绕乡村文化墙的作用和设计提...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文化自信培育研究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文化振兴既是任务,也是保障。乡村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根基。为了培育乡村文化自信,提升乡村文化能力,需要依托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给乡村文化建设提供更多的机会和空间。通过认知培育乡村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找寻制约乡村文化发展的因素,不断探索制定出适合乡村发展的文化路径,从根本上培育和提升乡村文化自信,从而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     

从狂欢到日常:牛哥戏与乡村文化生活的变革

与当前普遍的乡村戏剧衰落的格式化叙述截然不同的是,牛哥戏在桂东南乡村的演出场景热闹红火.作为当地一种传统文化娱乐方式,牛哥戏一方面通过演出构建村落的公共文化空间,并帮助乡村社区形成新的孝道象征符号.另一方面介入农民的私人生活领域,看牛哥戏已经成为当地乡民喜好的一种个人生活方式.由于契合了当下乡村文化生活由公共性、狂欢性转向私人化、日常化的趋势,乡村戏剧的持续繁荣成为乡村社会中被边缘化的文化建设的内生力量.     

易学视野下的呈现之十九 大理“海灯会”与白族“甲马”

大理是云南较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1000多年前的唐宋时期，这里先后建立了南诏国和大理国，并持续五百多年。大理一度成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白族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与汉族及其他民族共存互动，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又独具特色。“海灯会”与“甲马”，就是由汉族地区传入，至今仍然活跃在大理民间的文化遗珍。本文将从易学的视角，探讨这两种文化现象的哲理内涵，并进而说明二者在原理上的一致性。     

“巴扎”(集市)里的空间与文化含义

本文通过梳理、归纳巴扎(集市)里的多种空间元素,论述了新疆维吾尔族乡村的巴扎作为一个处所所具备的基本空间结构,并通过拆解空间结构中不同的空间单元,结合笔者在喀什乡村巴扎实地田野调查的观察日志以及赶巴扎的人在巴扎内不同空间单元中的不同行为,探讨了空间结构背后的文化寓意,揭示出:作为处所的巴扎,其内部空间区域的划分界限本质上完全是人的行为轨迹的结果,也是一种社会化的产物,是"赶巴扎的人"主观意志的外在物理形态。     

明末到民国时期康区宗教性集会与集市之关系考察——以甘孜镇为例

宗教性集会是藏传佛教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既有宗教和文化娱乐的功能,还具有经济功能--为剩余产品的交换提供时空条件.这样,借助宗教性集会形成藏区集市.文章以甘孜镇宗教性集会、集市为例,简要探讨明末到民国时期这一时间段内,康区宗教性集会与集市的关系及其特点.     

大理三月街物资交流会巡礼

阳春三月,蝴蝶之乡大理一派欢腾景象,点苍山麓,中和峰下,到处乐曲轻扬,笑语喧哗,一年一度的三月街物资交流盛会,就在大理城西的一片平缓的半坡地上举行。大理三月街为期十天,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至三月二十五日即为街期。街期中,云南省百货公司和大理州百货公司都要提前组织货源。街期未至,百货就已源源运到大理城,品种之多,数量之大,足以同春节的物资供应相比。     

唐代文人宦游视域下的岭南饮食题材诗歌文化表达

唐人尚"游",几乎所有的文人都有过游历的经验.空间位移导致的时空变换,给文人带来了全新的审美体验,间接促进了文人饮食意识的自然觉醒和饮食题材的开拓.唐代文人游历岭南主要是以宦游为主,岭南道成为唐代流放罪人最集中的地区.之前鲜为人知的岭南饮食题材首次大量地出现在唐代宦游岭南的诗人笔下.他们"怪"、"杂"、"苦"、"涩"的岭南饮食题材书写,一方面揭示了岭南独特的地域文化与饮食发展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贬谪后的审美心态流变.     

发展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山区稻作农业困境

稻作是我国西南山区农业发展成败的关键.改种粘稻杂交稻冲击当地少数民族传统糯稻生计模式,导致了山区农业危机并波及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领域.实践困境呼唤理论突破,反思该项改种政策需超越现有主流视角,而发展人类学范式的引入是一个必要而有益的尝试.将发展措施置于具体的文化情境中来审视,使可持续和共赢的农业发展新道路成为可能,并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论中国教育在国际化进程中的民族性定位

民族性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共同的道德传统等特性,在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历史潮流的当代,各国教育的民族性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一国教育作出怎样的民族性定位选择,反映了一国教育在教育国际化大潮中的生存和适应能力,影响着国家的发展前景.冷静面对教育国际化的影响,辩证应对教育国际化与民族性的关系,在适应国际化大势中完善、光大、弘扬自己的优秀民族特性,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城镇化进程中壮族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治理思路

城镇化是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改变了壮族乡村的社会结构。城镇化一方面带来壮族乡村社会结构的分化与失衡,另一方面又推动了壮族乡村社会结构的变革与发展。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壮族乡村地区要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及教育等手段,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环境,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     

明代烟瘴对广西土司区经略的影响

烟瘴是一个历史性和区域性突出的现象,曾对南方少数民族及地区产生较大影响。明代广西土司区烟瘴肆虐,成为明朝经营和治理的主要困难,因此明朝在广西土司区采取了以土治土,倚重土官的策略。烟瘴,在一定程度上与广西土司制度的存在有着密切关联。     

试论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的内在紧张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始于近代,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华民族的外在边界,一是其内部结构安排.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的基础和开端,单元民族构成要素成为民族精英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中援引的基本素材.同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也造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的内在紧张:西方古典民族主义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国家实际的错位、单元民族意识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冲突、进化论哲学与共同体建构援引资源历史性的矛盾.民族精英结合实际努力消解这一紧张关系,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是一个”, “中华民族”最终成为凝聚民心、共赴国难的时代旗帜.     

过山瑶文明进程中的生存智慧

过山瑶是对瑶族的又一称谓(或为别称),它浓缩了瑶族先民千百年来漂洋渡海、翻山越岭、过山吃山的历史进程,形象反映了瑶族历史生活画面的社会学意义.瑶族人民在过山吃山的历程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生存智慧,主要包括:以盘瓠神话为发端,创造盘王文化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借用封建王朝名义,创作《过山榜》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从北往南迁徙,过山吃山种山以实现民族大转移.盘王精神永远激励着瑶族儿女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一步一步地走向辉煌的明天.     

《滇省夷人图说》中的婚俗图像解析

《滇省夷人图说》是清嘉庆时云贵总督伯麟主持编修的云南民族图册,该图册描绘了云南108种民族的外貌特征、生产生活场景,以及风俗习惯等内容. 《滇省夷人图说》中有12幅记录少数民族婚俗的图画和图说,本文从聘礼、迎亲习俗、媒妁以及通婚圈四个方面入手,解析了图中所反映的清中期云南民族的婚俗文化.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广西中越边境沿线有防城港、宁明等八个县(区、市),除了东兴市,其余7个县区都是壮族聚居区,历史上盛行壮族歌圩风俗.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功能丧失,壮族歌圩面临着歌师歌手后继乏人、歌圩听众不断流失、传统歌圩点风光不再的窘境.运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方法,实现壮族传统歌圩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