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克基地区土司文化与旅游发展

卓克基土司是四川藏区著名"嘉绒十八土司"之一,也是"四土"的主要部分。在长达600多年土司的统治下,由于自然与人文环境的特点,卓克基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土司文化,其主要内容有:以土司官寨为代表的建筑文化、具有地域特色的宗教文化活动和独特的民间歌舞——四土锅庄。虽然土司制度不存在了,但土司文化在卓克基地区还广泛地存在着,并成为了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资源。通过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保护和发展卓克基土司文化;大力促进土司文化旅游商品的开发;开发民族节庆旅游,增强游客的参与性、互动性和娱乐性,有利于提升卓克基地区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的竞争实力和加强对民族文化的保护。     

生态文化资源添彩乡村旅游昨昨昨探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高罗镇生态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201由5年7月中旬，笔者随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武陵山生态保护联合会、巴文化研究会及宣恩县部分文化专家组成的考察组，对宣恩县高罗镇古珍州、埃山土司城遗址等土司文化及李白流放地相关传说，巴盐古道“板寮老街”等土家族、苗族民俗旅游资源，麻阳寨、马家寨及清水塘自然山水资源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走访，并就高罗镇政府围绕“高罗镇生态文化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命题进行了探讨。     

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水满村的事例

旅游开发促进了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展现,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得以体现.通过建设生态和文化旅游景点保护和展现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应考虑如何使之成为现实生活中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从环境正义的角度着眼,经济发展、扶贫、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等都会复合性地影响到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     

旅游开发场域中“文化景观再造”的省思——以恩施土司城为个案

民族文化的再造与重构是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进程中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恩施土司城的个案研究表明,“文化景观再造”在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土司城不属于遗址所在地的开发,它的文化定位和旅游形象是地方政府按照自己的意图建构起来的,集中展示了土家族的历史渊源、土司制度和鄂西南本地的民风民俗,为民族文化遗产提供了一个特殊的“传承场”,实现了当地旅游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的良性互动.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民族旅游手工艺品开发——以云南鹤庆新华村白族旅游手工艺品开发为例

以利益相关者(当地政府、开发商、社区居民等)参与民族旅游手工艺品为研究切入点,来探索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之路;分析了利益主体在参与民族旅游手工艺品开发中扮演的角色,阐述了其发展的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了民族旅游手工艺品的开发模式,以此强化利益主体的协调与合作,寻求更多、更广泛的利益共同点,以期实现民族旅游手工艺品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与文化传承的"多赢"模式.     

浅析满族文化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以宁安富察氏建立满族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分析为例

生态博物馆是一种对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进行整体保护的新型理念,通过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来传承民族文化旅游资源,这在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了重大作用.本文以宁安富察氏满族为例,通过实地考察其满族文化资源的赋存和保护现状,分析其建设满族文化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并且提出以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来传承与保护满族文化旅游资源.     

再论土司学的对象与研究方法

土司学研究对象分土司及其本质、土司的分布、土司关系、土司制度与土司现象、土司文化及其整体、土司区的城乡网络格局等方面,就土司及其文化研究、保护和开发领域中遇到的理论难题,进行系统分析,提出了名实吻合是我国土司研究的基本准则,土司的本质是"世袭",土司分布主要是时空群事分布,土司关系是土司制度的细化,科学处理土司文化、土司文献、土司文物与田野的关系才能有效地捕捉传统土司文化的影子,最初的土司衙门是从土官居所中分建出来的等等观点。这中国土司学的"经世致用"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如何发挥文物遗址在旅游经济中的作用

随着旅游业发展迅猛,文物遗址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资源,是旅游事业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载体.文物遗址的保护与旅游经济的发展二者密不可分.文章阐述了文物遗址对促进旅游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充分发挥文物遗址的文化传承、振兴经济作用的对策和建议.     

土司学面对申报世界遗产的研究取向

申报世界遗产是近二三十年出现的新事物,中国在这方面已积累丰富经验,为土司遗产申遗创造了良好条件。土司遗产申遗,最关键的是能从遗产本身发现其突出的普遍价值。在找寻突出的普遍价值过程中,一个多世纪的土司研究的盲点如＂土司＂一词语境不清等被呈现出来。正因为此,土司学有必要加快与国内外致力高原、山地、河谷、海岛社会治理研究的各学科对接的进程,以广泛分布于此＂土司区＂为视点解决土司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以服务于土司遗产申遗以及当今的国家与社会。     

试论民族文化保护与民族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民族文化的同化和式微、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商业化和庸俗化、民众价值观的退化和遗失等现象普遍存在.民族文化保护与开发问题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的普遍问题,也是关系到民族文化生存和民族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点问题.本文从民族文化保护与民族文化旅游的辩证关系入手,分析了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现状,提出了民族文化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思路.     

壮族土司制度研究与壮学建立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时间上延续了600多年,空间上覆盖了壮族历史上的主要分布区域,壮族土司制度的众多因子已转化成当代壮族的重要文化元素.因此,壮族土司制度是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壮族土司制度研究成果是壮学建立的重要基石.壮族土司制度研究还可以在土司相关专题、土司文化遗产、与国内及东南亚邻国的比较等方面进一步拓展.     

基于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东盟“共生度”评价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质是要打造一种更为和谐的共生秩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不断提高双方之间的共生度.本文构建了一个衡量国与国之间共生度的评价体系,以测度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相互融合的程度.基于该评价体系,本文测度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度,并据此总结了中国-东盟共生度增长和变化的规律,以期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广西中越边境沿线有防城港、宁明等八个县(区、市),除了东兴市,其余7个县区都是壮族聚居区,历史上盛行壮族歌圩风俗.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功能丧失,壮族歌圩面临着歌师歌手后继乏人、歌圩听众不断流失、传统歌圩点风光不再的窘境.运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方法,实现壮族传统歌圩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政治基础和底气。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确立的内在逻辑和演进机制入手方能辨析其本质特征,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最终确立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共识形成和确立的基础是广泛的爱国主义。因此,"中华民族"及其议题本身不具有制度规定性,具有价值中立性特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方能形成巨大的现实力量。在近代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在建设与改革时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持续滋养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内在的规定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切实把握方向和大局,以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的政治方向。     

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与壮学体系构建

壮学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壮学研究范畴性质决定了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不可或缺,壮族民间宗教信仰是壮民族的文化之根,壮族宗教信仰研究成果与壮学学科建设发展同步,继续深化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对壮学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     

过山瑶文明进程中的生存智慧

过山瑶是对瑶族的又一称谓(或为别称),它浓缩了瑶族先民千百年来漂洋渡海、翻山越岭、过山吃山的历史进程,形象反映了瑶族历史生活画面的社会学意义.瑶族人民在过山吃山的历程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生存智慧,主要包括:以盘瓠神话为发端,创造盘王文化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借用封建王朝名义,创作《过山榜》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从北往南迁徙,过山吃山种山以实现民族大转移.盘王精神永远激励着瑶族儿女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一步一步地走向辉煌的明天.     

发展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山区稻作农业困境

稻作是我国西南山区农业发展成败的关键.改种粘稻杂交稻冲击当地少数民族传统糯稻生计模式,导致了山区农业危机并波及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领域.实践困境呼唤理论突破,反思该项改种政策需超越现有主流视角,而发展人类学范式的引入是一个必要而有益的尝试.将发展措施置于具体的文化情境中来审视,使可持续和共赢的农业发展新道路成为可能,并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文化传承视域下大理“三月街”千年发展的实践逻辑

乡村集市长久地遍布于广大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常见的民俗之一,它服务于农民调剂余缺和社会交往的生活需要,并且演进成为地域民俗文化集散、展演的文化空间.大理三月街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乡村集市,形成于唐朝永徽年间,历时1300余年,不仅发挥了经济性和社会性的重要功能,而且积淀成为承载大理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三月街文化空间的千年发展是大理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表征,其实践逻辑在于集市内源性因素的推动和地域文化禀赋的孵化.     

铜鼓文化圈的演变过程

铜鼓文化圈是南中国与东南亚特有的文化现象,但不等同于铜鼓的分布区域,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时空概念,中心与边缘的分布区域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各时期铜鼓文化的内涵也不断变化,经历了形成、发展、兴盛、散播与传承的演变过程.     

少数民族“新民歌”创作与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生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歌运动",虽然没有真正地为中国诗歌发展开拓出新的道路,但却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群众文艺创作潮流。少数民族人民深具民族传统、政治认同并且是真情实感的新民歌创作,对少数民族群体内部建构关于新中国的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在创造性的集体合作大生产和声势浩大的新民歌个体创作过程中,少数民族人民将自身传统的民族话语、地方话语及乡土话语与新中国的国家话语相统一的新民歌创作,既让他们实现了从传统的"民众"到新中国的"人民"的发现,也铸造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实体,并让少数民族人民的"新民歌"创作具有了人类学的伟大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