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优化——基于历史和现实背景的分析

作为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的重要手段,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民族地区具有重要意义.民族地区曾经历了以财政优惠形式出现的宽泛意义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过渡期转移支付制度.现行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包括两个层面,即中央对民族地区各省区财政转移支付和民族地区各省区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在支持民族地区发展方面,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因此,需在总量、结构、分配办法等方面进行优化调整.     

换一个角度看民族理论：从“民族-国家”到“国家-民族”的理论转型

对待中国现行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很多学者都言必称“民族—国家”理论。对此,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国家和民族之间包括三种具体关系：民族与民族（民族—民族）的关系、民族与国家（民族—国家）的关系和国家与民族（国家—民族）的关系。就国家和民族的关系而言,在探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发展中,我们需要找回“国家”,并在民族理论中给予“国家”居于民族之上的位置。我们认为,在“国家—民族”自上而下关系框架下,国家的角色处于主导地位,而民族则是从属于国家。中央与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官本位”的“分级管理”“属地管理”和“分类管理”等一系列制度化的行政管理体系和实际运作机制来实现的。     

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均衡效应研究——兼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我国大部分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供给的成本过高,地方财政无法提供与全国大体均衡的社会公共服务.国家对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实施政策倾斜,并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加大对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本文认为,从纵向和横向看,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对均衡民族地区财力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存在明显的内部差异性,部分省区与全国财力差距越拉越大,转移支付的结构尚不合理.通过分析研究,对进一步规范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研究

财政转移支付能有效地解决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作为扶持欠发达地区发展的重要手段,财政转移支付对于民族地区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研究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财政转移支付的现状、存在问题、解决办法对中国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进行阐释,认为在增加对民族地区财政支付扶持力度的同时,坚持激励导向,增强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把转移支持制度作为促进民族地区走向自我繁荣的手段和途径。     

民族地区各类财政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应分析

本文从税收返还和体制性补助、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入手,分别考察了各项转移支付对民族地区财政能力的均衡效应。结果表明,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的均衡绩效最高,其次为原体制定额补助,但此两项在转移支付总额中所占比例较小。在三类财政转移支付中,财力性转移支付,尤其是其中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均衡民族地区财政能力绩效较为明显;专项转移支付虽然对均衡民族地区财政能力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绩效有待进一步提高;所得税基数返还在均衡民族地区地方财政能力中起到了负效作用,而税收返还对均衡民族地区地方财政能力的绩效是低效的。通过分析研究,对进一步提高民族地区各类财政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应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张家界: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民族工作

张家界市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民族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省委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科学确定发展思路和发展目标,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一、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是党中央的一项基本方针。随着国家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党中央和国务院将加强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扶持。既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和物力,又要在投资、财政、税收、金融、产业等方面实行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逐步加大对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2005年10月召开的湖南省委民族工作会议也提出了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思路。…     

超越“民族—国家”理论：从“国家—民族”理论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民族理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必须符合本国国情,应超越西方式的“民族—国家”理论,从国家与中华民族整体的利益出发找回“国家”并给予其以民族之上的位置,即从“国家—民族”理论视角去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基础层次的民族关系、上位层次的国家全局、“国家—民族”关系互动下的中国式现代国家发展。同时,“国家—民族”理论并不是西方所言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强调国家利益、国家认同至上,将国家统一、政治一体奉为第一价值同时包容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新国家主义”,这一理念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也对当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和民族工作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新时代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国家安全意涵及其重点推进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丰富社会治理的内涵,提升社会治理的功能定位。社会治理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定位,演变为促进社会和谐与活力激发的重要机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提升为国家安全的基层基础。而民族地区自然、社会与文化方面的独特性则凸显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为追求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回应社会发展内在张力构建新时代社会团结机制,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与国家安全实现紧密契合、相互融通。国家安全视域下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推进,要重视发扬富有民族特色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进民族地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立体高效的社会治理体系;促进各民族相互交流与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是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2014年11月,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李培林在"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国际会议上指出: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提出了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大发展目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是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视民族地     

礼萨·汗时期(1921-1941年)伊朗民族国家构建的路径选择与困境

礼萨·汗时期(1921—1941年)是伊朗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阶段。礼萨·汗通过对各种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建立了一种超越传统部落和宗教权力架构之上的军事、行政和财政主导权,政府成为社会公共权力的中心,扭转了长期以来传统王朝国家的地方主义割据局面,彻底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但礼萨·汗"政府主导型"模式的现代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国家与社会(部落、什叶派伊斯兰)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复杂的政教关系和强制性的民族整合政策使伊朗国家构建和民族构建进程陷入困境,极大削弱了巴列维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