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治理视域下政府治道逻辑与治理能力提升

通过对政府治理范式进行的系统理论梳理,认为元治理是适应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之一,其理论优势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研究基于对元治理的内涵与特征、治理的悖论、元治理的优势等分析,论述了元治理模式下政府的治道逻辑,即政府应是制度的制定者、目标的协调者和责任承担者。从元治理的视角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需要从国家治理层面进行总体的制度安排,通过制度、规则和策略划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界限。研究表明,政府应重视公共组织的内部元治理,打造"强政府";加强对市场和社会的外部元治理,培育"大社会";明确元治理目标,塑造法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政府(元治理者)的治理能力。     

公共资源的特性与治理模式分析

公共资源作为公共物品的一种，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竞争性、外部性等特征，容易诱发人们对公共资源过度的消费行为，以及在治理公共资源中的“搭便车”、规避责任及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致使公共资源面临耗竭性退化的困境。科层制治理、市场制治理、自主组织治理与网络治理正是人们为解决公共资源困境所作的制度安排。在公共资源治理中，应根据公共资源的内容和特性选择恰当的治理模式，以此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治理，使公共资源得以永续利用。     

论区域生态治理中的集体行动

区域生态治理是对抗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一种有效形式,政府、公民社会、市场应组成共同的治理集体采取集体行动,但它面临着主体缺失、行动无序、治理滞后和盲目等困境。导致这一困境既有理论匮乏原因,也有制度缺失原因。随着理论范式的转变和可选择性激励措施的采取,集体行动成为可能。在利益表达与调谐中,可寻找到生态危机解决路径,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公民社会应积极参与,同时市场也要突出其应有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区域生态治理中集体行动的困境。     

市场化背景下食品安全治理工具选择的合法性研究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形势依然严峻,凸显食品安全治理工具面临失灵与合法性危机的双重困境.食品安全治理工具分为命令控制型、合作治理型、制度激励型和指引督促型四类.四类治理工具各有优劣.我国规制机构在食品安全治理工具选择上面临有效性和合法性的困境.鉴于此,为化解食品安全治理工具的有效性困境,应立足功能主义视角,以回应性规制治理理论为框架,基于食品安全治理场景转换有针对性地选择治理工具,以实现治理工具的合理配置.为化解合法性危机,应立足规范主义视角,对食品安全治理工具加以合法性建构,一方面,对传统命令控制型治理工具进行适当革新和规制;另一方面,以合法性建构为核心,分别从程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两个维度,探索合作治理型和制度激励型食品安全治理工具的合法性建构路径.     

乡村治理秩序的困境与重构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我国的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舞台。然而,作为"历史记忆"的乡村自生秩序在现代转型的浪潮下逐步瓦解,我国的乡村治理秩序陷入失序的危机中。具体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输入不足,公共权力流转于"村头官僚"与村庄精英。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必须发挥国家、社会、市场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国家供给制度,社会组织承载村民自治,市场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论社会困境的治理模式——兼论地方政府合作治理公共物品的限度

个人利益最大化与群体利益最大化之间的这种矛盾就被称作社会困境。治理社会困境,就是用规范的制度、控制体制和组织模式,促进群体内合作及抑制个体间的竞争。在合作治理公共物品时,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限制,地方政府并非是最好的治理公共物品的方式。因此,可以考虑选择与其他治理方式相结合,寻找更好的治理路径。     

论我国基金会治理结构的改进——以监督机制的完善为中心

以立法模式观之,基金会的治理结构可归纳为三种样态:以美国法和德国法为代表的"理事会中心"一元结构模式、以我国法为代表的"理事会—监事会"二元结构模式和以日本法为代表的"评议员会—理事会—监事会"三元结构模式。因应基金会私法人地位的回归与组织功能的转变,我国基金会立法需要重塑治理结构,以摆脱目前二元结构模式下内部制衡缺失和外部支撑失灵的制度困境。应当建立以内部治理为主、外部治理为辅的架构,完善监事制度、优化行政监管、加强社会监督,形成交织齿合的制度群和规则束,以维护基金会的独立人格,实现其组织功能预期。     

多中心治理理论：一种公共事物自主治理的制度理论

作为公共事物自主治理的制度理论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公共物品供给结构的多元化,强调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社区组织均可成为公共物品的供给者,从而把多元竞争机制引入到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来。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自主治理和自主组织。自主治理理论的中心问题是,一群相互依存的人们如何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性治理,并通过自主性努力以克服"搭便车"现象、回避责任或机会主义诱惑,以取得持久性共同利益的实现。     

从“内向型治理”到“外向型治理”:资源变迁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基于村庄主位视角的考察

通过对项目前后时段的村庄治理的考察,基于村庄主位视角,发现随着资源来源方式的改变,村庄治理形态实现从"内向型治理"向"外向型治理"的转型。前者在前项目时代表现出村庄治理主体组织和动员传统内生性资源实行村庄治理,践行着对内"当家人"和对外"抗争性"的双重实践逻辑的特征,这时段的村庄呈现出外部发展资源的缺失和内生性资源过渡耗损的困境。而后者在项目制时代呈现出新治理主体试图通过项目带动村庄发展的治理实践特征,其是建立在国家输入性资源的制度设置及宗族结构逐渐消解等的基础上,这时段的村庄呈现出村庄寡头政治、村治公共性消解和"公权私用"的困境。因此,村庄治理需要内外资源的良好互动。     

消费帮扶的实践样态、多重困境与未来路向——以广东为考察中心

消费帮扶是中国特色减贫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小农户参与、融入大市场的重要路径。基于马克思消费思想、巢状市场理论与消费帮扶实践，本文构建了消费帮扶理论分析框架。在理论和国家政策指引下，广东结合本土市场基础和消费空间优势，积极构建支撑消费帮扶的制度体系，搭建消费网络和平台，双向提升消费帮扶产品品质保障，积极探索能够提升贫困小农生计能力和内生动力的有效方式。进入乡村全面振兴阶段后，消费帮扶面临双重失衡困境、网络支撑困境和多维赋能困境等多重困境，必须通过优化消费振兴治理结构、创新消费振兴助推机制、强化大数据赋能和完善交易体系等系统路径，降低农户市场参与成本，提升农户市场参与能力与在市场交易价值链中分配份额，推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农增收和迈向共同富裕。     

从"机械嵌入"到"有机嵌入":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及路径探究

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新时代,社会组织嵌入城市社区治理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本文以嵌入理论为基础,从嵌入主体、嵌入手段和嵌入后的状态三个角度出发,认为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面临着"机械嵌入"的困境,表现为社会组织建设薄弱、项目制缺乏理性以及社区信任和参与不足.因此,本文提出"有机嵌入"...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政策困境分析

伴随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入深水区,审批制度改革的政策困境逐渐显现,其根本原因在于"红顶中介"现象普遍存在,不论是对市场秩序、政府形象,还是对中介本身都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分析"红顶中介"现象背后行业协会对政府的依赖、政府对行业协会的依赖以及组织的权力来源等组织间关系,指出审批制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市场经济效率、削弱了政府公信力、约束了社会组织的发展。为了打破审批制度改革政策困境,提出要实现社会组织与主管部门脱钩、规范中介市场、压缩寻租空间等治理对策。     

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的逻辑与挑战

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健康码"治理为分析样本,从结构、功能、价值三个层面揭示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的内在逻辑与挑战。结构层面,应急管理体系为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破除了制度性障碍,但同时也加深了权责失衡的风险。功能层面,技术赋能在资源整合、模式维持、目标实现、系统适应等方面迎合了重大风险治理的客观需要,但技术工具适用范围有限且不能解决技术相关问题。价值层面,技术赋能的理性追求与风险治理的善治导向具有一致性,然而效益至上的工具理性难以突破理性吊诡的困境。为此,应建立健全技术赋能制度体系,在制度理性规范下更好地发挥技术赋能的功效。     

多中心治理视野下的社区治理模式初探

社会转型提出了迫切的社区治理需求。社区治理所面对的迫切问题是,治理过程中的行政化色彩较为浓厚,而包含在社区治理中的社区自治的原本内涵未能得到凸显,社区的自组织、自治能力都较为薄弱。多中心治理理论所设想的国家、市场、公民社会组织等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与制度安排,能够为社区治理提供一个有益的参考视角。     

乡村治理现代化：理论蕴涵、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蕴涵包括乡村治理制度化、乡村治理民主化、乡村治理德教化、乡村治理精细化和乡村治理法治化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尽管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乡村治理现状与高标准现代化之间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存在着制度困境、组织困境、人才困境和文化困境等四大现实困境。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从体制机制、协同治理、技术赋能、产业振兴、激发内生动力等方面发力,其实现路径有：建立健全治理机制,推动常态化长效治理;增强乡村治理技术韧性,实现信息化数字治理;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实现乡村造血式治理;要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实现乡村内生性治理。     

全球治理困境的突破口:联合国还是WTO

当前全球治理存在着诸多困境,主要包括缺乏全球公认的价值体系、缺乏切实有效的治理主体、缺乏有效的国际治理平台,以及治理缺乏有效性.由于联合国存在诸多制度性缺陷,因此其无法成为全球治理困境的突破口.相反,WTO凭借其价值取向、组织机构、争端解决机制等制度优势,尤其是治理范围不断扩大的趋势,应该成为当前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突破口.     

超越西方治理与走向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治理理论兴起于西方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的历史背景，它不仅具有强烈的西方色彩，渗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且也面临着新的“治理困境”。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来看，治理与统治具有本质同一性，只是前者表面掩盖了统治职能而突出了管理职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概念，国家治理植根于中国国情与改革实践，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它不仅是对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的主动回应，还是对政府、社会、市场关系的深刻反思与重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最新发展。对比中、西方治理模式，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具有优越性，更具改革价值。要超越西方治理，必须牢牢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开辟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     

善治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地方治理探析

地方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转型时期的地方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治理困境。社会组织作为多元治理主体之一,在弥补政府公共服务不足、提升地方治理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山东省新泰市依托平安协会构建的平安共建机制,就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参与地方治理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的"新泰模式"体现了政府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和还政于民的治理趋势,这一模式为地方政府推进治理创新、进而实现"善治"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实践范例。     

社会资本视域下“饭圈”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优化

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是实现国家治理有效的重要保障，是有力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从“组织—制度—情感”三维框架剖析了当前“饭圈”的运作现状。基于“饭圈”参与治理现状的系统梳理发现，其运行困境主要有三:一是科层管理模式下网络资本弱化影响粉丝的参与意愿，二是组织资本的缺失直接导致了饭圈运营前景堪忧的结果，三是以数据劳动为代表的卷入式参与模式盛行制约了个体性资本的生成。针对上述困境，设计了优化社会参与网络、完善社会组织参与制度、培育和提升个体参与热情的三重应对策略，以期为“饭圈”参与社会治理提供新的拓展渠道，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提供创新路径和理论支撑。     

欧洲联盟多层级治理体系及主要论点

欧洲联盟作为最成功和高度一体化的区域性组织,发展到今天创建了一套独特的体系运作模式.这种模式既不是"政府间主义"模式,也不是"超国家主义"模式,而是从治理的角度重构权力配置和政策制订的制度创新.多层级治理理论是强调治理结构的特殊性、层次性和行为体的非等级性的特征,其内容包括欧盟呈网状且无单一模式的决策过程、成员国权限转移、政策欧盟化程度及公民的认同和参与性.多层级治理模式是一体化过程的制度创新,也是欧盟机构改革和合法性的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