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管辖权含义辨析

刑事管辖权应当再划分出刑事立法管辖权和刑事司法管辖权。刑法空间效力范围是与刑事立法管辖权相同的概念,属于刑事管辖权的下位概念。目前我国论著中使用的刑事管辖权,有时实际指的是刑事立法管辖权(即刑法空间效力范围),有时实际指的是刑事司法管辖权。国际刑事管辖权是国际刑事立法规定的对国际犯罪的刑事立法管辖权。它是国内刑法确立对国际犯罪行使刑事管辖权的依据。     

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补充性原则——以达尔富尔问题为例

国际刑事法院是人类社会第一个长期的独立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尽管其管辖的罪行只有四种,但其管辖权的行使仍然难免与国家司法主权发生法律冲突。因此,尊重国家司法主权和维护国际法律秩序就成为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历史使命。为此,国际刑事法院将其管辖权的行使定住在补充性这一前提之上。本文结合国际刑事法院对达尔富尔问题的管辖事例,阐述了国际刑事管辖权的发展及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补充性原则的创立和具体表现,并就管辖权补充性原则在实践中如何应用提出了自己见解,同时也对国际刑事法院对达尔富尔问题的管辖是否具有法理支撑明确了自己的观点。     

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裁判体系

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的救济性程序权利,它是当事人刑事诉讼诉权的重要体现,是维护公平审判权利的重要保障。刑事管辖权异议的裁判体系是刑事程序性裁判的重要内容,它包括管辖权异议的申请主体、申请机构、申请期间、申请理由、举证责任、证明标准、裁决机制和法律后果等要素。我国的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严重缺失,这一制度在我国的构建存在严重障碍。     

关于网络犯罪国际刑事管辖权的思考

在网络犯罪案件中如何适用刑事管辖仍然是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网络犯罪可分为网络侵害犯和网络工具犯,网络犯罪的无区域性和虚拟性不可避免地动摇了传统刑事管辖的基础。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应当由国家来行使,以犯罪行为在现实空间中的归属而不是以网络空间作为划分刑事管辖权的依据。确定网络犯罪国际刑事管辖权应以传统刑事管辖理论为基础,以＂侵害关联性＂原则来限制犯罪地。在解决网络犯罪国际刑事管辖权的冲突方面,应确立实际控制和先理为优原则,各国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多边国际公约以及司法协助的双边条约。     

海权视野的中国刑事管辖权制度适应性建构

多国派亚丁湾护航编队阻止海盗活动而绩效不佳,重要原因是：既没有受理海盗案件的国际特别刑事法庭;国际刑事法院亦不受理海盗案件;我国《刑法》没规定海盗犯罪,对海盗国际犯罪的司法管辖权难能实现。我国的刑事司法管辖权制度面对东海、南海,经由马六甲海峡跨印度洋水域的海盗、毒品、走私、恐怖活动等国际犯罪、跨国犯罪,凸显适应性疲弱。在国际法场合,就跨国犯罪/国际犯罪案件行使刑事管辖权,具有彰显国家主权、海洋权益的“证据保全”的重要意义。且应对日本、南海周边挑起海权争端国家“依法维权”情势,当适时修改我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相衔接;促进联合国反海盗国际特别刑事法庭建设;推动国际刑事法院改革,建立惩治国际犯罪长效机制等举措皆具有现实意义。     

内地与港澳区际刑事司法协助问题初探

近年来,内地与世界各国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上发展迅速,但与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却在区际刑事司法协助问题上长期裹足不前,这既有不同法域传统和理念的问题,也有司法和法律制度差异问题,更重要的是相互之间存在信任与尊重问题。各方面应当在"一国两制"原则的指导下,从有利于国家发展战略和三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加强互信和合作,共同打击犯罪,争取早日在刑事司法协助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跨国网络犯罪中刑事管辖权的适用困境及解决

跨国网络犯罪的刑事管辖权是刑法适用的一个难题,传统的属地管辖、属人管辖、保护管辖和普遍管辖原则在这类案件中存在着适用上的困境,因此发展出了网络自治理论、网址管辖理论、有限管辖理论及实害原则予以完善。但这些新的网络犯罪管辖权理论具有各自的缺点,无法妥当有效地解决跨国网络犯罪中的管辖权适用难题。就本质而言,跨国网络犯罪管辖权适用困境的核心在于不同国家间的管辖权冲突。故在尊重各国网络主权的前提下,通过完善国际立法、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构建共同的国际磋商机制等方式,消除国家管辖权间的冲突,是解决跨国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适用难题的应有路径。     

困境与解构: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问题研究

网络空间适用何种刑事管辖权,理论界主要有"网络空间独立属性论"和"传统管辖理论的扩张适用论"两类观点,后者兼顾法的稳定性和网络空间、网络犯罪的特殊性,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解决网络刑事管辖权面临的困境和冲突,需要在现有的制度体系内,对属地管辖原则、属人管辖原则、保护性管辖原则进行适度调适,并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网络犯罪地等内涵。在此基础上,加强国际司法协作,化解国家间的刑事管辖冲突。     

中国区际刑法概念及基本体系

中国区际刑法是指,为解决中国区际刑事法律问题而确立的法律原则以及相应规范的总称。中国区际刑法这一体系,包括中国区际刑事管辖权冲突及其解决、中国区际刑事司法互助、中国区际统一刑事法律等三个范畴;三个范畴关系紧密,形成中国区际刑法的基本体系,具有一体化解决中国区际刑事法律问题的意义。     

区际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冲突的立法协调

<正>我国存在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四个法域。如何协调“一国两制”下区际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冲突,是四个法域面临的一大现实课题。构建“机体管辖制”,正是解决“一国两制”下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冲突的重要途径。所谓“机体管辖制”,即“飞机体管辖体制”：以协议管辖为机头,以住所地管辖为机身,以诉因发生地管辖和财产所在地管辖为机翼,以最密切联系地管辖为驱动器的管辖体制。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探析

中国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恢复行使主权以后,其作为一个非主权地方性实体,在“一国两制”的根本原则的指导下,根据国际条约和基本法的授权,可以享受某些国际法权利,承担一定程度的国际法义务,因而可以将香港特区看成是一个特殊的国际法主体。     

“一国两制”下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之释义分析——兼论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的关系

全面管治权是中央依主权而对特别行政区居民和事务,直接或间接行使的管辖、统治、治理的权力。全面管治权是基于《宪法》和两部《基本法》之规范,归纳和总结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在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上的权力关系。全面管治权综合了“管辖权”之法律属性与“治权”之政治意涵,兼具法理基础、规范依据与宪制需要。一国两制语境下,中央依主权,将部分管治权之权力行使权授权给特别行政区,形成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全面管治权是高度自治权的权力本源。     

港台地区政策性措施推动本地ADR发展对内地与澳门的启示

近些年来港台地区ADR（多元争端解决机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快速发展,其成就与台湾当局、香港特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这主要体现在仲裁法律规范的不断完善以及一系列驱动本地ADR发展的具体行政措施之中。较于港台地区先进、国际化的ADR制度,内地与澳门无论是实施理念还是规范体系上都还存有较大差距,港台地区对于推进仲裁发展的一些支持性举措值得内地与澳门学习借鉴。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探寻当前两岸四地关于推进本地ADR发展的政策上的差异性,从区别当中提出完善内地与澳门 ADR 制度的些许建议,为两岸四地ADR事业的共同进步与发展尽绵薄之力。     

CEP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CEPA是中国内地分别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之间签署的更紧密经贸安排。CEPA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顺利实施以及第三阶段的良好开端对中国两岸三地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未来WTO下一国四席的自由贸易区创建具有重大意义。CEPA协议主体的双重性及其独特的国内法律安排,以及可能出现的新的争端也呼吁对其解决机制的完善。针对这一新课题,应借鉴国际通行作法补充修改CEPA相关条款,完善争端解决机制,为解决中国国内区际经贸争端创建范例。     

《基本法》的宪制性模式是统一和繁荣的根本保障

本文运用宪法学理论，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地位、内容、制定、修改、解释及其监督等方面的宪制性特征，从而揭示《基本法》的宪制模式是国家统一和保持香港繁荣的根本保障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法律特征——回归后的香港法律制度系列谈之一

本文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法律宗旨、法律结构体例、法律的时间、空间和对人效力、法律解释权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基本法的法律特征。     

提升澳门经济竞争力的战略研究

把握回归机遇 ,提升经济竞争力 ,是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主题。制约澳门竞争力提高和未来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是制度发育不够、现代化水平不高。首届特区政府在整顿治安和复苏经济的同时 ,要着重于制度创新。确定符合澳门比较优势的经济定位和发展路向是提升竞争力的前提。从澳门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出发 ,应动态地对澳门经济作出合理定位。澳门主要支柱产业旅游博彩业面临转型 ,建议借鉴拉斯维加斯经验 ,改革博彩业专营体制 ,逐步实现自由竞争 ,还对加强澳门与粤港台合作、改善基础设施、科教兴澳提出若干可行性政策建议     

论香港“两文三语”政策的发展趋势——从“特别”走向“共同”

中文教育是香港语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港澳地区,汉语（母语）常被认作言文不一的白话文（书面语）和粤语（口语）,普通话处于地位强势和认同弱势的矛盾中。随着＂两文三语＂政策的深入,普通话地位的提升,言文一致已成为香港中文教育努力的方向。文章试图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香港＂两文三语＂政策的策略加以剖析,重点探讨香港语言教育规划与普通话教育问题,同时也对普通话成为中文口语的发展趋势作初步探讨。     

澳门土地制度改变及其影响与纱纸契合法性问题

澳门基本法第七条规定,澳门境内的土地和自然资源,除在澳门特区成立前已依法确认的私有土地外,属于国家所有。土地制度的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改变,除了涉及澳门土地所属问题,还涉及澳门特区的成立和基本法的实施对澳门原有法律制度和司法程序的影响。具代表性的案例是去年澳门特区终审法院就观音堂地段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民事诉讼案所作出的裁决:在特区成立前未获依法确认为私有的土地,特区成立后就成为国家所有,也不能通过司法裁判确认这些土地的所有权或利用权为私有,无论有关诉讼是在特区成立之前还是之后提起的。也就是说,澳门从此再也不会有新的私人业权土地了,连"和平占有"也不能了。土地制度改变所带来的影响,可从上述观音堂地段的官司反映出来,未来可能还涉及棘手的离岛土地"纱纸契"的法律地位问题。本文以终审法院的有关裁决为例,进而讨论土地制度的改变对于土地"纱纸契"问题的影响。     

行政管辖略论

行政管辖是行政机关之间就某一类行政事务的首次处理所作的权限划分。行政机关基于行政管辖的法律规定所享有的权力就是行政管辖权。行政管辖可分为一般管辖与特殊管辖。就对某一事务何者享有管辖权,行政机关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即为行政管辖的争议。依据争议的不同类型,对其可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