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历史嬗变与历史命运——从笛卡尔到胡塞尔和萨特

早在三个半世纪以前,法国哲学家笛卡尔面对中世纪封建神学的淫威,喊出了“我思故我在”这条惊天地动鬼神的哲学原理,同培根一起开创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哲学。两个半世纪以后,面对着西方工业社会更趋严重的异化现象,“现象学之父”胡塞尔和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响应笛卡尔的精神召唤,先后提出了“回到事物本身”和“反思前的我思”的口号,开创和推动了当代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把笛卡尔肇始的近代主体性原则和自我意识学说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笔者认为,追叙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这一嬗变历程,有助于深刻了解笛卡尔     

简论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历史嬗变与历史命运——从笛卡尔到胡塞尔和萨特

早在三个半世纪以前,法国哲学家笛卡尔面对中世纪封建神学的淫威,喊出了“我思故我在”这条惊天地动鬼神的哲学原理,同培根一起开创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哲学。两个半世纪以后,面对着西方工业社会更趋严重的异化现象,“现象学之父”胡塞尔和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响应笛卡尔的精神召唤,先后提出了“回到事物本身”和“反思前的我思”的口号,开创和推动了当代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把笛卡尔肇始的近代主体性原则和自我意识学说提升到了一     

“ 我思”的双重面相——笛卡尔论 “ 意志在判断之中”

：《 第一哲学沉思集》以 “ 普遍怀疑”为开端，探寻 “ 清楚分明的确定性”为目的，用“ 我思”奠定了近代主体性哲学的 “ 新基础” ，来证明上帝和物质世界存在的 “ 老问题” 。笛卡尔在 《 沉思集》之中 “ 按照思维的顺序”所展开的论证路向，一直被视为近代理性主义者的开端和典范。然而，对于 “ 我思”这个全新的哲学开端，笛卡尔究竟做出了怎样的规定？本文试图从 《 沉思集》中的 “ 意志”问题入手，展现出隐藏在理性主义者面相下的另一个笛卡尔形象：一个意志论面相的笛卡尔。     

"反思前的我思":真正地回到事实本身--论萨特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搁置

笛卡尔把所有的事物都来怀疑一次,怀疑到只有“我在怀疑”这一当下最后的怀疑而不能怀疑为止,发现我在怀疑以我的存在为支撑点,由之而得出了哲学的第一原理：“我思故我在”。站在现象学的立场上来看“我思故我在”,由于笛卡尔自我的经验化、实体化,笛卡尔的“我思”还没有达及自我的意会之知,不具有自我明证性的“是者”,近代哲学确实性的支点动摇了。萨特以“反思前的我思”来置换笛卡尔的“我思”,就是认为“我思”不是原初意识,不是那道始源性的“光”,没有回到事实本身、回到人与世界的最初关联。     

胡塞尔、海德格尔和马里翁对“我思”问题的反思和阐释

笛卡尔为把握知识确然性而提出了“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该命题也成为整个西方近现代哲学命运的浓缩。本文试图探究胡塞尔、海德格尔、马里翁这三位具有代表性的现象学家如何分别以超越论还原、存在论还原、爱洛斯还原的方式反思和阐释“我思”问题。在以这一问题简史为核心的现象学进程中，现象学在对“我思”的回应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超越论还原以纯粹意识为奠基，存在论还原以“我在”为最终溯源，爱洛斯还原则以“去爱的自我”为最终目的。在这一进程中，先前的后续的现象学家同时对先前的现象学家就此问题的思考予以了评价，因此，本文还简短讨论了马里翁在讨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所理解的“我思”问题时，在何种程度上达到了内在批评所需要的明见性和合理性。     

内省法与第一人称视角

自然化现象学的论题提出以来，认知科学或心灵哲学与现象学这两个所谓的对立阵营都开始积极地思考第三人称视角和第一人称视角之间对话的可能性。这需要首先澄清内省法的基本特征及背后的笛卡尔式“我思”概念，指出笛卡尔式二元论导致的对两个视角的错误划分。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格式塔心理学思考非内省意义上的第一人称视角的可能性。     

论海德格尔对笛卡尔哲学的批判

在一定程度上，海德格尔思想的意义可以被理解为是一项推翻笛卡尔哲学的努力。由“广延物体”入手，海德格尔提示出笛卡尔的“世界”存在论对世界的遮蔽，开辟了通向“此在”的路途。对“我思故我在”的剖析则昭明了作为特殊主体的“我”的确立过程及其哲学意蕴，清理出了笛卡尔哲学的存在论基础。作为新时代形而上学的开端，笛卡尔的哲学导致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危机，海德格尔由此揭示出技术化的现代文明的形而上学根据，并为西方哲学开辟了新的视域。     

维特根斯坦对笛卡儿“我”的重新定义

笛卡尔对"我思故我在"的论证确立了近代哲学中"我"的地位,实现了哲学认识论的转向.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笛卡尔对"我"的界定是西方哲学弊病的一个重要的根源,并通过对笛卡尔"我"的重新定义达到消除哲学弊病的目的.     

东方佛教对西方理性的启示

可以说,一部西方古代哲学史便是一部西方理性精神的观念演化史。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的传统,将哲学分为物理学与形而上学两大部分,以“我疑故我思,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学说,成为西方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奠定和强化了心物二元论的西方理性精神,于是,自然的客观世界与人的主观世界被放在一种分离、对峙的状态;于是,灵魂与肉体的冲突、挣扎成了西方文化的永恒命题。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德国的     

“我怀疑故我在”与“我思故我在”之区别

奥古斯丁的“我怀疑故我在”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两个命题的共同之处是无需质疑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确实存在的。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论证的出发点、“我”的含义和论证的目的三个方面。明确这三个方面的区别将有助于我们掌握奥古斯丁教父哲学和笛卡尔哲学思想的实质。     

胡塞尔在《观念I》中对“纯粹自我如何可能”的理解

纯粹自我概念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中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范畴,而在其合法性开始得到论证的《观念I》中它是通过自身意识与我思概念密切联系着的。因此,本文尝试通过分析和澄清我思、自身意识与纯粹自我的概念及相互关系,初步阐明和回答“纯粹自我如何可能”的问题,并希望为今后的进一步学习和研究获得一些启示和指引。     

“我思故我是”才是笛卡尔的本真沉思——对“我思故我在”内在含义的新解析

“我思故我在”由于开启了西方近代哲学而影响深远,而我国学术界长期用经验论的解释原则去理解这一命题的含义,结果必然导致了对笛卡尔唯理论的哲学立场的偏离。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认识原则出发,认为“我思”指的是先天地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思维规定性”,“我在”指的是巴门尼德意义上的“人的真实存在”,“故”则强调的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逻辑顺序。因此,“我思故我在”的准确含义应该是“我思故我是”。这一命题既是古希腊哲学以来的“人是理性动物”的现代性诠释,也是笛卡尔哲学体系中所有理论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     

笛卡尔的实体性自我概念及其批判

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中,确然性是晦暗不明的,既可以指作为思维活动主体的自我,也可以是一般思维活动,最终笛卡尔用自然主义方式将自我绝对的自我经验实体化了,这样就动摇了我思的确定性以及自我与上帝的关系,从而也招致了无穷的诘责和批判。康德批判笛卡尔将逻辑主体与实在主体、形式同一性与内容同一性混为一谈,并指出对自身的意识还远远不是对自身的认识,随后,思维的明见性与自我超越性的事实、属于前反思的绝对主体我思和属于反思层次的我在通过现象学运动的总体发展,在萨特那里也得到了系统的阐释。     

“我思”还是“我在”——马里翁对海德格尔的批评

在论文《海德格尔与笛卡尔》和《自我是否作用于自身?慷慨与现象学:评亨利对笛卡尔的“我思”的解释》中，马里翁考察了海德格尔对笛卡尔的解读。他指出，海德格尔对笛卡尔的批评，旨在针对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笛卡尔因素。但马里翁并未将海德格尔中后期“世界图像的时代”讲演中的笛卡尔阐释纳入考察。换言之，马里翁对此问题的整体把握是有所缺憾的。本文试图推进马里翁对“海德格尔与笛卡尔”这个主题的讨论，通过考察《世界图像的时代》中海德格尔对笛卡尔的批评，从整体上把握海德格尔对笛卡尔思想的理解与批评的旨归。     

理性、生活与此在：海德格尔早期生命现象学的转向

文章对海德格尔 “现象学时代”之思想嬗变的讨论，旨在提供一种阐释海德格尔早期 生命哲学转向的可能思路。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为海德格尔提供了表述源初生活体验的可能性；与此 同时，拒斥笛卡尔式主体性的努力，一直贯穿在海德格尔早年对关于此在的基础存在论的建构过程之 中。换言之，通过拥抱胡塞尔现象学来拒斥新康德主义的主观逻辑，与通过转向生命现象学来拒斥内 在于胡塞尔现象学之中的笛卡尔式主体性问题，这两种思想冲动同时交织在海德格尔的 “现象学时 代”探索 “源初生活体验”的哲学路向上，构成了 《存在与时间》这部 “２０世纪最伟大的反笛卡尔 文章对海德格尔 “现象学时代”之思想嬗变的讨论，旨在提供一种阐释海德格尔早期 生命哲学转向的可能思路。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为海德格尔提供了表述源初生活体验的可能性；与此 同时，拒斥笛卡尔式主体性的努力，一直贯穿在海德格尔早年对关于此在的基础存在论的建构过程之 中。换言之，通过拥抱胡塞尔现象学来拒斥新康德主义的主观逻辑，与通过转向生命现象学来拒斥内 在于胡塞尔现象学之中的笛卡尔式主体性问题，这两种思想冲动同时交织在海德格尔的 “现象学时 代”探索 “源初生活体验”的哲学路向上，构成了 《存在与时间》这部 “２０世纪最伟大的反笛卡尔 主义著作”形成的 “史前史”。     

我思范畴的历史嬗变

笛卡儿“我思故我在”是西方哲学中争论最多的命题之一．这一命题不仅蕴含着近代哲学的开端，而且在很大程序上推动现象学运动的发展．研讨我思范畴的历史增变可以有助于我们认识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承继的脉络，从而挖掘出以古典理性主义向现代非理性主义转变的契合处，为更深入地研究西方哲学抛砖引玉．一、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儿实行普遍怀疑后确定的第一原理．它在张扬理性、突出主体作用方面的巨大历史影响，自不待说．其间蕴含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析．（1）、个体间区别的我思依据．苏格拉底…     

直接社会知觉与理解他心的神经现象学主张

他心问题是当代心智哲学和认知科学均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欧陆现象学家对交互主体性的反思为解决他心问题中的困难提供了丰富的现象学遗产。扎哈维和加拉格尔概括地重构了他心问题的“现象学主张”,认为对他心的“体验式理解”是一种前反思的直接社会知觉,它无须借助反思性的理论推理与心智模拟来实现。因此,“现象学主张”质疑读心研究中的心智主义假设和普遍性假设,并对理解他心的诸分析进路的认识论谬误提出批判。在现象学自然化运动中发展起来的“神经现象学主张”则进一步提出理解他心的神经机制,即一种镜像神经元系统激活所启动的具身模拟。这将推进“现象学主张”对直接社会知觉在社会互动中首要地位的论证,并在神经科学与现象学的互惠约束中揭示出“笛卡尔式焦虑”是造成他心问题的认识论根源。     

萨特自由观念的哲学基础与伦理意义

萨特的自由学说是其本体论哲学与伦理思想相互贯通的理论基础。本文力求从萨特哲学的“阿基米德点”“我思”分析入手，通过对“我思”意识的自发性与自由、“意识之有”的虚无性与自由、本体论的存在性与自由等三个方面的探析来揭示出其现象学本体论与自由观念的内在联结，并以此说明萨特的自由观是一种本体论自由观，具有坚实的形而上学基础，而由此所构建的伦理学则改变了传统伦理学的性质，成为了人类真正生活、行动和可靠存在方式的本体论伦理学     

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之路

海德格尔在现象学之路上,先后受邓斯·司各特和埃米尔·拉斯克的影响。在他们的思想基础上,海德格尔批判地吸收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阐发自己独特的“形式显示的现象学”——实际性的解释学。海德格尔认为任何显现都是“形式显现”。他认为司各特的“范畴”相当于拉斯克的“有效性”概念,有效性“自己证明自己”,自身给出意义,而不是通过还原到心理主义的层面来证明自己,这进一步批判了意识的优先性,证明了情绪对此在生存的基础性。海德格尔通过此在的超越性、先验性,指出了胡塞尔的明证性、悬搁、意向性等概念都是不彻底的概念,它们注定不可能在论证知识的绝对根据中有所作为。通过对此在的“生存论”、“存在论”的论证,哲学的主题也发生了改变,意识现象学成为存在论现象学中的一个分析环节并被扬弃,此在、生存、历史性、时间等“元素”进入哲学的视野。正是通过对历史性、活生生的生活两个维度的思考,海德格尔才把胡塞尔的狭义的现象学发展成广义上的现象学——实际性的解释学。     

意识的事实明见性与二重性:论梅纳·德·比朗“原初事实”学说的突破性价值

梅纳·德·比朗(Maine de Biran)作为十九世纪法国自成一派的哲学家，其理论的重要性一直未能得到准确的评判，这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哲学史研究者对其原初事实学说内涵的模糊介绍。比朗的原初事实思想要解决的是人类思想观念的确定性基础的问题，为此他对近代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哲学考察认识基础的方式提出了批判，指明真正的第一性原则应当以意识自身为根据和限度。通过将意识的原初事实揭示为主体对意志努力的内在觉知，比朗恢复了“我思”的事实明见性相对于理性明见性的优先地位。为了进一步凸显意识原始的关系性和二重性特征，比朗主张到个体实际的意愿行动中去说明“原因”和“力”等形而上学概念的起源，以此来取代传统的表象主义认识论和固有观念论。比朗在切实地证明“自身意识也是身体意识”的同时，开辟出一条以思想能动性为准线的人类精神科学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