甬商钱庄与晋商票号的信用制度比较研究

甬商钱庄与晋商票号是明清时期分别由宁波商人和山西商人经营的民间金融组织。在新式银行还未设立前,钱庄与票号就已存在,它们利用各自的信用工具为社会资金清算服务,共同承担着促进商品流通的重任。甬商钱庄首创的过账制、以银元为本位的核算制、以日计息制,晋商票号施行的汇兑制、总分号制、资本营运制及分配制度等,都是有利于经济与金融互动发展的。通过这些制度对行为的有效约束,钱庄与票号在经营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很高的信誉度。在倡导建立新型金融信用秩序的今天,对钱庄与票号这部鲜活、厚重的中国金融制度史进行深入研究,尤为必要。     

《浙商钱庄与晋商票号的信用制度比较研究》简介

正宁波大学商学院吕建锁教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该书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最终研究成果。全书22.5万字,分五章。浙商与晋商素有"金融界执牛耳者""东方犹太人"之美誉。浙商钱庄与晋商票号是本土金融制度     

山西票号:金融史上的奇观

凡是有麻雀能飞到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票号商更是以独步天下,不辞艰辛,影响中国金融业达一个世纪之久。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古称并州,明置山西省,受惠于黄河孕育,成为华夏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自明清以来晋商的异军突起,竟威震华夏,名扬亚欧。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将山西商人媲美于意大利商人。其中山西票号商更令人注目,一度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影响中国金融近一世纪。至于票号业发源地古城平遥,已被我国政府列为向联合国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票号"以平遥为诞生之地,平遥也因"票号"而扬名于世。那么,"票号"为何会自…     

论山西票号的习惯法体系

采用法律社会学的方法对山西票号习惯法进行体系化和整体化的研究,有利于山西票号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晋商习惯的基础上,山西票号形成了自己的习惯法以及习惯法体系。这一体系包括票号的行业习惯法和行会习惯法。但是,这一体系是不完整的。票号习惯法体系的不完整性阻碍了票号更大规模的联合——组建银行。而票号未能组建银行,是山西票号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晋商与边疆经济社会变迁关系的研究综述

有关晋商与边疆经济社会变迁关系的研究先后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末民初对票号成败的描述;第二阶段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是对票号资料的收集与研究;第三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对晋商及其资本的探讨;第四阶段为20世纪最后20年,有关晋商与边疆关系的研究在区域和研究方法上的进展;最后一个阶段为21世纪初,研究领域和研究理论与方法进一步发展。现阶段有关晋商与边疆经济社会变迁关系的研究,在史料扩展、研究视角以及理论方法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     

晋商与边疆经济社会变迁关系的研究综述

有关晋商与边疆经济社会变迁关系的研究先后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末民初对票号成败的描述;第二阶段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是对票号资料的收集与研究;第三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对晋商及其资本的探讨;第四阶段为20世纪最后20年,有关晋商与边疆关系的研究在区域和研究方法上的进展;最后一个阶段为21世纪初,研究领域和研究理论与方法进一步发展。现阶段有关晋商与边疆经济社会变迁关系的研究,在史料扩展、研究视角以及理论方法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     

晋商票号的人身股与现代职工持股制度的比较

晋商票号的人身股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资本构成制度,职工持股制度是一种对所有职工进行股份化的制度。这两种制度都能起到激励员工,降低管理成本,增加企业资本的作用。但二者产生的经济基础、参与的范围、取得的条件、是否有等级、能否吸引和稳定人才、对人力资本激励的程度等方面又存在不同。晋商票号的人身股,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是今天乃至将来的企业家值得珍视的遗产。     

金融创新与山西票号的兴起

文章从金融创新的视角探讨了山西票号的产生,认为明清政府对金融业及其相关业务管制的逐步放松为宏观金融创新和商业银行性质的票号的产生提供了前提;而金属货币的短缺和压力才是金融创新和传统金融机构发展的直接推动力,19世纪上叶的经济危机、白银外流和货币的短缺,使专营汇兑和货款清算开始变得有利可图;而晋商所具备的独特基础则使得票号首先由晋商所创设,并使其获得了长期的垄断地位.     

陈昌平小说的叙事个性

本文从叙事学角度,在＂故事＂＂叙事者＂＂价值观＂三个层次上,分析了陈昌平小说的奇险故事、个性化的叙述以及继承、光大小说传统精神及艺术等文本特征,说明这些小说一再受文坛关注的重要原因。     

"芝麻开门"的绵绵回响——论中国的"识宝"故事

中国的"识宝"故事是一个在我国民间经时历岁、流传数千年而不衰的故事类型,往往带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特点.它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意识形态,巧妙地运用、调动多种艺术手段,烘托情节,深化主题,展示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     

双子星座：浙商钱庄与晋商票号的考量

早在春秋时代的越国就有一些精于经商之道的人;唐代从事商业者,有商贾之别;到明清时期便涌现出以地域联系为特征的各式商人集团,鼎足相拥的无非晋商、浙江宁绍商和徽商。其中宁绍商开设的钱庄和晋商经营的票号犹如浩瀚夜空里璀璨的双子星座。钱庄和票号的起源虽然有别,业务经营的走向上却逐步趋同,可谓＂异源同业＂,成为华夏商业发展史尤其是金融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走进平遥,感受古装戏的天然布景

第一次来平遥古城的游客,如果只有一天的时间,大都是在城墙上、县衙里转转,参观一下目升昌票号,再进个当铺和镖局,然后在明清街满耳"平遥牛肉"的叫喊声中匆匆离去。很少有一日游的游客喜欢这座古城的。如果你有两天或者更多的时间,在去过票号、镖局、当铺等收费的景点之后,多花点时间在古城的老街老巷中走走,平遥就会让你看到它古老而不平凡的一面。     

唐人小说中佛寺的艺术功能与文化蕴涵

文章所讨论的是唐人小说中常常出现的一个独特的故事场景——佛寺。一方面,考察了佛寺这一宗教活动场所与唐人小说故事来源的关联,认为在唐人小说创作尤其是一些带有佛教辅教色彩的小说中,不少故事的素材来源都与佛寺或寺僧有关;另一方面,则从叙事文学的艺术建构的角度,分析了佛寺这一独特场景在小说情节结构中的功能,认为唐人小说中所出现的佛寺,分别具有故事情节的背景场景、故事发生与展开的场景及故事情节的场景部件之作用;最后,则通过小说中佛寺这一独特的故事空间场景所发生的各类故事,分析了蕴藏于其中的社会文化内涵。透过上述内容的论述,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唐代兴盛的佛教文化对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渗透与影响。     

鲁迅小说“油滑”手段与浙东戏曲“二丑艺术”

杂带"油滑"的《故事新编》创作时间跨越13年,此间,鲁迅经历了一个由新文化运动旗手到颠沛民间甚至是众叛亲离的荡激过程,其创作心态和艺术手段也必然随之经历变化。油滑,符合这种人生转变时期的心理特征。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段,它仿拟了浙东民间戏曲"的二丑艺术",但却有利于保持韧战者的心理优势,同时也表现了鲁迅作为文化先驱的"无情面地解剖自己"和类似玩世不恭的"捣乱"与自嘲。循此理解,关于长期存在的《故事新编"》油滑"争议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解决。     

山西票号习惯法的特点及价值

在晋商习惯法的基础上,山西票号习惯法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它在国家法之下独立发展,自成体系;以成文法与不成文法为表现形式;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保持了地域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作为清代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票号习惯法不仅有效防止了金融风险,保证了票号的发展与兴盛,而且弥补了国家法的不足,并为当代人的法律思考与实践提供了参照.     

晋商传奇

晋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商帮，一个历经五百年商业辉煌的传奇故事。山西人为什么对经商做生意情有独钟呢？在山西民间广泛流传的“有儿开商店，强过做知县”的谚语的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而又是什么会让显赫尊贵的慈禧太后对晋商能够另眼相待呢？辉煌五百年的晋商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巅峰，又是如何最终走向没落的？     

王安忆小说叙事艺术思辨

王安忆坚持小说的故事性和叙事艺术,她讲的故事具有日常生活化和关怀人性与人生的特点;王安忆提出"小说的物质部分"强调小说的情节应当有严密的逻辑关系,是为了强调小说中理性的力量,总结创作规律,从而超越个人经验来进行小说创作.     

传统法律文化与山西票号的兴衰

票号是旧中国的一种信用机构 ,产生于清朝 ,是晋商经营存放款和汇兑业务的一种带有金融性质的机构。它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带有公司法和金融法性质的内部和外部管理制度 ,对今天的金融业很有启发。     

山西商号在粤经营事迹考略

晋商是明清时期中国著名的商帮之一,其作为全国性的商业团体,在票号业、药材业、糖业、京广杂货业等诸方面皆与粤地关系甚密.在票号业中,广东曾长期作为谷帮票号领袖志成信的大本营;在药材业中,广东市场更是催生了天下第一药材批售大帮——广帮.山西商人在粤经商行为一方面活跃了广东地方经济,促进了粤地之繁荣;另一方面,也为自身提供了大量的资本和广阔的市场,促进了晋商商号本身的发展与兴盛.晋粤两地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两大重要省份,对二者经济联系的研究必将为近代经济史研究和当代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借鉴.     

论沈从文小说故事观的艺术运筹

沈从文不仅是一位抒情小说大师,更是擅讲故事的高手.他的故事观艺术性地体现在他的一系列以湘西为题材的小说创作实践中:用故事来抒发情感;"求真"与"求美"、"写实"与"写梦"相结合;长于用情节的逆转手法;象征化的叙事等等,显示了极其深厚的叙事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