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伦理--"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

“古史辨”在从事《诗经》研究时 ,首先预设了《诗经》是文学的观念 ,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汉代《诗经》学的批判。在反驳汉代《诗经》学时 ,“古史辨”提出了历史与伦理的分野。他们认为 ,汉代《诗经》学把《诗经》当“经”而不是诗 ,乃因于汉儒的伦理观念所致 ,而“古史辨”恢复《诗经》的文学面目正是尊重历史的表现。因此伦理观念可以被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这一看法与“古史辨”的历史观———“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密切相联 ,并为反思“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切入点。     

儒学与汉武帝的民族政策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有为皇帝，他在建立和发展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大业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统治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学处理民族问题、制定民族政策，拓宽了疆域，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研究儒学对正确认识汉代以经治国以及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和巩固，具有重要意义。一、儒家“大一统”的民族观所谓“大一统”民族观念，即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统一于华夏的观念。“大一统”观念由来已久。周朝就是一个“协和万邦”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产生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

自1926年起以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集聚了数十位学者,以疑古的态度讨论古史,形成古史辨派.他们以讨论古史为学术辨伪的突破,讨论范围扩展到先秦两汉典籍、诸子和学术史等问题.古史辨派是国学运动中的一个流派,讨论古史是整理国故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是在新的国学观念引导下进行的.古史辨派采用的方法是传统考据学与科学方法的结合,即以细密的考证探讨中国文献与历史上若干狭小的学术问题,扫除因袭与谬妄,促进了国学运动的发展.     

桓谭《新论》文艺美学思想论析

桓谭的《新论》论述了养生与写作的关系,提出不可以因写作而伤害生命的理论观点,此为汉代神仙养生思想之折射。《新论》指出,琴的制作体现了象天法地的器物制作思想,琴又是伦理道德观念的载体,体现了宇宙观与伦理观念结合的美学精神;桓谭分析了五声、五色与五行的关系,提出主色调与其他色调搭配的美学原则,体现了汉代以阴阳五行模式观照世界、解释世界的时代特征。     

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

自1926年起,由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集聚了数十位著名学者,以疑古的态度讨论古史历时二十余年,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形成一个重要学派——古史辨派。讨论古史是此派以之为学术辨伪的突破,故讨论的范围扩展到儒家经典、古代典籍、先秦诸子和古代学术史问题,学术涵盖极为广泛。古史辨派的工作是国学运动中整理国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新的国学观念的引导下进行的,对旧的国粹观念起到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古史辨派采用国学研究方法——中国传统考据学与科学方法相结合,以细密的考证方式探讨中国文献与历史上细小的学术问题,扫除国学研究中的"因袭和谬妄",使国学运动的意义充分显现。考察古史辨派与国学运动的关系,将引起我们对近年国学热潮再度兴起的历史反思。     

炎帝·颛顼·祝融——楚人始祖论

楚人的始祖,据文献记载的神话传说和古史传说,或谓高阳,或谓颛顼,或谓祝融。结合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至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背景,细致分析文献的相关记载,可知追溯楚人的族源及先公世系,楚人的血亲始祖是祝融;根据历史传统和文化心理,楚人视炎帝为人文始祖;在战国时代形成的华夏首尊黄帝和华夏古帝万世一系的正统观念支配下,颛顼又被说成是黄帝之孙、楚人之祖。至社会实现统一、文化得以整合的汉代,"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乃成为古代定论。     

《古史辨》辨名

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自古代至近代一向与辩字通用,因此古史辨》的辨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至当时的编著者顾颉刚和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辨伪性质,而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讨论性质;在1923年5月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以前,顾颉刚对古史辨》的阐释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而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对该书的阐释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这种辨伪”与讨论”的二重心迹则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了起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背景密切关联。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自古代至近代一向与“辩”字通用,因此《古史辨》的“辨”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至当时的编著者顾颉刚和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辨伪性质,而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讨论性质;在1923年5月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以前,顾颉刚对《古史辨》的阐释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而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对该书的阐释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这种“辨伪”与“讨论”的二重心迹则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了起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背景密切关联。     

论与战国封建说的分歧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是我国历史学界争论已久、悬而未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一九七八年冬,《历史研究》编辑部与《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联合召开的长春讨论会上,出现了六种不同意见的分歧。从分歧的焦点来看,我认为仍然是过去的三家之言,即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与魏晋封建说。对于西周封建说,由于篇幅限制,暂且存异。现在,仅就战国封建说的分歧阐述如下,以作进一步讨论的引玉之砖。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各自不同的思想资源     

汉代是奴隶制社会吗?

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汉代的社会性质,从五十年代以来就是争论的焦点,直至今天还未取得一致的意见。近来有些同志喜欢用中西对比的方法来研究汉代社会,说汉代社会与古希腊、罗马社会有“惊人相似”之处。究竟是不是这样?对比方法能不能解决问题?我有些怀疑,因此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和同志们商榷。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变迁

传统的文学史写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遭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质疑。钱理群、陈思和、谢冕等人先后提出贯穿20世纪的整体文学史观,试图从时间维度上来推动重写贯穿百年的文学史。金克木和刘登翰则提出将文艺研究作“立体研究”,试图从空间上对文学史进行理论整合。在此基础上,朱德发提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学科理念与设想,它不仅从时间维度上将传统的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贯穿成一个整体,而且在空间上将原先被排除在外的一些文学纳入文学史范畴．真正实现文学史写作从时间到空间的立体型整合,完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史观到研究的结构性突破。     

风清骨峻篇体光华--论风骨的美学意蕴

“风骨”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对于它的美学意蕴 ,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其实 ,“风”和“骨”的概念都是逐步发展起来的 ,而为它们赋予更深内涵的是刘勰。刘勰的“风清骨峻”反映了我国古代文论强调动静结合的美学标准的特点     

刘文淇学行考论

刘文淇是清代扬州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开创仪征刘氏四世治经事业。学业经凌曙启蒙,包世臣点拨,多方取资,终成一家之学。其治《左传》,为古文之学,明确学术发展源流,旁征博引,遵守家法。治经之余,多为史籍校勘,专精而会通。经明行修,学界推崇。     

“知止”三义与文化认同

中国古代思想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知止”。“回到你自己”是“知止”的根本义。这涉及到今人所关注的“认同”问题:自我的认同和文化的认同。从内容上讲,知止这一观念强调的是文明与自然的内在贯通。由此,知止的观念又展开为三重意义:回归自然、回向历史与成德知本。此三义辐辏于第二义而贯通为一体。其特点则表现为一个“复古”的历史精神。但“知止”并非故步自封,止步不前,而是要在“进”与“止”之间保持一种内在的张力和协调的关系。“知止”观念从存在实现论意义上凸显了一种历史的精神和思想文化的差异原则。这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蒙文通的今古文经学观

蒙文通继承廖平,以礼制区分今、古文经学,认为今文经学已偏离了先秦孟、荀之学的端绪。蒙文通对廖平及康有为关于古文经学本于刘歆作伪的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指出古文学的特点是敦于笃行,而疏于思究,并提出“舍今古之异同而上求之齐鲁”,以探究先秦儒学之旨。     

历史感思辨

二十世纪是一个历史观极度膨胀,而历史感极度萎缩的世纪。神化历史观的结果就是使人们只知道研究历史所需要的种种观念体系,却丝毫不知道理解历史所必需的洞见视域。历史感并不是历史学本身所固有的东西。历史是历史学家的存在视域,历史感是历史学家的存在本质,史料是历史学家的存在形式。历史感的这种洞见、关注和凝视就是一种"看",而史料则是一种"说"。历史感优先于史料,所以"看"优先于"说"。     

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哲学”所涉及的几个前提性问题

倪梁康认为,“纯粹”概念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有明确的定义,它不仅指纯粹数学所具有的那种纯粹性,而且还意味着纯粹反思的纯粹性。纯粹的和不纯粹的现象学,代表了目前现象学研究界的两种思考方向。刘永富则通过对“怎么才算现象学的视域”、“怎么才算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前提性问题的澄清,认为“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哲学”就是关于所可能知的一切归根到底只能如何的思辩的学问。陈家琪讨论了胡塞尔所坚持的“纯粹意识哲学”的信念,特别是他有关“生活世界”的论述,并在康德所区分的“通俗的道德哲学”与“道德形而上学”(以及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强调直观与描述是否可能把哲学的“通俗概念”(非学院派)与“纯粹概念”(学院派)重新统一起来的问题。张再林以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为入径,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身体性进行重新发现与梳理,希望有助于中国古典哲学的正本清源,并为回归一种更彻底、更根本的“不纯粹”的“生活世界”提供坚实的基础。     

《淮南子》音乐美学思想特征探微

由西汉淮南王刘安组织门客集体编撰的《淮南子》一书论及天文地理、兵略治术、人文自然等,对《淮南子》各篇中论及音乐的文字进行探究,从而归纳总结出其音乐美学思想的历史成因和儒道思想相融并争、矛盾统一的特征体现,以及对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深远影响。     

“精严”：金圣叹的“结构之道”——以金评《水浒传》为例

金圣叹在《水浒传》评点中对其结构予以了高度关注,认为"精严"是这部巨著结构上的一大特点.而这恰恰是讥评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之结构为"缀段体"的西方文论家所忽视的.他的这一结构观念又是和中国传统文论中的结构观念一脉相承的,是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孔孟儒学”一词的出现及其历史意义

名以称实,言以达意.一种称谓的出现,常因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而附着有丰富的言外之意,哲学概念尤其如此.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孔、孟长期分称,"孔孟儒学"一词属于晚出.这一概念的形成与出现,不仅反映了儒学自身的演变,孟子地位的沉浮,也折射了古代社会对孔、孟思想的体认与评价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