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爱国精神研究与历史理论的发展──屈原研究述评之一

近十年来，对于屈原爱国精神的研究出现了尖锐的对立，并由此提出了在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条件下热爱祖国应具有怎样的性质和内容，屈原热爱楚国能否称为爱国精神等问题。屈原爱国精神研究的深化，使问题超出了文学研究的范围，而涉及到历史思想和历史理论问题。我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和爱国精神包括三种形态：一、近代历史上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侵略者斗争中的爱国精神；二、封建时代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斗争的爱国精神；三、奴隶制时代中华民族各族氏族集团之间斗争的爱国精神。我国历史上这三种形态的爱国精神，在历史纵向上形成了明显的发展系统，要正确理解爱国主义精神及其发展，必须正确认识爱国精神三种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及特点。     

萧条异代 接武前贤——论刘禹锡对屈原的继承

《文心雕龙·辩骚》在论及屈原及其作品的影响时指出:“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在南北朝以后的各时代中,从屈原及其作品中汲取营养者代不乏人,中唐的刘禹锡即是其中的佼佼者,无论是从其内在精神或是就其辞章文采来看,刘禹锡都从屈原及其作品中受到了巨大启迪与影响,他是屈原精神及其文学传统的最好继承者。     

从楚辞神话看楚文化气质与民族精神

楚辞尤其是屈原和宋玉的作品大量运用古老的神话传说，不仅体现了楚辞的创作特色，同时也折射出楚民族的文化气质与民族精神，具体说来，主要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即：民族文化个性与理性兼融的精神气质、人神合一的文化特色、念祖爱国的民族精神。     

浅谈铁人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铁人文学是指以铁人王进喜为原型或以铁人王进喜生平事迹为素材创作的各种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铁人文学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诗歌、小说、散文、纪实文学、影视艺术等作品。铁人文学的发展，促进了铁人精神的传播，引领石油企业文化的发展，丰富了地域文化的内涵，深刻体现了民族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意志和开拓创新精神的反映。铁人文学必将载入中华民族文化的史册。     

屈原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鸟瞰——兼述天津“屈原与中国传统文化”全国学术讨论会

屈原,这位曾经被确定为世界文化名人的历史伟人,是中国文学、文化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他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创造性的贡献。在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人格、优秀传统中,蕴含着屈原的执著探索与久远影响。在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今天,屈原的人格、精神、传统等,理所当然地成为学术界致力探讨的重大课题。     

屈子在中国,楚辞学在世界

闻国际屈原学术讨论会在汨罗江畔召开,甚为欣喜。屈赋及其精神,影响中国文化两千年,渗透深广;因此,弘扬民族文化,我们首先就应研究屈原及其作品。此其一也。中华民族,以其独特的文化立足世界,而屈原又早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因此,楚辞研究,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屈子在中国,楚辞学在世界。此其二也。就如此意义观之,湖南省组织     

湖北第二次屈原学术讨论会观点概要

湖北省屈原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二次学术讨论会,1984年6月4日至8日在武昌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一百多名专家学者、屈原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出席了会议,大会收到学术论文五十多篇。现将学术讨论会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一、关于屈原的爱国思想有的同志认为,屈原留给后世最宝贵的东西,是他的强烈、执着的爱国主义精神。屈原以他的作品为中国古典诗歌奠定了爱国主义光荣传统,成为我国爱国主义文学创作的最早典范。此后,这种爱国主义便牢牢地植根在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成为维系和支持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向前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有人说:“屈原的浪漫主义文学随着宗法思想秩序和思想规范在汉代确立而完成了历史使     

浅谈铁人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铁人文学是指以铁人王进喜为原型或以铁人王进喜生平事迹为素材创作的各种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铁人文学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诗歌、小说、散文、纪实文学、影视艺术等作品。铁人文学的发展,促进了铁人精神的传播,引领石油企业文化的发展,丰富了地域文化的内涵,深刻体现了民族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意志和开拓创新精神的反映。铁人文学必将载入中华民族文化的史册。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特质及其与汉族文学的关系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中华文化有着多种源头、深厚蕴涵。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珠江两岸、滇池之滨、长白丛林、西部莽原……都曾经是孕育中华文化的摇篮。栖息于这些土地上的各民族先民，在各自具有独特规律的发展中，又在相互交流、吸收中，共同建构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古老文化，共同创造了五彩缤纷的古典文学。其中，产生于南方这片神奇的沃土上的各种作品，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学景观中别具特色的一个部分。本文拟就南方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特质及其与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汉族文学的关系作一点宏观的探讨。翻…     

“酌奇而不失其真,翫华而不坠其实”——从《辩骚》篇看刘勰的骚论思想

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骚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文学派别,自秦汉以来一直是历代文论家经常讨论的热门话题。但是尽管对屈原及其《离骚》的评论文章可谓汗牛充栋,我国古代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刘勰《辨骚》篇中的观点却仍为其中最精辟的见解之一。那么,刘勰在这篇文章中到底是怎样地评论屈原及其为代表的骚体文学呢? “奇文郁起,其《离骚》哉！” 首先,作为文艺理论家的刘勰,热情地赞扬了屈原及其作品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高度地肯定了骚体诗人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     

《离骚》奠定了我国迁谪文学的审美基调

迁谪文学是我国特殊国情所产生的特殊文学。屈原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迁谪文学的奠基人 ,是他的迁谪经历和叛逆性格使然。屈原的影响 ,主要通过他在作品中塑造的自我形象的人格魅力。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作品 ,“发愤以抒情” ,为我国迁谪文学奠定了审美的基调     

试论柳宗元对屈原的接受与继承

屈原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更是中国人文精神、忧国忧民的情怀和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相似的时代环境和人生经历,使柳宗元对屈原有千年一遇之感。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就极力追慕屈原,他的政治追求是对屈原＂美政＂理想的继承和发扬;他的文学创作师法屈原,是对屈骚的继承和发展。     

屈原与苏轼：不朽的江神——析论余光中对屈原与苏轼的形象塑造

余光中以“高洁的烈士”与“不朽的汨罗江神”写屈原;以“神话中的大鹏鸟”与“江神”（长江之神）看苏轼;并从文学不朽的角度,以屈原、苏轼传世的名句,加以点染转化,为二人塑造形象。不管这些诗句原先所指陈者为何,如今余光中都用这些隽言名句,拍合到屈原、苏轼的身上来,这种巧妙的神合,在在显出余氏的匠心。     

屈原与儒墨道法诸家人格观之比较

从文化领域去确立人格定义，即：人格就是一个人最基本品质、品格的总和。屈原与儒、墨、道、法诸家之人格观分内外两层，内层主要为人格典范与人格理想，在这一层，屈原与诸家及诸家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不同。而在外层，各家均有差别，特别是在内核外化形式、与现实的关系及人格操守的坚持性上，各家差别甚大。屈原则与墨家较为接近。从人格观之全面性、完整性、统一性上观察，屈原之人格观当为中华民族之最高标范。今天，中华民族正在复兴，在我们寻求和重塑民族之魂和文化精神时，屈原伟大人格和人格观标范的树立，将具有无可估量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义。     

关于《招魂》著作权与魂主问题——近20年《招魂》聚讼焦点问题研究述评之一

《楚辞·招魂》是中国文学史上争议最多的作品之一。与此前相比，最近二十年《招魂》聚讼焦点问题研究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新变。在著作权争议中，宋玉作说吹响了收复失地的号角；在魂主讨论方面，宋玉招襄王生魂说与宋玉拟屈原自招说影响日渐扩大。此期学术界围绕《招魂》著作权与魂主问题的研究，不仅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也有力地推动了其他聚讼问题研究的深入。     

屈骚精神的历史演变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及其作品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历代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屈原及作品进行了多层次的评价。在这些评价中,我们发现其间存着许多分歧,每位学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褒扬和贬责各有不同。认真寻求他们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分析出产生这些问题的缘由,对进一步研究屈原及作品会有极大的帮助。     

李白诗源骚的文化审美依据

李白“深入骚”,其诗歌创作与屈骚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李白与屈原都有尚用的精神,并有相同的人生经历与情感历程,都是悲剧性人物,他们的悲剧精神体现在对君的“怨”与“恋”的双重文化性格中,而且在审美特征上同样表现有“惊采艳艳”的浪漫艺术精神,所以说,李白诗源骚既有其文化依据,又有其审美依据。     

论陈子昂对屈骚的接受

陈子昂与屈原有相同的文化思想品格,但缺少屈原的怀疑精神;接受"发愤抒情"的文学传统,却没有屈骚"忿怼之极"的强烈之情;托香草美人以抒情言志,本于诗人悲剧命运的相似性,人格心理的认同感.故陈子昂对屈骚既有接受,也有变异.     

从屈原《九歌》看戏曲与仪式的关系

中国戏曲的起源有多种因素,通过对中国早期戏曲的梳理和研究,不难发现,戏曲的早期形态无不与仪式相关。屈原的《九歌》表现的就是楚地的祭祀仪式,其中的载歌载舞就是中国民间戏曲的萌芽。因此,研究楚国的巫傩文化特点与屈原《九歌》的构成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早期戏曲的形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蒙元时代"乐府文学"的流衍及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

金亡至南宋灭亡(1234-1279)前的蒙元时代,就词曲嬗递过程的文学生态而言,“乐府文学”流衍的含义系指存在着一个“亦词亦曲”的阶段;其次则指在曲体体式形成、确立后,仍复有一个词曲并行而同被目为“乐府文学”的时期。词曲的合流为“乐府”而并行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又因其所属音乐体系并非同一个,这种“并行”、“合流”也必然是阶段性的。元人广义的“乐府”观中是包含着那部分在蒙元特定时期仍然可歌的词体文学的,元人明确区分词曲的自觉意识乃萌生、形成于元代中后期。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的一个基本导向就是严雅俗之辨及其下的尊体意识,元人“乐府观”中的尊体意识最终结出的是“大元乐府”与唐诗、宋词有同等文学史地位的“鼎足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