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媒公共领域的建构历程及实现途径

随着传媒市场的日益成熟,媒体逐渐成为公共讨论和提供信息的平台,并日益成为建构我国公共领域的重要力量。本文从大众传媒与公共领域的关系入手,结合我国传媒发展历史和实践,梳理我国传媒建构公共领域的艰难历程,并就我国传媒公共领域建构的现实路径进行初浅探讨。     

"公共领域"概念在中国传媒研究中的运用——范式反思与路径检讨

公共领域与传媒关系是近年来学界的研究热点.但中国传媒研究倾向于把传媒与公共领域问题单列于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范畴之外来考虑,忽略在其他学科领域热烈争论的"公共领域"概念对于中国本土实践的适用性问题.通过公共领域概念在中国的移植和争议过程可以看出.一方面传媒学界对"公共领域"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走向浅表化、狭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媒学界把西方概念和理论范畴盲目套用于中国情境,使得学术研究难以扎根本国社会结构和传媒实践.     

“公共领域”视角下的传媒负功能探析

本文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念为切入视角,从大众传媒自身,传媒受众(公众)和社会组织三个方面,探讨当代社会中,作为公共领域载体的传媒性质所发生的负面变化:传媒原有的思辨性功能遭到削弱;传媒受众集体性的公共辩论难以组织;大众传媒成为社会组织扩展自身利益的工具,并提出传媒公共性的重构对策。     

“公共领域”与传媒批判理论的转向

哈贝马斯从批判理论中发展出“公共领域”概念,以其公共领域理论为中心,并用生活世界殖民化、市民社会、交往理性等理论回应了传媒批判理论的工具理性批判路向;传媒批判理论主要着力于传媒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消费文化批判,其基础的错位导致与传播学经验学派形成紧张,而且对传媒行为的研究很乏力;而“公共领域”理论却为传媒批判理论注入了从批判到建设的新内涵,促成了传媒批判理论从破到立的转向,交往理性成为传媒批判新的追求。     

我国当前传媒与公共领域问题研究现状与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媒与公共领域问题成为中国学者特别是传播学者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们主要研究了传媒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构建中国传媒公共领域的前景以及路径选择等问题,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偏差,主要表现为西方中心主义、技术主义、媒介中心主义、简单化和狭隘化等,正视这些偏差是学界推进相关研究的当务之急。     

论中国电视综艺节目中的公共领域概念

针对电视综艺节目公共领域问题的争论,从理论上分析了考察传媒公共领域的伦理维度,阐述了电视综艺节目公共领域的存在形式,进而提出平民大众的变化与成长使电视综艺节目建构公共领域具有了可能性,平民大众追求一种自由和善的生活是电视综艺节目公共领域的内涵,情感共鸣、认同与形塑是其表现形式。     

当前我国传媒构建公共领域的探索与发展

公共领域是民主社会的重要标志,大众传媒作为民主社会公共领域构建的主导性力量在对政府施政行为提出公共质疑,进行公共监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受历史、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我国传媒公共领域的生成十分艰难。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才逐步构建起来,并在实践层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今后的健康发展,一方面有赖于媒介生态环境和媒介体制、制度的完善,另一方面,则是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培养。     

新形势下传媒与司法良性关系的建构策略

新媒体时代下的传媒与司法打破了二元对立关系。信息传播方式的转变、网络公共领域的发展等多种现实因素将其关系解构。必须从更加宏观的层面,将传媒、司法置于新媒体时代的公共领域乃至整个正在形成的公民社会中考量。建构传媒与司法之间良性的多维关系,须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客观看待二者冲突,形成保持合理张力;宽容意见表达;正视公共领域在社会中的作用;司法实践中客观考量民意诉求;以新闻立法保障信息传播的平等与自由;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营造宏观现实环境。     

中国传媒公共话语领域的建构

现代传媒公共话语讲述,体现了社会大众对政治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与公众切身利益直接相关事务的参与关注。中国传媒经历了一个从绝对政治权力话语到政治公共话语领域的转型,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大背景下,逐步建构起传媒的公共话语系统。中国传媒公共话语领域的建构,回应着公共参与国家事务、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与自身利益的媒介期待,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国传媒自身的发展意义重大。     

哈贝马斯论大众传媒功能的变化

随着传媒日趋商业化,政治经济力量对传媒的干预以及大众传媒本身的媒介特性,资产阶级新闻媒体受到了政府的管理和控制,民意不再是理性讨论的结果,传媒由私人组成的公众私人机构变成了官方机构,新闻媒体成了官方或半官方的组织,实质上成为公共权力的喉舌。这样,传媒最初的基础就被彻底颠覆了,它作为受法律保护的公共领域的机制的地位变得可疑。     

影响我国公共政策调整的媒体报道比较研究

对于影响我国公共政策调整的重大事件,不同的新闻媒体有不同的报道。而用来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公共政策只有通过大众媒体公开在阳光下,才能为受众所了解、参与、监督,从而得以有效实施并取得预期效果。在关于"非典"事件、"孙志刚"事件和温家宝总理为农民工讨薪事件、关于减免农业税等涉及公共政策调整的重大事件中,我国的新闻媒体纷纷进行了不同的报道。为此,从中选出几家媒体对影响公共政策调整的报道进行比较研究,寻找出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从而引导媒体在影响公共政策调整的新闻报道中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作用。     

《人民日报》广告传播的文化分析

综合分析了《人民日报》五十余年的广告活动,指出《人民日报》在长期的广告传播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媒介文化特色：其消费主张在守望中逐渐变化,其广告秩序在重构中走向升华,其媒介风格在博弈中坚守品格,作为一份具有历史性、权威性、公信力的媒介,《人民日报》的广告文化传播忠实记录了我国传媒业在追随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走向成熟的发展轨迹。     

论中国舆论监督时代的流变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媒介载体的变革，中国的舆论监督实际经历着前、中、后三个时期。本文试图梳理历史脉络，对三个时期的特点加以分析。     

娱乐文化及其对当代中国公众话语的影响

娱乐文化借助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在中国的兴起,影响了当代中国作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公众话语系统,使公众话语权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这种改变有其积极的一面,但随着娱乐元素的加深和人们感觉的钝化,公众话语权又会从强到弱、从有到无。娱乐文化和媒体都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二者的共谋会带来明显的负面效应,娱乐元素的不断增多会使人们感觉钝化,不再思考,甚至主动放弃话语权,将人的个性消除,变成媒体的奴隶,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1949年以前的中国媒介素养教育萌芽--媒介素养教育的本土化考察

自上世纪末,国内学界对媒介素养教育问题的探讨不断深化,但较多关注媒介素养教育现状,缺乏对中国媒介素养教育历史的梳理与研究.本文大体以中国大众传媒的发展历程为线索,从大众媒介意识的初步培养--正式开始--发展形式及民国时期学界关于"媒介素养"及"媒介素养教育"的探讨等方面,对我国1949年以前的媒介素养教育萌芽进行初步的考察,以此来探索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本土化道路.     

基于自组织机制的互联网舆情治理

互联网时代,我国网络空间舆情的防控和治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是,互联网本质是一个自组织系统。以互联网舆情的自组织演化为视角,运用AMOS和SPSS软件对政府行为、媒体行为、意见领袖行为、网民行为和网络舆情发展进行实证调研,并对网络舆情的主体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行为、媒体行为、意见领袖行为均对网民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倡导的舆论导向、媒体之间的协作关系、意见领袖的舆论观点、网民以及第三方力量的介入都将影响网络舆情的传播与演化。基于我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舆情防控经验,自组织视角下的网络舆情治理需要重视意见领袖的作用、强化媒体协作关系、保持舆情要素的非线性作用、注重引领网络道德风尚。     

我国传媒导向失衡问题的成因解析

＂张悟本＂事件发生后,公众对媒体质疑不断,进而引发社会关于媒体导向问题的反思。本文认为,当今我国媒体导向存在三个主要问题：经济效益与价值导向的失调;追求时效与客观真实的失衡;个性创新与大众意识的失序。究其原因可归纳为媒介、受众和制度三个制约因素。传媒作为连接现实世界与大众的重要桥梁,只有坚持正确的舆论方向,才能有光明的前景。     

我国职业足球教练员公共行为初探

随着我国职业足球改革的不断深化,职业足球教练员越来越多地受到大众传媒的关注,他们的公共行为也成为媒体炒作的对象。该文通过对职业足球教练员公共行为的研究,揭示职业足球教练员公共行为的意义和作用,指出目前我国职业足球教练员公共行为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