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徽州家谱的谱禁

清代徽州谱禁始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并延至嘉道年间。谱禁的内容包括避讳、抬写、改正违碍荒诞字句等。徽州家族在执行谱禁规定时更为严苛,对徽州的家谱编修既产生了消极影响也有积极作用。谱禁将专制文化渗透至民间私人领域,是清代专制文化强化的产物。     

明代徽州木商经营活动述略

明代徽州木商主要来自祁门、休宁和婺源,以家族集群或地缘组合的形式从事木业运销,形成明代徽州木商经营上的一个特色。同盐商一样,到明代中后期,徽州木商已在全国范围的木业采伐运销中取得了优势,成为实力最为雄厚、地位最为突出的地域木商,也是徽州商帮形成的标志性反映。徽州木商凭其资本和人脉优势,在全国范围活动,更参与到浩大的皇木采办工程中,在早期获取过较为丰厚的经营利润,而在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营商环境日益恶化、社会治安每况愈下的晚明时期,也遭到灭顶之灾,活跃在长江下游芜湖、南京等地的木商中,已难见徽州木商的身影。     

徽州普通家族的谱系构建——歙县刻工家族虬川黄氏族谱编纂考

编修族谱是明清时期徽州各宗族的一项重要活动,即使是一个普通家族,也有强烈的编修族谱的愿望。歙县虬川黄氏以刻书技艺精湛闻名于世,族中没有出现过富商大贾和显赫官员,成员大多生活并不富裕,是徽州地位比较低微的平民家族。该族十分重视家谱的纂修,历经几代人的努力,于清道光年间纂成《虬川黄氏宗谱》。与其他许多宗族相似,虬川黄氏修谱也存在虚构世系和攀附贵胄等现象,《虬川黄氏宗谱》通过对宗族远代世系和祖先小传的构建,将本族列为望族之后,希望以此抬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虽然普通家族所修族谱比较简单,却真实地展现了中下层家族宗谱的编修状况。     

徽州宗族的家规研究——以休宁县茗洲吴氏家族为中心

徽州地区被誉为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典型标本。明清以降,徽州家族为强化宗族凝聚力、加强家族控制、整肃家族秩序,多以当时占思想主流的理学为核心,同时参照朱熹《家礼》,制定了既包含三纲五常思想,又具有本地"时俗"的家规。因此,在徽州宗族的诸多家规中,选取有代表性的进行解读,对于研究封建社会后期的正统思想——朱子之学,可以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豹"之作用。     

徽州俗字成因探微

徽州俗字来自于徽州古文书,其产生和发展具有复杂的文化因素。对徽州俗字进行研究对徽学、文字学都有重要的意义。徽州俗字的产生,既有一般社会历史因素,也有缘于行业用途等因素而形成的特有的书写变异。     

明清徽州妇女对徽州商业的贡献

明清徽州地狭人稠,生存危机,在商品经济大潮的涌动下,大批男子出外经商寻求生计,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在徽商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徽州妇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起始阶段,她们审时度势,因势利导,鼓励家人经商致富,并捐献妆奁,变卖田产,设法筹措扩充经商资本。在男性出外经商期间,徽州妇女辛苦持家,守身如玉,为其提供可靠的后方保障。她们还辛苦纺纱织布,采茶制茶,为徽商提供销往各地的日用商品。在特殊情况下,她们甚至走进市场,亲自经营,以维护家族商业的持续繁荣。明清徽州妇女对商业活动的广泛参与,在促成徽州商业总体辉煌的同时,也为女性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空间。     

徽州家谱中的清代涉墓诉讼论略

有清一代,徽州宗族尤其重视"祖宗藏魄之所"的坟茔。这种重视不仅仅是因为墓地为祖先崇拜的现实表述,更是由于其为家族利益的一种特殊载体。墓地在精神和现实世界的双重属性以及选址上的特殊性,造成民间社会出现大量以墓地为中心的诉讼。既有异姓宗族间的诉讼,也有同一宗族内部不同支派之间的诉讼。诉讼的内容主要集中于侵占、盗害墓地及与墓地"吉壤"相关的风水。徽州宗族对涉墓诉讼非常重视,阖族参与的现象十分普遍,并在各自家谱中记载诉讼的过程和结果,作为宗族财产权利合法性的证明。墓地诉讼反映了清代徽州社会的宗族观念、风水观念、民间习俗以及地权争夺与权利冲突等。     

明清时期的徽州易学

明清时期的徽州易学,源于徽州地方性教育的繁荣、学人传习易学活动的自觉与家族易学氛围的熏染,是在维护程朱理学、阐扬阳明心学、回归元典、重申图学等学术生态中培育出来的奇葩。作为明清时期徽州学术的风向标,徽州易学研究样貌的差异与每一次转向,虽然仍烙有理学或朴学的印记,但是已不完全囿于理学或朴学的反哺,而是融入了徽州学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学术生态下的一种积极思考,是徽州学人体悟人生与认识事物在易学上的折射。从地域性易学的本身而言,徽州易学有一个多途自我发展的过程;从易学的内容而言,徽州易学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而形成了徽州地区新的易学传统,堪称徽州学术除理学与朴学以外的又一个学术主轴。     

徽州济阳江姓的发展——以歙县江村为例

徽州济阳江姓源出于嬴姓,以其居住济阳郡而得名,唐宋之际辗转流徙至徽州各地,世代繁衍,家族逐渐壮大,形成了众多分支。歙县江村是徽州济阳江姓的显赫一支,族人擅长经商,赚取财富用于农业发展、人才培养、村庄建设。     

从民间文献看晚清的两淮盐政史——以歙县程桓生家族文献为中心

在中国经济史上,徽州盐商自15世纪起便已崭露头角。其后,随着盐政制度的数度变革,其实力盛衰递嬗。19世纪中叶的盐政改革以及此后的太平天国动乱,固然使得徽州盐商在总体上趋于衰落,但晚清时期徽州盐商的活动以及政商关系等问题,迄今仍未得到清晰的揭示。有鉴于此,本文利用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书信、账册等资料),对晚清盐政史做一新的探讨。论文聚焦于两淮盐运使程桓生家族的盐业经营,该家族与晚清盐政制度设计者、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密切关系,探讨徽州盐商对于19世纪中后期盐政制度的影响。指出:晚清时期在两淮盐政中极为活跃的程桓生等人,与清代前期的徽州盐务总商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19世纪中后期对于两淮盐政的重要影响仍然不容忽视,这一点,与太平天国之后徽商基本上退出两淮盐务的通常认识大相径庭。作者认为,面对19世纪中叶的重大变局,曾国藩为了筹措稳定而充足的军饷,需要尽快恢复淮盐市场。在这种背景下,重建淮盐管理体制以及招商认运,对于包括徽商在内的盐商巨贾之倚赖便在所难免,这也正是晚清盐政制度中"寓纲于票"核心思想形成的原因所在。与18世纪的盛清时代不同,太平天国之后,具有商人家世背景者直接出任盐政官员似成常态,权力与资本紧密勾结的现象更为肆无忌惮。此一事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以来中国政商关系的新变化。     

明清徽州林木盗砍事件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考察

现有关于徽州林木的研究大多注意到徽州山林经营、林木保护及地方社会应对等问题,但难见对明清徽州林木盗砍现象及原因的系统考察,对文书资料利用也很少。系统梳理了契约文书资料后,揭示了徽州文书对林木盗砍现象及原因研究的独特价值。资料显示,在明清徽州的农村社会,林木盗砍对农家经济、生态环境有深远影响,其原因值得深思。明清徽州林木盗砍既有人口激增的背景,也与人口流动趋于频繁有关,并且,在明清时期徽州逐利民俗的大背景下,徽州人的贪图小利以及棍徒横行等因素也加重了徽州林木盗砍现象。这些问题在以往研究中并未得到关注。     

徽州古民居建筑雕刻艺术的研究与应用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文化产业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新阶段,与此同时,我国古民居建筑艺术也迎来了发展的高峰期。徽州古民居建筑雕刻艺术作为我国民族艺术的瑰宝,其艺术产业的发展关系着我国民族文化的传承,所以有必要深入研究徽州古民居建筑雕刻艺术。为此,本文以徽州古民居建筑雕刻艺术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徽州古民居建筑雕刻艺术的精髓,探讨了徽州古民居建筑雕刻艺术的应用,旨在发扬徽派建筑门窗雕刻艺术,促进其产业化发展。     

徽州建筑单体形态构成研究

文章从两个层面研究徽州建筑单体形态构 成：(1） 建筑学层面,分析徽州建筑的组织结构。徽州建筑经历了千年的锤炼、积淀,不 仅建筑形式被提纯,其内部组织也高度结构化。文章在田野考察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徽州 建筑单体的基本要素及组成规则。(2） 徽州建筑形态构成中,基于文化价值观的秩序。着 重分析了徽州建筑的儒学基因和风水观念的影响。上述两个相关联又有明显区别的价值层面 ,构成了徽州建筑单体形态的深层结构。     

重商思潮激荡下的传统徽墨经营——关于《有乾公号四轮承做合同新章》的解读

《有乾公号四轮承做合同新章》是新近发现的一份徽州商业合同,其内容涉及晚清至民国初年徽墨名店詹有乾之经营状况。从内容上看,该合同反映了徽州家族组织与商业经营的密切关系,与此前发现的《墨业准绳》抄本可以比照而观,从而让我们得以从较长时段上探讨传统墨业经营的内部运作。合同对墨号的管理、资本构成及筹措、商业利润之分配、职工的聘请,以及家族组织与商业经营的相互调适等诸多方面,都做了颇为细致的规定。由此可见,随着旅外商业的发展和经营状况之好转,徽商对桑梓故里的利润回馈也有所增加,这对于婺东北村落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有乾公号四轮承做合同新章》的序文还透露出近代徽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以及对传统义利观的反思,是新时代重商思潮的一个重要例证,反映了主流经济思想对民间社会的影响。     

一个族群的文化认同：安顺屯堡人的汪公信仰建构

生活在贵州安顺的屯堡人,日常生活中敬奉从徽州传入的地方神汪华。汪华从徽州地方官发展为家族神,发展成护佑徽州、安顺两地百姓的神祗,文化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汪公信仰构成屯堡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屯堡人区别周边其他族群的文化因子。抬汪公活动成为屯堡人的凝聚和动员力量,在社会生活中产生重要影响。     

儒家伦理与明代徽州籍进士

明代徽州籍进士总体上廉洁奉公,刚直不阿,并且注重恤商爱民,是能用儒家伦理约束自己行为的一个官僚群体。徽州进士的为官表现是儒家思想对其人格塑造的反映,也是对徽州社会风貌的折射。徽州强大的宗族统治势力利用各种方式把程朱理学、孔孟之道渗透到全体宗族成员的灵魂深处。儒家文化底蕴深厚的徽州社会造就出的徽州进士,在修齐治平过程中带有明显的徽州特征     

徽州民居浅析

徽州建筑发轫较早,至明清时期达到了鼎盛阶段,此时的徽州建筑已经形成了具有独特地域文化特征的建筑艺术风格,是长江流域重要的建筑流派之一。徽州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民居与村落遗存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徽州民居的形成有其特有的历史文化原因、经济条件、民居理念及审美特征。有着悠久历史的徽派文化,体现在徽州民居建筑艺术特征中,它不仅具有基于封建儒家伦理纲常的成人伦、助教化的审美功效,同时也具有道家的玄素相间的整体形态,它以自然为基础,以对立统一与线性造型的形式为审美法则,使徽州成为一处别开生面的中国传统文化集散地。     

宣纸商帮考略

宣纸商帮是以安徽泾县小岭曹氏为代表的商帮。宣纸商帮具有以家族和同业为纽带、以保密互助为宗旨,运销方式多样、经营范围广泛等多方面特征。包括业纸商人在内的泾县商人是徽州商帮的组成部分,是徽州商帮的一个子帮,是一个行业帮。     

清代旅外徽商家族的人文情怀与文化贡献

徽州地少人多,科举仕途与四处经商是明清时代徽州人摆脱贫困、追求富贵生活的两个重要途径。他们儒而不成则转而为贾,或亦儒亦贾,贾儒相济。经商致富的徽州人,热心文化事业,崇仰学术,"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清代前中叶,朝廷崇儒重道,稽古右文,受此影响,江南的徽商家族大量刻书,积极献书,为文化教育、学术研究及《四库全书》编纂都做出了杰出贡献。旅外徽商文化程度普遍很高,徽州的士子、商人和官僚三者是流动不居且混而不清的,他们凭借顽强不屈的毅力、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执着的文化追求,既为自己找到了生活门路、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也为寄居地学术文化的发展营造出浓郁的人文环境。     

曾国藩“纵兵大掠”徽州考辨——兼论徽州咸同兵燹

曾国藩“纵兵大掠”徽州是史学界曾经流行的观点,实际上并不正确,但在徽州特殊的历史氛围中,也确实形成了不尽公允的“切齿湖湘”的民间舆论。徽州咸同之际的兵燹,清军与太平军都有责任,但曾国藩并非元凶,而且他为徽州的恢复尽过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