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杂家”义定及其学术特异性

"杂家"一名首见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与儒、道、墨、法、阴阳、名、农、小说等"九流十家"并列。《汉志》认为"杂家"的特点在于以"王治"作为指导思想,从而综合诸子各派不同的学说,并用于治国之中。然而不少学者认为"杂家"不能自成一家,甚至认为杂家实为杂拼而来,进而否定"杂家"的存在价值。检视前人对"杂家"分类的见解,疏理"杂家"的流变,可以发现,"杂家"吸收诸子之说以成其学,综合众长,性质虽与儒墨等诸子学有别,然亦可自成一家。     

《汉书·艺文志》首列杂家的学术意义——以《吕氏春秋》为考察中心

《吕氏春秋》为先秦杂家代表著作。对于这部书,不少学者视之为杂拼、杂凑,与同时代产生的《荀子》《韩非子》等古籍相比,《吕氏春秋》颇不被重视。《汉书·艺文志》首列杂家,并且阐述了杂家的特点是有益于王治。从此,《吕氏春秋》有了自己的学派归属,这部著作独特的编选标准和编排方式,也印证了班固关于杂家特点的认识是正确的。自《汉书·艺文志》之后,历代目录书籍的诸子类中均著录杂家,杂家作为独立一家的地位正式确立。     

先秦杂家的特征

经由梳理先秦文献,运用文本解读的方法系统研究先秦的杂家文化.先秦杂家的学术宗旨是政治实用主义的"王治",理论方法是不主任何一家地兼摄诸子、融合百家,思想体系以"天、地、人"贯通和阴阳五行作为理论框架的经纬.以此新的界定,先秦诸子中的《尸子》、《尹文子》、《管子》、《鹖冠子》、《吕氏春秋》、《尉缭》均应归属杂家.先秦杂家在理论方法上深受黄老道家的影响,但在学术宗旨和理论方法上区别于黄老.先秦杂家的产生与地域文化有关,也与战国中晚期学术融合的潮流相一致.先秦杂家充当了诸子学向儒学经学学术形态转变的主要载体.     

《淮南子》叙事要素研究

<淮南子>是汉初杂家的代表作,在阐释理论过程中体现了严密的叙事逻辑.<淮南子>的叙事,在叙事要素上表现为整体性的叙事思维,圆形的叙事结构,言事以证道的叙事逻辑等,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叙事思维.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叙事传统.     

论《吕氏春秋》一书的“用贤”思想及产生的时代背景

<吕氏春秋>虽被列为杂家著作,但却与一般的杂家著作不同,该书以治国理政之道为要旨,可谓"见王治之无不惯".其中,尤以"用贤"思想最为突出,不仅强调了"用贤"的重要性,而且,进一步提出了访求贤者的具体方法和使用贤者的原则要求.<吕氏春秋>所以能有如此丰富的"用贤"思想,无疑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     

论郑玄以《礼》注《易》方法

<礼>、<易>虽然各有其特点和功用,但他们被纳入儒家话语系统之后,更多的是互补相通,此为郑玄以礼解<易>的前提.以<易>解<礼>、以<易>观<礼>,春秋时有之,以<礼>解<易>发端于孔子儒家,这是郑玄以礼解<易>的源头.以<礼>注<易>是郑氏治易的重要特色.郑氏<周易注>以礼注<易>者大约有30多条,主要见于泰、同人、...     

明遗民的"后王"理想及其恢复期待

在经历了"天崩地解"的明清易代的清初,深刻影响和制约当时社会秩序重建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作为明朝孤臣孽子的明遗民.行为上,他们初则进行武装抗争以保"治统",继而进行文化抗争以保"道统";态度上,他们初则悲愤激切,继而徘徊、分化,终而妥协蜕变.但是,就整体而言,明遗民大多心怀"后王理想"和"恢复期待",至死不渝.武装抗清失败后,他们或者以"后王"为期待,潜心于著述;或者深信"中华无不复之日",蓄养以待.     

《四库全书&#183;子部&#183;杂家类&#183;杂纂之属》与《四库全书&#183;子部&#183;类书类》之比较

依据“书钞体”将《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纂之属》分成两类:以被摘抄的原书为单位组织材料的书钞体和划分类目安排所摘抄材料的书钞体,在论述《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纂之属》与《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的牵涉混淆处后,将第二类杂纂类书籍与类书进行比较,得出结论为:与多由政府主持编写、规模大、体例严谨的类书相比,杂纂类书籍规模较小、体例编排较为随意。     

《淮南子》的音乐审美观

<淮南子>被人视为"集众家之流而归于道"的杂家,然其在音乐审美意识方面,有许多精辟见解.它认为艺术创作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不必循古,应与时俱进;艺术创作及其所运用的艺术技巧,必须遵循其自身规律;音乐是长于抒情的艺术,以"真情"为美;艺术创作要做到"文"与"质"统一.     

战国中晚期学术文化综合的类型与表现

战国中晚期文化学术思想的总结与综合成为历史的潮流,这种总结与综合表现出多种类型和形态:有同一学派内部不同分支思想的综合,有主于一家吸取它家思想成分的综合,有某专门领域学术思想的综合,有企图兼取百家构筑新思想体系的综合。此外,尚有超越于学派之上以政治实用主义的"王治"为主旨,兼摄诸子、融会百家的先秦杂家的综合等等。诸子百家各学派及其著作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综合类型和形态。这种总结与综合,一方面是对整个先秦时期文化思想学术成就的重新梳理,另一方面是在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历史形势下文化学术思想重新建构的初步尝试。     

论先秦杂家的存在问题

虽然在学术界有许多学者认为,先秦时期杂家"学无所主"、"调和"、"折衷"百家之学,杂家不成其为一个学派,甚至将其归属于黄老道家。但笔者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先秦杂家有自己独特的学术宗旨、理论方法和构筑思想体系的思维模式,先秦杂家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和作品,而且,先秦杂家和汉初诸子有着学术上的传承关系。     

张家山汉墓古竹书《盖庐》与《伍子胥兵法》

江陵张家山西汉初年墓葬所出古竹书《盖庐》 ,是托名伍子胥的古兵法著作。该书与《汉书·艺文志》中兵技巧家的《伍子胥》1 0篇无关 ,而可能是同书著录的杂家《伍子胥》8篇中的一篇。其成书时间当在楚汉之际或是战国晚期     

论秦汉政治思想之嬗替

战国秦汉之际学者对于以往学术史的总结仍以《庄子·天下篇》、司马谈《六家要指》及班固《汉书·艺文志》最具代表性。三种阐述都是将以往的学术思想流派看作是处在同一水平上的、有着同样的发生背景和学术目标 ,即各家都兴起于“周文疲弊”和都是“务为治”的 ,因而诸子百家的价值和作用体现为一种更相嬗替的递进关系。法家、道家、儒家在秦代、西汉前期和西汉中期相继为用 ,前后嬗替 ,对当时社会作出各自的贡献。     

从两汉文人的屈原情结看其心路历程

两汉文人的屈原情结乃是其心路历程的指示器,借助于它不难看出两汉文人的心路历程主要经历了三大转关。第一次转关发生在武帝之后,主要是从西汉前期的良禽择木、轻于去就转向西汉中期的别无他择、倾心事主。第二次转关发生在元帝之后,主要是从西汉中期的别无他择、倾心事主转向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第三次转关发生在安帝之后,主要是从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达则兼济、穷则独善转向东汉后期的积极干预、舍身匡救。     

汉代的皇族教育刍议

汉代重视皇族教育,使其得以制度化。这种皇族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汉代诸帝、诸侯王中通经术、有学术造诣者很多,不少人具有较高的政治文化素养。重视皇族教育对于整个社会学风的树立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蒙文通经学四变述论

蒙文通的经学思想承廖平而来并加以发展。他批评汉学流弊 ,倡鲁、齐、晋之学 ,以地域分今、古 ;破弃今、古文经家法 ,而宗周秦儒学之旨 ;其后 ,蒙文通又提出汉代经学乃融会百家 ,而综其旨要于儒家而创立的新儒学的见解 ,推崇西汉今文经学 ;后于晚年对今文经学提出批评 ,认为今文经学乃变质之儒学。蒙文通的经学思想内涵丰富 ,经历了四次变化 ,值得认真总结与研究探讨。     

三家《诗》流传情况考

齐、鲁、韩三家《诗》号称“今文《诗》”,在汉代盛行一时,终于东汉,并立学官,而《毛诗》不得立。后汉郑玄作《毛诗笺》,三家渐亡。古籍关于三家《诗》亡佚时间的记载有出入。实际上《鲁诗》和《齐诗》均亡于西晋,《韩诗》今天仅存《韩诗外传》。     

危机与重构：董仲舒对西汉王权合法性的建构

西汉政权自建立起就一直存在着关于王权合法性问题的争论,所采取的一系列论证措施也没有获得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同,相反却导致了地方异姓诸侯与同姓诸侯的先后叛乱,产生了合法性的危机。董仲舒融合了儒家、法家和阴阳家等有关王权合法性的理论,从儒家政治哲学的视角论证了王权存在的合法性,王权统治的合法性,王权独尊的合法性,王权更替的标准和依据,以及新王＂受命改制＂的合法性,为西汉＂大一统＂的王权重新建构了一个合法性的根基。     

论汉武帝

汉武帝时代的汉朝是一个彪炳史册、震烁中外的朝代。汉武帝即位以后,对内改制,对外征伐,使西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汉武帝以其文治武功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曾被誉为"功至著"的汉家天子,"冠于百王"的千古一帝。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历史时代的造就,也与他的才识性格和善于用人有关。     

董仲舒“大一统”理论的思想来源

董仲舒“大一统”理论以先秦儒家思想为主体,同时兼采诸家之长,吸纳、融合了墨、法、阴阳等家的思想,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时代特征。“大一统”理论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满足了封建统治的政治需要,顺应了百家思想的“合流”趋向,是学术思潮演变的必然结果,由此,在汉代政治初步实现“大一统”的同时,也逐步实现了思想的“大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