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之隔:贬谪意象的生成与衍变 ——以 《囚山赋》 与 《幽海赋》 之比较为中心

金镇圭拟柳宗元《囚山赋》而作《幽海赋》,"幽昧之罪"的共同贬谪性质使二人产生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其文本上的最大差异是贬谪意象由"山"到"海"的转变,这种现象并非特殊,古代朝鲜被贬谪或流放之人的诗文中常常出现"海"意象,其与贬谪意蕴的联结象喻海之"牢狱",在大量的创作实绩中,形成贬谪文学之特殊题材"囚海文学"。山水与贬谪文学的互动具有"江山之助"与"虚构超越"的双向性质,主体情感在此过程中分别导向"山水之乐"与"山海之隔",《囚山赋》作为经典作品的典范意义与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理因素正是导向后者的重要原因。山海意象之贬谪意蕴也因之于不断的创作实践中得以固化。     

论贬谪对唐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作用

唐代是中国古代贬谪现象的高发期.贬谪,给被贬谪者造成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它在改变眨谪者人生命运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他们文学创作的内容、情感与风格特色,使他们的文学创作与贬谪前后相比,表现出鲜明的特色.对贬谪者贬谪遭遇及谪居情感的反映与表达,成为了唐代文学创作中一个重要且常见的内容.     

关于"贬谪文学"的语词考量

贬谪,是中国古代一种很常见的政治现象,贬谪者将其被贬谪的人生感悟和谪居生活中的情感体验,蕴涵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因而称之为贬谪文学,这是一种在内容情感上独具特色的文学体式。但“贬谪”在历史上,又可以称为“左迁”、“贬”、“流”、“谪”等,于是,研究界便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称谓,或称之“迁谪文学”,或称之“贬谪文学”、或称之“逐臣文学”,其实,它们各自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并不一致,应予区分,以便能较准确地指称和描述贬谪文学这种特殊的文学体式。     

论唐代贬谪文学创作的情感内容

对唐代贬谪者来说,以反映其贬谪处境与谪居感受及心路历程为内容的贬谪文学创作,是他们渲泄内心骚怨情感,表达谪居心态的一种常用且主要的方式。特别是在对屈原生命遭遇及情感反应的理解与认同、对朝阙的迷恋、对自己道德品格的清白自认、对自身生命现状与生命前景的忧怀、对小人的讥刺批判、对超越现实苦难及骚怨消解方式的探寻等方面,是他们在贬谪文学创作中共同关注的重要内容和在文学情感生成与表达上的相通之处。     

取法精工 涕泪满纸——浅谈柳宗元七言律诗

柳宗元后期七律诗具有"精工绝伦"、"满纸涕泪"的特点,柳宗元七律主题上以岭南风物寓贬谪情怀,形式上颇得"正体"之妙,甚少"变体",尤其结语不凡;再与永州诗歌比,情感抒发沉痛过之而出语蕴藉,刻画精微而意象壮密。"满纸涕泪"多指贬谪凄伤、表达节制而致情绪凝重。柳宗元贬谪后期七律反胜,盖因七律法度与彼时心态相吻合之故,穷而后工,形成了融悲愤于异景之中、化深情于浅语之外的独特风格。     

论屈原贬谪"骚怨"的情感表达——兼论屈原"骚怨"情感的影响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被贬谪的大诗人,他将自己无辜被贬的委屈、对楚国的眷恋、对楚王的忠诚与怅怨、对奸佞之人的讥讽鞭挞、对自己贬谪生活中的孤独痛苦等情感体验,蕴涵在自己以《离骚》为代表的诗歌作品中且借文学创作的形式表达了出来,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骚怨”传统,并对后世贬谪者的人生与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贬谪文人和贬谪文学

贬谪是封建统治者对罹罪官员的惩罚,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文化现象,贬谪文学是政治制度的产物。唐贬谪文学是唐代士人人格的一面镜子,唐代的贬谪文人促进了唐贬谪文学和文化的繁荣,丰富了唐诗的内容;贬谪文人通过对贬谪地的山川、风物、人情的抒写、宦海沉浮的叙述,表达自身政治的失落、人生的悲惨、迁谪的痛楚,以此来表现贬谪文学的主题,其创作手法丰富多样。     

"竹枝无限情"——论刘禹锡《竹枝词》的创作

“竹枝词”以情感“含思宛转”见长。刘禹锡在被贬郎州、夔州之时 ,被当地风物所感 ,仿《九歌》而作《竹枝词》 ,用以表达个人的贬谪情怀 ,并在题材选择、情感蕴含和艺术表现等方面 ,表现出了较鲜明的个人风格特色。     

纵囚新论

比较唐宋两代录囚制度和赦免制度,可知:唐太宗贞观六年的录囚尚存理狱之意,还是不同于宋代类似纵囚的录囚的,太宗此举也不是为邀名;欧阳修<纵囚论>一文只是欲借太宗录囚之题来反对宋代的大赦而已.     

张说的贬谪文化心态及山水诗的美学追求

长期不为论者所重的张说山水诗,是其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的心路历程的艺术凝聚和物化折射,表现出凄婉文学的美感特色和贬谪文学的情感特色。张说不仅开拓了山水诗的诗体形式,而且创造性地将贬谪文学的情感内涵和山水诗的抒情策略融为一体,以自然山水为载体宣泄内心忧愤,确立了“山水抒愤”范式。     

刘累、鲁山与刘姓的祖源

刘累是陶唐氏的后裔,在夏朝时给帝孔甲养龙,因一雌龙死,刘累惧罪而逃至鲁县(今河南鲁山县),并老死在鲁县。刘累的后人春秋时到晋国做官,封于范,称范氏。后范大夫士会因故奔秦,当晋国召士会返晋时,士会有一子留秦,因是刘累之后而姓刘,汉高祖刘邦是其后裔,这是祁姓之刘。周成王封王季之子于刘邑,其后人亦姓刘,这是姬姓之刘。到汉代姬姓之刘与祁姓之刘混而为一,从此刘累就成为刘姓的共同祖先,鲁县就成为刘姓的祖居地。     

刘禹锡与柳宗元赋体文学比较

作为中唐两位著名的文学家 ,刘禹锡和柳宗元不仅在诗歌、散文领域成就卓然 ,他们的赋体文学也应受到重视。两者的赋作具有若干共同特征 ,同时又分别在精神上和体式上呈现出不同风貌。     

柳宗元与刘禹锡接受屈赋管窥

柳宗元与刘禹锡是中唐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由于有着与屈原类似的资质才能、时代境况、理想追求及政治遭遇，故他们对屈赋皆有着不同程度的接受。考察柳、刘赋作，他们在承继屈赋关心时政之忧世情怀、嫉恶刺邪之批判理念、九死未悔之斗争精神及志端行直之高尚人格等方面有着相同的一面。然在赋体形式、创作方法、内涵特质、赋作精神和赋体发展等诸多层面，他们的认识又有着明显的不同。     

论刘向、刘歆父子的易学观

刘向刘歆父子是西汉晚期重要的历史学家和经学家,刘氏父子所集录的《别录》和《七略》论述古今学术的演变过程和变迁趋势,并且通过编辑目录的方式确立了《易》为六经之首,以《易》为其它五经之原。刘氏论《易》,以阴阳五行灾异为依托,以补察时政、经世致用为旨归,其《易》学观念的形成是受汉代重儒尊孔的学术思潮的影响,也反映了汉代易学在学术上的重要地位和发达程度。     

柳诒徵与《学衡》

《学衡》是柳诒徵一生中所参与时间最长的刊物,在其个人事功里,占有重要的一页。与此相应的,柳诒徵在《学衡》中也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无论是从其发稿量来看,还是从其在学衡派群体的影响来看;柳诒徵都是《学衡》中仅次于吴宓的另一关键人物。没有吴宓的《学衡》固然难以为继,而无柳诒徵的《学衡》同样不能成其为《学衡》。     

《刘子》作者新证

《刘子》作者究竟为谁，自唐迄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其涉及《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故弄清事实真相不仅对《刘子》的研究十分重要，而且对“龙学”的研究也具有特殊意义。通过爬梳史料，原始以要终，辨析考证，认为《刘子》作者乃梁朝之刘遵。     

论刘禹锡与柳宗元的唱和诗

作为风雨同舟、安危与共的人生知己，刘禹锡与柳宗元在贬居遐荒的岁月里，不间断地用书信赠答和诗歌唱和的方式传递嘤鸣之情。两人唱和的高峰期是在再度遭受贬谪前后。迭相赓和之际，所作略无用情浮泛、用笔粗疏、用词草率之弊，因为他们不仅诗艺娴熟，而且有沛然莫御的激情回旋鼓荡于其间。他们还就书法问题频频酬答，既在唐诗的花圃中植入了令人瞩目的奇花异卉，又为中国书法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柳宗元卒后，刘禹锡的追怀篇什则不失为对亡友当年诗作的一种穿越时空的回应。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的唱和诗在数量上几倍于刘柳的唱和篇什，从中也能看到他们彼此对友谊的珍爱、守护与讴歌，捕捉到他们超然物外之后心弦的和谐共振，但却很难体会到刘柳唱和诗中独有的那种生死相依、安危与共的知己之感，也寻觅不到刘柳诗中那种基于同一政治理念和生命轨迹的刻骨铭心的人生感怆。     

柳刘天人之学及其人性论思想之比较

柳宗元与刘禹锡不仅在诗文方面有卓越成就,而且在哲学上亦不乏卓见.他们运用唯物主义观点揭露了神灵之天产生的原因,批判了天命之天的荒谬性.柳宗元的道德本有论与刘禹锡的人性善恶二重论在中国人性论史上是不可或缺的.他们哲学上的成就影响着其后中国哲学的发展.     

贾谊哲学中“六”的本源与本体地位及其思想传承

在贾谊哲学思想中,天地万物是道与德以数字"六"为基数衍化的结果,而且,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六"与道、德便内在于天地万物.因此,数字"六"不仅具有本源地位,而且具有本体地位.贾谊这种思想有其独特的思想传承.     

凤林书院词人赵文刘辰翁刘将孙的交往与唱和

赵文、刘辰翁和刘将孙都是凤林书院词人。赵文和刘辰翁是＂同党＂,同为白鹭洲书院的弟子,有共同的亡国之痛,他们的交往、唱和是＂同党＂的相慰。赵文和刘将孙是＂忘年之交＂,他们极论一世人物,唱和的诗词甚多,赵文肯定刘将孙任教于元王朝是为儒家礼乐制度争一脉,他们是＂忘年之交＂相勉。赵文、刘辰翁、刘将孙的文章学问对庐陵欧阳守道等的文章学问有承继也有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