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与心理福利的性别差异性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数据,比较了不同婚姻状况、婚姻质量的群体心理福利的差异,并分析了婚姻状况、婚姻质量对心理福利的影响机制及其性别差异,探讨了家庭代际支持、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对婚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单身群体的心理福利比婚居群体差,心理福利也因婚姻质量而差异显著,但单身女性的心理福利好于婚姻质量差的女性,婚姻质量差的男性心理福利好于单身男性。回归分析结果也证实婚姻特别是高质量的婚姻对心理福利存在保护功能。婚姻状况对男性的影响较大,婚姻质量对女性的影响较大。另外,代际支持和个体地位也是影响心理福利的重要因素,对婚姻特别是婚姻质量具有替代或强化作用。     

流动女性的婚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利用＂流动人口的婚姻家庭调查研究＂课题收集的数据,对流动女性的婚姻质量现状进行描述。在对中外关于流动人口和婚姻质量进行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影响流动女性婚姻质量因素的假设,进而对实证资料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个人条件、流动经历、物质条件以及婚育状况等都是流动女性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     

试析北京市七十年代末的“婚姻热”

本文试图从人口动态过程来分析北京市这几年结婚人数大大增加,结婚率迅速升高,出现了所谓“婚姻热”的原因。 限于笔者个人力量所限,在说明此问题时,主要是以北京东城区的人口变化作分析的。但东城区“婚姻热”的形成条件,在北京市其它区,甚至在其它一些城市也是存在的,当然具体的每种因素影响大小会因时而异、因地而异。     

城市老年人口家庭经济流动类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为例

文章采用“上海市老年人口状况与意愿跟踪调查”的数据，对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城市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流动类型进行分析，发现城市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流动类型的性别差异、年龄差异、受教育程度差异和婚姻差异。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对老年人家庭经济流动类型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子女补贴、月平均收入和住院天数等因素对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流动类型有显著影响。     

基于logistic模型的外来人口婚姻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以珠三角某地区为例

婚姻迁移是人口迁移的一个方面,且增多趋势愈见明显。动机研究是人口迁移相对集中的关注问题。但是关于以迁入地为基点对婚姻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相对较少。本文试图以某地区为例,研究其外来人口中婚姻迁移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个人、户籍、经济、就业和城市适应五大因素,并引入logistic模型对测量变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个人因素对婚姻迁移的贡献最大,除了就业因素外,其他因素的贡献相似。尤其指出的是随着外来人口的城市适应程度提高,婚姻迁移的可能性将会增加。由此说明,外来人口城市生活的再社会化程度将为他们的社会融合奠定基础。     

年龄结构波动对婚姻市场的影响

出生性别比失调和随生育水平下降而来的人口结构转变的双重作用，可能导致中国未来婚姻市场两性人口失衡。其中，夫妇年龄差规范的存在使得人口年龄结构制约着婚姻匹配。本文利用中国年龄结构波动对婚姻市场的一次“自然实验”，分析了婚姻拥挤因素对人们婚姻行为、婚姻状况的影响。研究表明，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婚姻拥挤对夫妇平均年龄差及其年龄差分布都有较为显著的影响．而处于婚姻拥挤状态的男性和女性在完婚途径和婚姻状况方面又有所差异。     

婚姻挤压对农村男性生命质量的影响

本研究基于中国的性别失衡背景和在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农村地区的调查数据分析婚姻挤压对农村男性生命质量的影响。描述性分析结果显示,28岁以上的未婚男性,其生命质量水平较低;无论处于何种年龄阶段和婚姻状态,感受到婚姻挤压的男性生命质量显著低于未感受到婚姻挤压的男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婚姻挤压感受和年龄对于男性生命质量均具有显著的独立影响,其影响方向与描述性分析结果一致。这说明婚姻挤压确实会显著降低农村男性的生命质量水平。     

婚姻质量: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其学术启示

西方关于婚姻质量的研究已有７０年的历史。本文主要通过对西方关于婚姻质量影响因素研究的综述，客观评价其学术得失，以及对我国婚姻质量研究的借鉴意义。     

进城还是回村？——跨省婚迁者的空间选择

在经济社会转型、人口频繁流动的条件下,婚迁由乡到城的单向迁移转变成为城乡互动的双向流动。婚迁者留在城市还是回到乡村,要取决于多种条件。本研究通过测度跨省婚迁的性别比发现,自1990年来的20年间我国省际婚迁性别比下降近一半。全国省际婚迁性别比呈现城市-城镇-乡村两端大中间小的“微笑曲线”。在婚迁的空间选择上,男性以城市为主,女性则以乡村为主。进一步分析影响婚姻迁移的因素发现,经济变量中人均GDP对总婚迁和城市婚迁呈正向影响,城镇和乡村呈负向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状况对婚姻迁移产生正向影响,但消费的城乡差别则对其产生负向影响;人口的城乡流动与迁移以及社会变量中各因素对跨省婚迁产生正向影响,而文化变量中的各因素则形成负向影响。     

相识方式与婚姻稳定性——基于CFPS数据的事件史研究

中国离婚率的走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夫妻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究。在当前自由恋爱式为主流的婚配背景下,学习和工作场域成为适婚个体在婚姻市场认识潜在对象最重要的两个场域,因此在学校或工作场所相识成为夫妻相识的主要方式。文章基于2010～2018年五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研究“学校相识”和“工作场所相识”两类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学校相识”比“工作场所相识”的婚姻稳定性显著更高,前者的离婚风险约为后者的39.043%;(2)“工作场所相识”的离婚风险峰值出现更早,约在婚后7年,而“学校相识”的峰值出现在13年左右;（3）分教育程度看,高教育程度群体在“学校相识”比“工作场所相识”的婚姻稳定性更高,其中前者的离婚风险约为后者的45.611%,而低教育程度群体内不存在该差异;（4）分出生队列看,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效用在不同出生队列组中均显著且比较稳健。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文章呈现了夫妻不同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讨论集中于婚姻稳定性维度。然而,稳定的婚姻不一定是令人满意的、幸福的婚姻。因此,研究结论并不能...     

我国城市居家老年人晚年生活满意程度研究———对一项调查结果的分析

本文利用１９９７年对长春市社区老年人问卷调查的资料，分析老年人自身的主观评价指标并测量老年人晚年生活的满意程度，揭示满意程度的性别差异，在相关分析的前提下，利用多元回归进一步分析了影响这一变量的主要因素。从研究结果看，老年人自身的经济状况、健康程度和代际关系影响着老年人对自身晚年生活满意程度的评估，其中前两个因素影响显著。这一结果与研究者从子女焦点小组资料呈现的定性研究结果很吻合。在社会经济变迁的情况下，基本收入的保障（离退休金）、良好的代际关系和健康的身体是影响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的重要原因     

浙江省户主率与文化程度的关系

家庭人口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以“婚姻、血缘、居住”为基本特征的“家庭住户”,运用人口统计学及社会学的行为分析与心理分析等理论和方法研究由婚姻、生育、死亡和社会流动五个要素组成的人口过程及其与家庭规模、结构和过程间的相互关系。目前国内已有学者注意到了社会经济因素对家庭规模与结构的影响。郭志刚教授曾应用人均收入与文盲率来研究其对总户主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教育程度对户主率的影响是存在的,而且其作用比经济指标人均收人的作用更大。同时这一发现“对于经济大区或省、市、自治区户主率模式的分类比较研究,毫无疑义是十分有意义的。”(郭志刚,1994)但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本文拟从浙江省这个经济相对发达的省区入手,运用标准化方法分析教育水平(文化程度)与户主率之间的关系。     

我国人口婚配年龄模式初探

<正> 现实社会中,婚姻的实现,往往受到人的年龄、民族、地域,风俗、宗教信仰和其它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我国人口的婚姻习俗中,年龄似乎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对情深谊长男女,仅因“年龄不合适”而遭到亲朋好友的非议,以至不得不忍痛割爱的事例屡见不鲜。那么,试问什么是男女婚姻的最佳年龄差呢?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人们会有不同地标准,有“女大三,抱金砖”的说法,也有”男大十,不算大”的观点,等等。究竟我国人口婚姻现象中的年龄模式是什么样的呢?1987年7月1日进行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的资料。     

甘肃省城市妇女婚姻家庭状况的调查分析

甘肃省绝大多数妇女的婚姻将呈现出一个逐步趋于稳定的发展趋势 ,城市妇女的婚姻质量将有所提高但也存在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由于种种原因 ,婚姻中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仍将继续存在 ,离婚率将继续上升。社会和有关决策者都应重视和关心这一问题 ,以期从根本上减少乃至清除这些不利因素 ,使其呈现出健康向上的发展态势     

中国婚姻结构与生育控制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分析——基于简化的邦戈茨中间变量生育率模型

利用易于获取资料的、简化的邦戈茨中间变量生育率模型分析不同时期生育控制和婚姻结构对生育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生育水平下降的前期(1970~1990年),其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控制,而在生育水平下降的后期(1990~1999年),主要影响因素则是婚姻结构。在新世纪(2000~2008年)生育水平的小幅度上升中,婚姻结构和生育控制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大致相当。婚姻结构和生育控制对生育水平的影响规律可从文化堕距理论中得到有力阐释。     

两种生产同时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吗?

通过劳动而实现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与通过婚姻生育而实现的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合并称为“两种生产”。这“两种生产”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不过,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或极终的决定性因素,在信奉历史唯物主义者之间,从未引起过原则性的争论。只是有些人把“决定性”理解为“唯一”,不承认其他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或反作用,显然这只是个别人的误解,马、恩本人也是不同意的。但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也就是人口的蕃衍这第二种生产,是否也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     

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感及其影响因素——以湖南省为例

通过对“湖南省农村留守妇女调查”数据的分析,本研究探讨了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感处于较高的水平;就其影响因素而言,有无被欺凌的情况、与家里长辈的相处情况、家庭生活满意度、丈夫打工期间的联系频率、探亲频率、丈夫汇钱时是否直接汇给自己、是否担心婚姻感情会发生变化、丈夫外出打工后夫妻感情的变化等变量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感都有显著的影响。     

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中族际通婚问题研究—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调查报告

本文基于甘南（合作市）的实地调查资料，对民族地区族际通婚的影响因素作了实证研究，并以此为依据对地区的民族关系问题作了分析。主要调查结果和结论如下：第一。“藏、回、汉”三元民族关系构成了甘南（合作市）民族关系的基本格局，不同民族之阃的族际通婚反映出了甘南（合作市）地区存在着整体上比较和睦融洽的民族关系：第二。宗教信仰对族际婚姻范围的扩大起着阻碍作用，这在主要聚居于西部地区普遍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表现的尤为明显；第三，民族混居、互交朋友、教育水平和语言能力是影响各民族族际通婚的重要条件，其中语言能力是影响汉族族外通婚的最主要因素，但这一因素对于藏族却并不明显；第四，职业因素和迁移情况在调查中会发现在通婚方面具有一些特征，但在回归分析时由于编码方法的影响。对族际通婚的影响并不明显。     

婚姻形式与生育水平:对中国农村三个县的考察

应用在招赘婚姻高度流行区、中度流行区和低度流行区的调查数据 ,研究了婚姻形式以及个人、家庭和社会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农村人口在社会转型中婚姻与生育的变化过程和后果 ,为在农村稳定低生育率提供新的思路和途径。     

婚前同居与初婚离婚风险——基于CFPS2010数据的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中的成人问卷数据库,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了婚前同居对初婚离婚的影响.在控制住其它影响因素后,研究发现无论男女,婚前同居都将提高离婚风险,这一结果与欧美现有的实证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没有婚前同居行为的男性离婚的发生倍率是有过婚前同居行为的0.437倍,没有婚前同居行为的女性离婚的发生倍率是有过婚前同居行为的0.653倍.这主要是由婚前同居者的选择效应与较低的婚姻质量共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