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盗罪规定的超普遍管辖权研究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盗罪规定了超普遍管辖权。这种管辖权明显区别于普遍管辖权,对于打击海盗罪非常便捷、有力。但是,如果对行使地域不加限制,就会严重侵犯国家主权。因此公约严格将海盗罪的行为地限制在公海或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地方。这种限制是非常合理的。对于不在限制地域发生的海盗行为,不能行使超普遍管辖权,而只能行使其他管辖权。     

海盗罪及其在我国国内立法问题研究

海盗行为已经是国际刑法中一种比较严重的犯罪,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国内刑法中尚没有对海盗罪的规定。从战略的意义出发,我们很有必要对海盗罪的罪名进行规定,这样不仅有利于打击海盗行为,而且也有利于对我国国家利益的保护。     

境外打击海盗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当今世界,海盗的存在造成了对国际社会的严重威胁,各国建立了对海盗犯罪的普遍管辖权,但是现行国际法中对于海盗罪的规定却存在着许多"空白",普遍管辖权不能涵盖所有的海盗行为,而且国际法还为跨境打击海盗的护航设置了许多障碍,因而国际法应该进行相应的变革以应对海盗的威胁.     

境外打击海盗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当今世界,海盗的存在造成了对国际社会的严重威胁,各国建立了对海盗犯罪的普遍管辖权,但是现行国际法中对于海盗罪的规定却存在着许多“空白”,普遍管辖权不能涵盖所有的海盗行为,而且国际法还为跨境打击海盗的护航设置了许多障碍,因而国际法应该进行相应的变革以应对海盗的威胁。     

海盗罪及其犯罪构成条件

通过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海盗罪的概念及构成条件与当今海盗罪案发特点的比较,提出现行国际公约中海盗罪的构成条件已明显不适应惩治此种犯罪的实际需要,应将此罪的犯罪主体、行为对象以及犯罪地点等要素重新予以界定,并对如何放宽海盗罪的认定条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论我国制裁海盗犯罪的立法完善

文章运用刑法理论,从界定国际犯罪的内涵出发,阐释了国际法上海盗犯罪的行为特征。为有效行使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对海盗行为的普遍管辖权,从法律价值层面上分析了制裁海盗犯罪国内立法的必要性及其内在合理性。在此基础上,认为我国刑法应当与国际刑法全面衔接,并提出应根据我国已经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中所规定的国际罪行,在刑法分则中增设新罪名,建立一个完整的惩治国际犯罪的国内法律体系。     

对我国刑法增设海盗罪的思考

近年来,海盗案件频发,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对我国的海洋安全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承担着对海盗犯罪进行刑事追究的国际义务。因此,我国应当通过制定刑事单行法,对海盗行为进行规制,以明确海盗罪的构成要件。     

论在专属经济区、领海发生的海盗行为之管辖权

虽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01条将海盗的行为地限定在公海或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但是根据此公约第58条第二款之规定,发生在专属经济区、毗连区内的暴力、扣押、掠夺行为仍然是国际法的海盗,各国都可以根据此公约第105条、第107条之规定行使登临、扣押和逮捕等司法管辖权。在领海内发生的暴力、扣押、掠夺行为,属于国内法的海盗,沿海国根据属地原则来行使管辖权。外国经沿海国同意、联合国授权,也可以进入他国领海打击海盗,但此授权不能成为国际习惯法规则。     

浅论国际经济刑法中的海盗罪

近年来,国际海盗罪行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研究了海盗罪的概念及特征,重点分析了海盗罪的认定与惩治,并针对国际海盗犯罪的特点,提出了防治措施.     

打击网络犯罪中的少数人权利保护——《关于将通过计算机系统从事种族歧视和仇外行为犯罪化的附加议定书》介评

2003年1月28日,欧洲理事会通过2001年<网络犯罪公约>之<关于将通过计算机系统从事种族歧视和仇外行为犯罪化的附加议定书>.它是最先关注通过计算机系统和网络从事种族歧视和仇外行为并将之刑事化的国际立法.它确立了四种犯罪:通过计算机系统和网络传播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资料、以种族歧视和仇外心理为动机的威胁行为、以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为动机的侮辱行为、否定灭绝种族罪和反人道罪或认为其罪行轻微,赞成上述犯罪行为或认为其正当合理的行为.借助<网络犯罪公约>所建立的先进法律机制,<议定书>形成了通过打击网络犯罪中的种族歧视和仇外行为的国际法律机制,对于完善我国相应刑事立法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论犯罪之间的界限与区分

我国刑法理论在讨论犯罪之间的界限与区分时存在一定问题,或仅从犯罪构成上做简单比较的一般性区分,或认为没有必要也不应当讨论犯罪之间界限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犯罪之间的界限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不能准确地划清犯罪之间的界限,就不可能准确地区分此罪与彼罪,从而不能正确地定罪与量刑。在研究犯罪之间的界限与区分时,首先确定在何种特殊场合两罪界限模糊难辨需要加以区分,然后通过比较两罪的构成特征找出在哪个或哪些构成要件要素上存在根本区别,抓住这些根本区别进行分析论证,最终得出两罪的区分标准。     

我国现阶段税收犯罪及其对策

税收犯罪违反了国家税收法规,妨害了国家税收制度的正常执行,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使国家财政收入受到巨大损失。税收犯罪的存在及其在一定阶段呈现的特点与国家经济体制、税收制度的变化与健全与否密切联系。完善各项税收制度,提高税务征管效率,强化公民纳税意识,是防范和打击税收犯罪的重要途径。     

《TRIPS协定》与我国著作权的刑法保护问题

WTO框架下《TRIPS协定》对著作权的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97年《刑法》虽已对侵犯著作权犯罪作出了专门的规定,但与《TRIPS协定》相比较,我国著作权的刑事立法在罪名的设置、保护范围和定罪量刑标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为此,应根据WTO规则对我国刑事法律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完善。     

论我国犯罪构成诉讼功能的复归——兼论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完善

两大法系犯罪构成具有推定功能,由于推定同时也是一个诉讼法概念,因而使犯罪构成具有诉讼功能,其不仅决定着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而且决定着证明标准的选择。我国犯罪构成源自前苏联,前苏联在改造大陆法系犯罪成立体系时,在内容上抛弃了违法性要件,并在结构上破坏了其层次性,导致该体系推定机能的丧失。为此,需要恢复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推定机能,以实现对刑事诉讼证明问题的指导,从而恢复犯罪构成体系的诉讼功能。     

认定牵连犯和吸收犯若干问题之研讨

牵连犯、吸收犯均是刑法理论、司法实践中难以界定的处判一罪形态概念.牵连犯应界定为行为人出于直接追求一个犯罪目的,而犯罪的方法或结果行为又必然构成其他犯罪的犯罪形态.吸收犯应是数个犯罪行为因一个被另一个所吸收而失去独立意义,仅按吸收的犯罪行为处断的犯罪形态.两类犯罪形态的区分以罪质数为准.牵连关系和吸收关系分别是准确认定牵连犯和吸收犯两类犯罪形态的核心问题.     

体育赛事节目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究

近年来,随着体育赛事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与体育赛事节目有关的侵权案件也层出不穷,尤其是关于体育赛事节目的“盗播案件”日益增多。究其原因,我国《著作权法》中对体育赛事节目的立法缺位是首要的原因。无论是根据洛克的劳动财产理论、功利主义理论及卢梭的社会公认理论,还是结合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客体独创性、可复制性等基本属性来分析,体育赛事节目都应当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立法者应借此次《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之机,对体育赛事节目的可版权性作出明确规定,并将其连同电影作品、以类似于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等一起归入“视听作品”的范畴,从源头上杜绝体育赛事节目“盗播”案件的发生。     

关于数罪并罚原则的若干思考

我国数罪并罚制度中,有一些需要明确的问题。刑法第69条中的"以上"、"以下"不应该包括本数,但它与刑法99条如何协调是一个问题。对于不同种有期自由刑的并罚应该采用逐一执行说。数个同种附加刑的并罚,根据各种附加刑的特点综合运用吸收、限制加重、并科说。     

行贿罪与受贿罪的对合犯若干问题探讨

行贿与受贿双方均构成犯罪才符合对合犯的基本特征,单方构成行贿罪或者单方构成受贿罪则不属于对合犯。行贿罪与受贿罪的对合犯不宜认定为共犯,它在共同犯罪的共同罪名、共同主体、共同故意、共同行为等方面都不符合共犯的要求。行贿罪与受贿罪的刑事责任应当是完全对等的,     

“毒品犯罪”不应属于刑法中最严重的罪行简

毒品滥用的危害与毒品犯罪的危害应当严格区分。毒品最终危害结果发生需经过毒品制造、流通直至消费才得以实现。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属于行为犯,仅发生于毒品生产、流通环节;在因果关系方面,该行为与毒品最终危害结果之间属于间接因果关系。另外,毒品最终危害结果的发生须依赖毒品的吸食,吸食者作为意志自由的人,应当对其行为承担一定责任。这些特点决定了毒品犯罪不应再评价为刑法中最严重罪行。而且,将毒品犯罪理解为最严重罪行,也难以符合罪刑均衡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明确上述观点,有助于从根本上进一步推动我国死刑制度改革。     

日本右翼势力的"美英同罪史观"辨正

日本右翼势力兜售的“美英同罪史观”的主要谬论包括:美英等国也应对中日战争的长期化和“大东亚战争”的爆发负责;就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而言,日本与美英等西方列强没有什么区别;日本军国主义不同于德国法西斯主义,日本的战争犯罪也不同于德国的人道犯罪;美苏等盟国的一些“暴行”也是战争犯罪行为等等。然而,无论日本右翼势力怎样淡化和试图以此“抵消”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罪责,其“美英同罪史观”都是站不住脚的,更丝毫掩盖和减轻不了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战争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