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国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人类学民族志的方志渊源

我们承认人类学、民族志等概念来自西方的同时,也不应忽视方志学意义的民族志对人类学意义民族志构成的影响和渗透。一方面,方志民族志与人类学民族志共享着“志”的功能,即对资料性的强调;另一方面,方志民族志也影响了人类学民族志田野考察的时间长度和研究深度。     

田野民族志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纪念费孝通、林耀华先生100周年诞辰

从费孝通、林耀华两位中国人类学大师的相关论述和研究实践出发,对中国人类学界田野民族志文本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就人类学专业学术训练、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撰写中田野工作的深入、民族志材料与理论的关联性、民族志文本的场景和能动性、"可持续性"的田野民族志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强调深入、细致的田野工作与民族志研究中的理论反思与创新对于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人类学表述危机与"深描式"影像民族志

1970年代以来,人类学从实证到阐释、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范式变迁,不但改变了当代民族志写作的基本面貌,也为影像民族志从人类学学科边缘向核心领域的推进提供了新的、有效的理论支撑.以格尔茨的"深描"理论为框架,视觉人类学界倡导以"语境强化"为表征的"深描式"影像民族志,在1970年代,由美国人类学者拿破仑·查格侬和蒂莫西·阿什进行的亚诺玛莫人系列纪录片,便是这一学术嬗变时期的代表性影像民族志,甚至成为1980年代以来民族志"写文化"转型的先声.     

天真的人类学家与人类学的"天真"--民族志反思的反思

民族志是人类学的翅膀和根基.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学内部出现了学术反思潮流,传统民族志进入了一个实验性的时代.<天真的人类学家>就是一部有代表性的文学性民族志作品,它以轻佻嘲讽的口吻,幽默辛辣的手法,开启了对人类学深沉、严肃的反省.本文试以<天真的人类学家>为分析文本,揭示出当前人类学面临的困境和存在的问题,总结其提出的问题和给予我们的启示.     

影像民族志: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与实践

影视方法正在更加广泛而深入地运用于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影像民族志不仅仅是纪录、描述文化的载体,也是人类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从方法论角度讨论了影像民族志在表达异质性文化方面的独特价值,且进一步阐释了影视或者影像民族志方法在传达默会知识、促进跨文化理解,以及在人类学展开非语言社会行为研究、促进知识的分享和进行社会干预等诸多方面的重要价值与实践。同时,本文也指出影像民族志也只有回应人类学理论发展、参与人类学知识生产,才能制作出真正的"影像民族志"。     

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方法探索

音乐人类学民族志是音乐人类学家对“民族志”这一研究方法的跨学科应用。研究者运用民族志方法研究音乐人类学大致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20多年来,许多音乐人类学家纷纷把民族志研究方法应用于音乐人类学的研究,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逐渐成熟起来。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包括确定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对象、作为搜集资料方法的“参与观察”、作为研究成果的音乐人类学民族志报告的撰写等。     

民族志影片的人类学实践

民族志影片应用到人类学实践之初只是将它作为人类学研究的记录工具;随影视人类学理论的发展才将其用作表达方式。现阶段民族志影片的创作在人类学理论的指导下冲破了资料记录的束缚,表达人类学信息时不拘泥于影视体裁的限制,把表现人类学信息的故事片也纳入了民族志影片的创作范畴,以使人类学信息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视觉人类学视域下的新世纪中国影像民族志文化书写

近半个世纪以来,为化解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学民族志所遭遇的“表述危机”应运而生的视觉人类学获得长足发展,作为视觉人类学研究手段和书写文本的影像民族志明确表征民族志书写的“视觉化转向”,成为人类学领域最不可忽视的存在。新世纪中国影像民族志在视觉人类学视域下获得了更为深广的书写品格。文化视野进一步拓展,由“远方”走向“庭前”,关注身边的文化事象,及时承接“回归生活世界”的学术转向;在文化使命上由“文化抢险”和“抢救旧文化遗存”逐渐转向文化书写和文化建构,承担起关照当代民族文化视角,审视文化变迁的轨迹和脉络的功能;在文化表达方面展开人文关怀,对当代多元民族文化的表达和对情感唤起等方面显示出不凡的表现。新世纪中国影像民族志以明晰且具民族化的叙述方式和影像风格,为世界人类学研究提供独特的“中国样本”,为世界影像民族志提供美学范式。     

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志分析模式的变迁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人类学研究状况的归纳分析，阐明了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志的概念、学科体系及演变历史，并对其不同学派的学术观点及其最新发展态势作出了评价。     

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方法讨论

艺术人类学研究有必要借鉴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民族志具有“文体”和“方法”双重内涵,对艺术研究的民族志讨论应包括“作为方法的民族志实践”和“作为文本的民族志书写”两方面的研究。在作为方法的艺术民族志研究实践中,“整体观”原则对帮助转换既有的知识传统中以孤立地谈论艺术品来解决“艺术”问题的倾向、模式,以及对“艺术”认知的“祛魅”,具有基础性意义;对“观察—体验”的实践理念的标举,正面回应了“体验”在民族志实践中的长期蛰伏状态;以“当下”地“共域在场”为具体操持方案,强调研究者对“场域”结构关系保持自觉并调动自身“在场”的能动性,机动地采取有目的的行为从调查现场获致所需信息。适应于实践的具体情况,艺术民族志书写将呈现为一系列的、调动多种手段的实验性写作。     

王文芝展演凉山州蒙古族族谱的口述民族志

口述民族志作为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另一种探索，强调普通民众的发言权，在研究过程中加入了研究对象对自身文化的解读。笔者采用“口述民族志”方式开展凉山州蒙古族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的系统性专题研究，凉山州蒙古族老人王文芝以“口述民族志”的方式展演当地蒙古族的文字记录与口述记录等各类族谱。从王文芝老人的自我陈述与自我阐释到笔者对口述民族志访谈资料所蕴含的“内隐记忆”的田野阐释，这则“对话式”口述民族志凸显了作为当地蒙古族文化持有者的王文芝的个体经验和人生经历传达，具体细节化地体现了当地蒙古族彰显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的行动选择，展示了凉山州蒙古族社会性身份的构建过程。口述民族志应该为当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田野情景中的灾难人类学——地方灾难场景与应灾实践经验的民族志研究

田野民族志是人类学研究工作的核心,田野情景中的灾难人类学将基于对具体灾难场景中所呈现的环境风险性、人类脆弱性和社会弹韧性的辨析,来就具体地方的灾难应对实践经验进行精准化的总结。坚持整体性的框架分析、过程论的动态考察,以及地方性视角的呈现和转述,灾难人类学的田野民族志研究可就人类社会在可持续性方面所面临的危机挑战和机遇可能进行深刻的反思与呈现。     

民族志与作为过程的人类学:读英戈尔德在拉德克利夫-布朗讲座上的演讲稿

蒂姆.英戈尔德在"拉德克利夫-布朗讲座"上发展演说,认为人类学不是民族志,或者更精确地说,人类学不等于民族志;人类学不是"研究谁"的学问,而是"和谁研究"的学问。说人类学不是民族志或民族志不等于人类学是个偏激的说法,比较贴切的表述是民族志是人类学的一部分,二者不存在对立,也不能截然分开。民族志和人类学共同构成一个开放的研究过程:一是纵向上运动中的时空连续;一是物质为一端、精神为另一端的"心物"连续。     

民族志写作与地方性知识——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理论与实践

人文学科遭遇表述危机之际,民族志写作问题成为倍受学界关注的话题,而对其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打量尤显关键。由于格尔茨的理论奠基与写作实践为我们今天重新思考民族志写作问题提供了可能的路径。试将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理论和践行策略作为个案进行分析,力图对民族志写作的奠基性理论加以思量。     

后现代理论观照下的人类学与文化遗产民族志的理论导向

后现代理论为人类学框架下的文化遗产研究开辟了具有启发性的方法论路径。后现代人类学"多声部"的民族志为人类学文化遗产研究提供了一种整体观方法;同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启发又为"文化遗产空间"概念下的文化遗产民族志研究提供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整体观方法论支撑。在后现代理论观照下的人类学文化遗产民族志研究将引领跨学科的文化遗产研究实现物质与非物质、自然与文化、历史与现实及未来的多重整合。     

对朝鲜族农村女性外流状况的人类学研究

选择朝鲜族聚居人口最多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境内珲春市敬信镇金塘屯为考察对象,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应用深入访谈、参与观察等方法,主要从朝鲜族农村女性外流的现状、特点、影响等方面,考察当今中国朝鲜族农村女性外流现象。并试图分析朝鲜族农村女性大量外流对其自身、家庭、社区以及社会等所产生的影响。     

情境中的平面设计人类学

当下人类学领域谈及电影和摄影如何传达民族志信息的文章已经不胜枚举,视觉艺术和超媒体的作用也得到了不少探讨,但却鲜见平面设计在人类学中的应用的有关讨论。本文将围绕"水牛镍币创意团队"(Buffalo Nickel Creative)的一项民族志文本插图设计作品,探讨平面设计在人类学领域的可能性,尤其是社会设计、商标、拼贴在创造情境化知识、挑战现存权力方面的潜力。     

人类学研究之于"和谐关系"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迈向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