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社会政策”悬置起来的民间信仰

长期以来,由于民间信仰及其得以正确社会定位之困难,使得民间信仰只能存在于民间而难以体现其社会性和公共性。尽管很多地方参照了《宗教事务条例》,试图对民间信仰进行有效管理,但民间信仰政策的不统一及其管理主体的不确定性等,导致民间信仰在其民间社会的表达和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与此同时,民间信仰大多被卷入到"非遗"文化建设,成为新农村文化及地方经济发展诸多热潮中的一种依附关系,深入其中又缺乏其明确的主体性定位,更缺乏社会政策方面的有效支持,最终形成了被社会卷入、却又被社会政策悬置的存在形态。其实质在于,既缺乏一个统一而行之有效的民间信仰政策支持,又缺乏国家法律对民间信仰的社会定位。因此,本文认为的民间信仰社会化建构路径,并非制度宗教的指向,即进入到"五大宗教"才能具有合法性,而是从一个社会公共事务的层面出发,将民间信仰与社会建设统一起来,建构一种自立自在的民间信仰型组织,才是当下民间信仰建设之题中要义。     

论道教对台湾民间信仰的影响

无论从神明对象看,还是从仪式、载体看,道教对台湾民间信仰都具有重大影响。道教已融入台湾民间信仰生活之中。这既是华族社会移民习俗延续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包容文化的精神结晶。以道教为大宗的台湾民间信仰,表现出浓烈的寻根意识,成为民间社会相互联系的文化纽带,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稳定社区的作用。     

汉代方士信仰的民间性质辨析

道教的诞生,与汉代方士信仰有着直接联系。在汉代,方士是最活跃的宗教信仰传播者,但是,关于其信仰的民间性质,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明晰的描述。从主流社会的排斥、传播的民间色彩看,方士信仰具有民间性质。因其民间性质,方士获得了与主流信仰发生对抗的信仰;因有民间传播组织的存在,方士获得了与主流社会对抗的实体。对抗性的存在,使方士信仰获得了宗教品质的升华,促进了新的宗教产生;同时,也为我们的辨析提供了理论意义,即汉代民间宗教发展的形态和道教产生的必然性,并因此可提出这样的设想:在方士大规模出现的秦汉之际就有了道教的雏形。     

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CLDS2016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CLDS2016数据,基于6 174个样本,从性别差异的视角,运用Log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参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资本和村民自治参与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农村女性面临着社会资本欠缺和自治参与不足的困境,自治参与率的性别差异达14.28%;(2)社会资本是影响村民自治参与的重要因素,强连接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自治参与均具有显著影响,但一般信任为负向作用;(3)分组回归发现,强连接网络、特殊信任和互惠规范对女性村民自治参与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男性村民影响显著,但一般信任对男性村民为显著抑制作用;(4)性别在互惠规范对村民自治参与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在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道德约束中,并未发现性别的调节作用。综上,可以发现社会资本是影响村民自治参与的重要因素。尽管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资本存在显著差异,社会资本对两性自治参与的影响机理亦有不同,但社会资本并非造成村民自治参与性别差异的关键因素,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性别差异对女性自治参与的负向影响。     

网络环境下我国企业文化创新的挑战及对策——基于社会资本构建的视角

在复杂多变、高度开放的网络环境下,企业的生产、管理和观念创新的启动、持续,以及预防、减轻和化解这种创新风险,需要大量优质的现代社会资本,这是我国企业文化的目标。网络为企业社会资本的构建创造了条件,但因当前我国网络社会的不成熟性使大量优质社会资本的产出面临着严峻挑战。企业文化涵养着企业的社会资本,其创新就是构建与网络环境下企业创新所需的优质的现代社会资本,即培育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开放性、协作性和信任型的三位一体的现代企业文化。     

从跨文化视域看道教在越南传播的特点

道教是以“得道成仙”为基本信仰的中国传统宗教,其奉为最高宗旨的“道”至今都是越南文化中最具有象征性和影响力的符号之一.从时间上看,道教在创立之初就传入越南,从民间传播到上层社会,19世纪又逐渐回归民间,形成了漫长的传播史.从传播途径上看,早期道教先从陆路(云南或广西)进入越南,后来在东晋时,孙恩、卢循起义又通过海路将天师道传入越南.金元时创立的全真道在明末清初南下传教的过程中,又通过多条线路进入越南.中国道教与越南道教形成了源流关系.道教在跨文化、跨民族、跨宗教向越南传播中形成了如下特点:神灵信仰是道教在越南传播的主要象征符号;道教经常与佛教相伴而行;道教神灵与越南民间信仰相混杂,衍化出一些具有越南民族文化特色的新道派,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母道教与高台教;劝善书是道教在越南传递教理教义和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的一种方式,在维系越南社会结构和文化系统的动态平衡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     

基督教信仰对村落社会生活的影响——基于一个滇中苗村基督教信仰生活的人类学研究

基督教信仰嵌入滇中苗族村落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与苗族传统道德观念相融合,强化了当地村民向善的心性和内敛的行为规范;提升了村落公共生活的品质,增强了信教村民的归属感、凝聚力和公共道德感;促进了社会交往的变革,形成了一种不带有血缘、地缘关系的新关系网络。滇中苗族村落基督教信仰成为了当地村落社会生活的重要整合力量。     

新时期边疆民族乡村民间互助组织的兴起与发展——以滇西北民族乡村为例

民族地区民间互助组织在全球化、中央对民族地区扶持力度加大和市场逐步发育中不断发展壮大.数量不断增加和管理体制缺乏的民族乡村民间互助组织体现出很强的民族性、地域性,其不断发展依赖于民族乡村强大的社会资本,而传统的血缘关系联系的紧密性被大大削弱,权威和乡村能人成为其发展的核心力量.从民族地区民间互助组织的动力机制来分析,主要归因于民族乡村基层管理的变革、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村民固有的传统文化、市场经济中村民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和人口不断外流等方面.     

城中村民间信仰研究——基于邕江沿岸5个行政村的祠庙群观察

城中村民间信仰是当前我国民间信仰管理与研究面临的一个特定人文地理空间,其非农非城的经济社会特征决定了介乎于"村民"与"市民"转换间的民众在宗教信仰上的多重性、复杂性。广西是少数民族地区,原始宗教信仰资源丰富多样,各少数民族在乡土社会创造了体量庞大的民间信仰文化。广西城市发展迅速,相当规模的城郊农村地区已经完成城镇化,城中村达到了一定的数量与规模,其中,作为农业社会遗存的众多民间信仰在"农表城里"的环境中经历着涤荡。从样本来看,当前城中村民间信仰场所发展存在报建手续缺失、管理主体不明、安全隐患突出、商业化倾向明显、封建迷信等敛财违法投机活动趁机兴起等问题。建议努力突破统计摸底难的瓶颈、尽快统一工作认识、完善法律政策、明确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农村娱乐性组织作为公共空间的功能解析——以W村“村民自乐班”为个案

公共空间是一个社会的有机体,＂村民自乐班＂作为W村的民间自发组织,主要以演唱当地民间小调为主,是一种走向平民的公共空间。它除了为空间内的民众提供一种信息传播与情感交流的方式之外,还为空间内的成员提供一种自娱自乐的渠道,在演唱民间小调中起到了愉悦身心与寄托情感的作用。在更广阔的地域内,可实现社会的整合与社会资本的培植。此外,它还是培育公民公共精神和民主意识能力的一种有效途径,这一点对于处于＂瓶颈＂时期我国的民主自治建设十分关键。     

村规民约的效力基础与国家法的契合

内生于乡土社会的村规民约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演进过程,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秩序整合作用。近代以来,乡土社会的剧烈变革不断解构着村规民约的社会权力基础,国家权力向乡村地域的下沉不断冲击着村规民约的生存空间,村规民约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困境。这时,能够契合现代乡村公共精神和“乡民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期的契约性权力便进入了视野,这种基于同意而形成的社会权力作为村规民约的效力基础最具理性和持久力。契约性权力为村规民约提供了权力支持,有利于实现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在共生共存基础上的有机契合。     

传播基础结构视域下农村文化礼堂的社区故事讲述

从传播基础结构角度讨论了农村文化礼堂在乡村社区传播中的角色与作用,认为农村文化礼堂为乡村社区创造了全新的“传播行动环境”,从而构建了乡村“公共领域”,影响村民的家庭、邻里、社会互动和乡村社区故事讲述网络,促使村民故事讲述网络与乡村社区传播网络的融合,提升乡村社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网格化管理对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

加强网格化管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基于2018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网格化管理对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网格化管理显著提高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意愿，并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网格化管理能够通过强化以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积累，从而缓解劳动力外流所带来的社会资本流失的负面影响，进而提高村民的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进一步讨论发现，网格员队伍的专职化建设能够提高网格化管理的实施效果。村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网格化管理在人口规模较小和有社会组织的村庄，能够对村民的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发挥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     

“微交往”与“微自治”:现代乡村社会治理的空间延展及其效应

移动互联网在乡村社会的应用与普及催生着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升级,也扩展着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案例分析表明,党群微信群实际上是乡村社会中公共交往空间和公共治理空间的现实映射,而互联网的互动、便捷、透明特性又拓展着这双重空间的广度和深度。一方面,微信群所塑造的虚拟社区,为村民互动、互助提供了机会和平台,乡村公共性在“微交往”中再次聚合;另一方面,以“微管理、微监督、微决策、微服务”为主要表征的乡村“微自治”又强化着村民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的主体性作用。与此同时,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也映射在微信群所塑造的虚拟空间之中,使得该空间兼具“国家在场”与“乡村自治”的双重面相,强化着乡村社会公共空间的复杂性。     

山林道教向都市道教的转型:以唐代长安道教为例

唐代长安道教宫观大量设置,各名山宫观道士汇聚长安,积极介入社会政治文化活动,这反映道教史上山林道教向都市道教的转型。唐代长安道士注重弘道,道教与儒释共同鼎立而为三教,道学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     

明代中后期天师道世俗化与民间化探析

明中叶以降,社会政治环境对于道教是不利的,道教的衰落趋势难以阻挡,天师道的发展趋势走向世俗化和民间化。道教的宗教活动变成世俗生活的组成部分,其影响力逐渐深入社会下层,向民间普及;明代道教俗神庞杂多样;道教经典的解读趋于通俗化。     

信托业市场化改革：缩小我国贫富差距的路径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社会矛盾凸显.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资本收益的存在,非资本要素所有人和“平民” 投资人投资渠道不畅,投资需求难以满足,无法获得要素增值收益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信托作为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天生具有金融普惠的功能,科学合理地利用可缓解我国的贫富差距.为此,本文从多角度阐述了信托缩减贫富差距的可行性、信托普惠功能发挥的局限性以及从民生角度看信托业务转型的前瞻性.     

新疆民间宗教的活化石——奇台观音阁顺星朝斗法会解析

新疆奇台县观音阁每年举行两次顺星朝斗法会。文章细述法会过程，并结合鹤鸣山道观举办的朝真礼斗法会以及道教禳星拜斗的科仪作对比研究。通过分析法会所使用的经本《诸神大赞藏经》和《佛留北斗真经》，认为观音阁的顺星朝斗法会是佛道二教与民俗融为一体的典型的民间宗教的产物。对观音阁的研究将有助于完善新疆民间宗教的研究以及新疆汉族的宗教信仰研究。     

道家柔弱不争的处世之道与当今社会公共道德的滑落

从道家所倡导的"柔弱不争"的处世态度这一方面,论述了道家文化对当今社会公共道德底线滑落的消极影响;指出,必须认识到道家文化中所蕴含的辩证法思想,对其加以正确的引导,努力提高公众的道德底线,为创建和谐的社会环境服务.     

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双重代理投入的激励效应

从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3个维度测度村域社会资本,利用陕西、河南、河北3省135个村微观调查数据,使用负二项分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村域社会资本及其3个维度对村干部村民代理投入以及国家代理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域社会资本及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通过内在动机驱动机制、村民合作机制、信息分享机制对村民代理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每增加1个单位,村民代理投入分别增加35%、21.3%、19.5%和17.9%;村域社会资本及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通过政府示范机制、政府信任机制、政府支持机制对国家代理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每增加1个单位,国家代理投入分别增加21.6%、11.1%、9.6%和10.2%。以上结论表明村域社会资本能有效激励村干部,缓解村干部双重角色边缘化,实现行政与自治力量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