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初期的货币危机与"废两改元"政策

1933年,随着西方国家相继放弃金本位和美国在国际上的大量购银,长期处于"两""元"并存局面的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货币危机.为了应对危机、发展经济和巩固政权,国民政府实施"废两改元"政策,虽然步履维艰,但"废两改元"最终完成了中国币制的统一,确立了银行业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同时也促进了工商业的极大发展.     

论《诗经》中的文王之德与文王受命

周文王是周王朝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在周人心中具有崇高地位。文王之德是周人崇尚的思想和伦理典范,并被尊奉为政治规范。文王的明德得到孔子的推崇,并经后世儒家的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治世贤君和道统的重要一环。正因为文王及先祖的明德才使得文王传承大命,使子孙得以庇佑,但文王在民上还是在天上,受命于天还是受命于商,在位时有没有称王,历...     

昭祥纳瑞抑或维稳消灾：改元制度功能的再分析——基于公元前140年至公元1279年的史料文本分析

改元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古代统治者昭祥纳瑞的工具。从大量的史料中可以发现，改元的另一重要功能是维稳消灾。改元是古代应对自然灾害及社会危机的重要手段。为探究中国古代改元制度，采用内容分析法,以公元前140年至公元1279年的史料文本为研究样本，借助QSR NVivo11质性分析软件，聚焦于改元制度，研究改元制度的运作模式及其所具有的功能。研究发现，改元制度是我国古代最高统治者应对社会风险的重要手段。队伍重整——诉求满足——思想控制——政策调整——反省敬天这五项制度的动态交互构成了改元制度中具体的运作模式，改元制度所具有的强化内部控制、优化社会结构、营造社会氛围、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等功能得以有效发挥。在进行改元的过程中，统治者不仅重视对客体行为的引导和规范，同时还重视对自身行为的约束。无论是引导规范客体行为，还是约束主体行为，改元制度都起到了化解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改元升旗:南京临时政府新国家外观的确立与反响

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迅速颁布新的纪元方式和新的国旗,使中国第一次具备一个近代国家应有的外观。国内不同政治立场的党派界别,围绕"改元"、"升旗"问题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行为。在新国家外观确立的过程中,各种趋附、抵制和妥协,客观地反映了各种政治、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并从深层揭示出新国家的外观与实际的距离。针对"改元"、"升旗"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国家建立之初复杂的政治趋附和心理变迁。     

客观真实作为证明标准的主体应予坚持

"法律真实"概念的提出,打破了"客观真实"作为三大诉讼中惟一证明标准的不合理状态.但"法律真实"能否取代"客观真实"作为一般的证明标准,尚有存疑. "客观真实"并非指"自在之物"即案件当时情况的本体性重现,而是司法人员对已经发生的案件实际情况的正确认识.坚持"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司法原则的必然要求.作为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原则上应是客观标准.在证明标准的选择上,应坚持真理论与价值论的统一.     

“张楚”不是一个称谓

一些历史书籍,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许立群的《中国史话》、陈怀白的《中国通史讲话》等,写到秦末农民起义,都把陈涉称王写作"张楚王",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常识》、王丹岑的《中国农民革命史话》等,则写成"国号'张楚'";现行的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和一些大专教材,都把陈胜据陈写作"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张楚"或"张楚政权";有些"秦末农民战争形势"图还印有大黑体"张楚"二字.总之,都把"张楚"当作了一个称谓.笔者认为,陈胜在陈没有建立国号,临时建立的政权应称为"新的'楚'政权";陈胜称王也应称为"楚王",其理由如下.     

周公称王辨

周公是否称王,在封建时代曾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史家多有认为周公曾经称王者,果如此,史书记载的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要辨清这一问题,就需要考证康叔封及其儿子康伯髡是否被混淆了.据考证,传统上被认为是写给康叔的《康诰》,有可能是写给康叔的儿子康伯的,这是周公未及称王的有力证据.     

年号探微——兼与史苏苑先生商榷

本文对年号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新看法,认为发表在《文史知识》上的史苏苑《年号的起源与变迁》一文有若干可商榷之处。本文认为,年号之始是在汉武帝登基二十几年后而非即位之初;改元之事先秦已有而非西汉方有;帝王改元多有其具体原因及目的而非“政治惯例”;年号出现之后的改元必用新年号而无改元不改号之事;北宋并无“九年一改年号”之事,等等。本文还对年号的择定、年号与纪年等问题作了探讨。     

洪秀全登极暨金田起义时间考释

洪秀全登极暨金田起义的时间,是太平天国研究中至今聚讼未决的问题。实际上,这两件事都是一个过程,并非具体发生在某一天。洪秀全至迟在己酉年(1849)冬已秘密称王登极,次年二月黄袍加身,后在金田公开称王建号。完整的"金田起义"以各地招集人马赴金田团营为序曲、以十二月初十在金田庆贺洪秀全生日和起义胜利为尾声,是一个时间持续数月、由一系列活动和斗争交织而成的一个过程。     

文王玉环铭文考——兼说甲骨文“壹”、“复”

对学界关于"文王玉环"铭文的考释提出新的看法,认为周文王联合"唐人"大战之敌人,既非"■人",也非"贾人",更非商朝西方方国"■人",而应该是"壺(胡)人"即匈奴,亦即周原卜辞H11:232"其于伐■□"所记之"■(胡)"。     

关于远古时代“王”起源的推想

王的名称源于母系氏族社会中祖母的名称王母,男子中的强力人物因其同王母的性关系成为王父并随着家庭的出现成为祖父.王母王父因其辈份、势力和能力上的原因成为氏族组织中的领袖,于是王获得社会领袖的意义.王字的写法可能源于古人祭日用的玉版或玉串.远古时巫因在祭祀与原始宗教活动中的作用进而实现对世俗的行政管理成为世俗领袖王.随着社会的发展,王作为最高行政领袖的作用和地位突显,巫成为王权的附属与工具.     

米恒哲与盘古王——彝汉神话之比较

米恒哲与盘古王都是彝汉神话的开天辟地的大神,前者在于创造,后者在于变化,但却共同体现彝汉先民的“天人合一”观。     

关于“王昭君自请远嫁匈奴”的传说及琴曲《怨旷思惟歌》的产生年代——兼考今本《琴操》的撰者

现存最早记录昭君自请远嫁匈奴故事的文献<琴操>,目前学界多认为是东汉蔡邕所撰,此书并全文收录了所谓昭君所作的琴曲<怨旷思惟歌>.然而,通过对今本<琴操>作者问题的考证,可知此书实出于晋代.据此可知,含有自我意识觉醒成分的昭君自请远嫁匈奴的传说,是东晋文学自觉风气的产物.它的产生,印证了魏晋是中国文学自觉期的开端.     

论转变思维方式落实三个代表

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提出体现着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它标示着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思维方式;新思维方式是认识新情况、分析新矛盾、解决新问题的新视野,只有与时俱进,转变思维方式才能有效落实"三个代表"一是树立新思维,深入领会"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二是求实创新,锐意实践"三个代表".     

“群英时代”与新时代教育

人类社会正从“英雄时代”进入“群英时代”,这是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教育诸方面发展的必然结果。群英的涌现已汇成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并将深刻地影响社会的发展。“群英时代”的教育必然要有新的创新和变化,包括教师角色和教育内容的转变以及“创新模拟法”的采用等。     

《宠儿》中塞丝爱情历程的分析

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以理念论作为哲学基础,公共教育体制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安排是"哲学王"统治的前提条件,保持社会秩序流动与稳定的协调统一是"哲学王"统治的基本原则."哲学王"思想不能用极权主义这一现代概念来加以剪裁,而要放到古希腊社会政治的整个体系中研究才有意义.深入辨析"哲学王"思想的理论内涵对于指导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影响深远.     

周穆王其人

西周穆王喜爱游猎,但又不荒废政事。周穆王西征,加强了与西方诸部族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人员往来,进一步巩固了西周的宗主地位,意义深远。穆王在位期间,平息徐、楚、越的反叛,制定刑典,是一位深谋远虑、有所作为的君主,且又是一位重感情的天子。     

“法先王”思想与周代的特殊关系考

“法先王”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影响极大,这与周代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其主要表现有：周代“神祖二元”的宗教观与祖先崇拜的空前强化;周代农业的强势主导地位与长期定居生活模式的促进作用;周代宗法制度的特殊影响;周代前期统治的成功以及周代巨大的历史影响力。     

明遗民的"后王"理想及其恢复期待

在经历了"天崩地解"的明清易代的清初,深刻影响和制约当时社会秩序重建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作为明朝孤臣孽子的明遗民.行为上,他们初则进行武装抗争以保"治统",继而进行文化抗争以保"道统";态度上,他们初则悲愤激切,继而徘徊、分化,终而妥协蜕变.但是,就整体而言,明遗民大多心怀"后王理想"和"恢复期待",至死不渝.武装抗清失败后,他们或者以"后王"为期待,潜心于著述;或者深信"中华无不复之日",蓄养以待.     

从"天人合一"到"知行合一"--王学所实现的哲学转型及其价值

"知行合一"作为王学颇具个性化的哲学理念,融同其他哲学命题与范畴一起走向了 理学的深处,并进而实现了传统哲学的近现代转型,这不会有多少异议.问题仅在于,王学的"知行合一"与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是什么关系?二者之间是依托什么中介来贯通的?从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到王学的"知行合一"能否堪称哲学转型?对这种哲学转型应当给予何种评价?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发表拙见,以求教于学界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