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溢出、企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

技术溢出和企业集聚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通过对技术溢出和企业集聚共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的分析,提出了技术溢出、企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型,以解释区域经济的增长机制.在提出的全面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区域的生产率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技术创新对生产率提高产生直接影响,而企业集聚通过规模经济和创新网络产生的市场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对生产率提高产生间接影响,两种影响最终使区域经济持续增长.     

空间集聚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考察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考察空间集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关系及内在机制。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及对应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进行计量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空间集聚程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典型的“倒U”型关系;空间集聚有利于通过增强企业竞争行为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认为,当前中国大多数城市并未呈现过度集聚现象,城市化进程中应该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实现要素在空间层面的自由流动,在加强空间集聚外部性的同时,促进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实现微观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研发强度、集聚经济与企业生产率

文章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普查微观数据,利用拓展的Nicholas Bloom等 ［1］的模型分析了研发强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研发强度对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考虑地区集聚经济因素后发现,马歇尔集聚经济较强地区的企业,研发强度对其生产率有正向影响较大;雅格布斯及克鲁格曼集聚经济较强地区的企业,研发强度对其生产率的正向影响较小,这些地区的企业研发普遍存在“搭便车”现象。此外,研发强度对集聚经济差异地区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还受企业规模及企业所有制因素的制约。     

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动力研究——增长与发展统一视角下的经验分析

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城市的核心作用日益凸显。而从发展的视角考察城市的经济增长,除了传统研究所注重的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之外,必须充分考量空间集聚和经济结构转变的因素。在对我国35个主要城市1994-201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动态差分GMM方法对这些城市的经济增长动力展开了详细的数据经验分析。特别是,我们明确区分了城市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集聚与集聚效应,结构转变与结构转变效应。分析结论显示,我国近十几年城市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要素投入的提高以及产业的结构转变,集聚效应并未得到充分发挥,而集聚导致的拥挤等负面影响却已经显现。     

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综述

资本脱实向虚导致实体经济投资增速放缓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新问题。随着金融业迅速发展和金融资本向区域中心汇聚,改善融资约束,促进区域实体经济增长,是突破中国经济发展困境的关键之一。文章对金融集聚的概念和测度、经济增长影响机制和实际效应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以期为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相关的研究提供规范和实证分析的经验。金融集聚的测度可选择区位熵指数、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以及从金融机构数量、金融资产规模、金融从业者数量、金融市场成熟度、金融业运行情况等层面构建金融集聚评价指标体系。金融集聚既是金融业的功能强化和效用升级,可以更好地发挥金融的基本功能为企业融资提供服务;又是金融业的集聚,可通过集聚效应来提升金融系统的融资分配效率:均为通过增加可用资本总额和改善融资环境为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生产技术研发及管理能力提升提供更多资金支持,从而促进实体经济增长。与理论机制大体一致,实际效应也显示金融集聚能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中小民营企业并不能同等享受金融集聚的增长效应,这也为深化金融集聚的经济效应研究提出了新的方向。     

空间集聚、技术创新与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基于面板数据FE-Ⅳ模型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技术创新作用的比较静态分析,阐释了集聚影响增长的理论机制,构建了空间经济增长的群峰型周期结构框架,从理论上统一了"倒U形""U形"曲线关系等不一致的研究结论。随后,在利用空间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HHI）和空间集中度指数（CR2）定量测度中国25省1990-2013年省域经济空间集聚程度的基础上,借助能同时处理个体效应和内生性问题的面板固定效应工具变量模型,对提出的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时,空间集聚对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呈"倒U形"曲线关系;而当创新水平提高和其他控制因素改善时,这一"倒U形"曲线则会向右上位移,不断拓展区域经济增长的潜在上限,形成一种周期性群峰结构;而实际的经济集聚程度则影响区域增长在上限范围内的具体位置,且达致最高增长水平的最优经济集聚程度与创新水平呈正比,过高或过低的集聚程度都不利于增长。     

空间集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以2005-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家具企业为样本,运用ACF-OP法测算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了空间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一,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密度图接近正态分布。二,空间集聚不利于促进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验证了威廉姆森假说。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空间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二者的互动效应显著地促进了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及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三,出口对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验证了家具企业"生产率悖论"的存在。同时,研发创新和企业年龄对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     

贸易与内生经济增长——基于中日数据的检验

贸易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出口产品种类的变化能够从某种程度上表示技术进步的变化,进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本文利用中国和日本1991-2006年的相关数据,检验了产品种类增加型的内生经济增长.采用贸易数据近似衡量产品种类变化的方法,估算了中国相对于日本的产品种类变化,以此作为解释变量进而对中日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验证了贸易产品种类增加促进技术进步,进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中国对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二元边际分析框架

新兴市场国家发展迅速,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者,中国对其出口贸易额逐年增长。借鉴Hummels和Klenows(2005)的研究方法,基于CEPIIBACIHS2002数据库的相关数据,考查了中国在2003年至2017年期间对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实证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从整体来看,中国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增长主要靠集约边际拉动,扩展边际一直处于较为平稳状态;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国对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增长二元边际呈现不同的上升趋势,且各个国家的二元边际值相差较大,但基本上都是靠集约边际拉动出口增长;经济规模、固定和可变贸易成本、多边贸易阻力、生产率水平、经济危机以及贸易双方是否接壤等因素均影响到中国对新兴市场国家出口,且不同因素的影响各不相同。据此提出应当注重科技创新,完善物流体系,维护现有贸易关系,提高企业生产率等对策建议。     

“产业地理集聚及其经济绩效”专题探讨 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

基于2007年大样本微观制造业企业数据探讨了产业集聚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统计结果显示总体上中国制造业具有显著的集聚经济效应,但集聚效应主要体现在地方化经济而非城市化经济,仅高效率的企业受益于城市化经济。集聚经济还存在产业和区域差异,沿海地区的多数产业的企业受益于集聚经济,中部地区的集聚经济效应弱于东部地区,部分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就业密度的提高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西部地区的绝大部分产业尚不具备集聚效应。国家应根据集聚效应的区域和产业差异特征制定区域和产业政策。     

“产业地理集聚及其经济绩效”专题探讨 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

基于2007年大样本微观制造业企业数据探讨了产业集聚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统计结果显示总体上中国制造业具有显著的集聚经济效应,但集聚效应主要体现在地方化经济而非城市化经济,仅高效率的企业受益于城市化经济。集聚经济还存在产业和区域差异,沿海地区的多数产业的企业受益于集聚经济,中部地区的集聚经济效应弱于东部地区,部分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就业密度的提高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西部地区的绝大部分产业尚不具备集聚效应。国家应根据集聚效应的区域和产业差异特征制定区域和产业政策。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企业升级的影响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背景下,科学理解企业贸易模式选择行为,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从贸易中介空间集聚的视角,运用2000—2013年中国出口企业贸易数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模式转型升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验证。结果表明,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均会显著降低企业加工贸易出口份额,提升企业一般贸易出口份额,且贸易中介的空间集聚将进一步放大这种“贸易模式转型升级”效应。这一结论对于不同的估计模型、估计方法和估计样本均保持稳健。由此可见,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会倒逼“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企业转型为一般贸易企业,而在本国合理发展和布局贸易中介,将有效缓解出口企业所受国外之约束,增强对外贸易发展中的韧性。     

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差异及其溢出效应——基于中国283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提升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是有序推动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和积极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所在。基于两期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与卢恩伯格生产率指数,对2003—2020年中国283个地级市的碳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更为合理的测度与分解,并结合共同前沿理论建立生产率差距变化指数,探究城市群间碳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时空差异的来源,同时分析城市集聚效应对碳全要素生产率空间溢出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虽然取得一定增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产出效率有待提升,技术进步是提高碳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动力。根据生产率差距变化指数将城市群碳全要素生产率划分为正主峰型、负主峰型与反复波动型。碳全要素生产率在空间上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城市集聚效应对本地和邻地碳全要素生产率都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据此,提出应兼顾要素投入集约和产出结构优化,绿色发展应分类分区精准施策以及加强空间治理观念,建立推动经济增长低碳化的区域协同机制。     

产业集聚、工资溢价与经济增长

产业集聚通过工资外溢助推经济增长的路径研究尚不充分。文章首先验证三次产业集聚对工资溢价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了工资溢价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以至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理论分析部分表明,产业集聚通过密度效应和集聚效应提升生产率,通过知识外溢等提升劳动者工资,工资溢价又在学习效应等的作用下提升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第二,实证部分表明,服务业集聚对工资溢价的作用显著,且呈"U"型,农业则呈现倒"U"型结构,工资溢价可以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两个维度促进经济增长。据此,文章提出推动产业集聚发展、融合发展、创新发展等路径推动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财产确权为着力点,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保障居民收入多元化。     

区域经济的集聚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在引入了内生增长的新经济地理模型框架下考察了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了检验这种理论预期,利用省级和地级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使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考察了集聚对中国省级区域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990年以来,集聚对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影响作用不仅显著,而且强度较大。这种经验分析结果更加突出了空间平等与空间效率的矛盾问题,区域政策可能会陷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与通过集聚促进增长的两难境地。     

新型城镇化、农业产业集聚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影响机理与实证检验

本研究将新型城镇化、农业产业集聚同时纳入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框架,理论阐释及实证检验新型城镇化和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新型城镇化显著抑制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农业产业集聚显著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检验发现：新型城镇化能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通过农业要素配置制约效应和非期望产出增长效应抑制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新型城镇化与农业产业集聚的交互效应或协同作用能有效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文化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于空间计量方法实证研究了文化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其间利用行业集中度指数和区位熵指数测算了文化产业的集聚水平,运用Moran'sI指数分析了中国文化产业集聚的空间相关性.研究发现,中国文化产业集聚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和空间相关性;文化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推动作用,但在考虑了空间相关性之后,文化产业集聚的市场规模效应下降,而专业化分工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得到增强.     

经济集聚机理的尺度分异整合及其应用价值研究

经济活动空间集聚是有尺度之分的。文章从企业—厂商、产业—行业和区域—地带三个尺度研究了经济活动空间集聚,认为在企业—厂商尺度上,空间集聚特点是企业增长和空间扩张,作用机理是内部规模经济和内部范围经济;在产业—行业尺度上,空间集聚特点是企业的空间邻近性,作用机理是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在区域—地带尺度上,空间集聚特点是产业的区域复合,作用机理是区域外部规模经济。在此基础上,文章论述了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不同尺度作用机理的内在统一性及其理论的实践价值。     

我国工业生产率增长影响因素研究

一国工业生产率增长的程度、来源和影响因素是贯穿宏观经济计划和宏观管理政策制订的核心问题。本课题利用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以增长理论和增长核算为基础,把工业生产率增长因素分为要素扩张和要素效率提高两大类,系统考查影响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因素,各因素作用的机制及效力,并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研究主要沿着经济整体、省际和行业3个层面,运用面板数据,测度贸易的技术溢出、FDI的技术溢出、国内R&D以及对外开放度、人力资本条件等因素对工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     

贸易开放度、行业生产率与中国省区经济增长

构造以生产率为权重的产业专业化指数,运用1988年至2007年中国28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研究贸易开放度、产业专业化与中国省区经济增长的关系和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以生产率为权重的产业专业化指数促进了省区经济增长,中国省区存在MAR外部性.中国省区的经济增长仍然依靠投资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为主,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为负数.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进一步分析发现:产业专业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地区差异,中部地区依赖于资源密集型产业,其产业专业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超过东部地区,东部地区逐步转变为以贸易开放和人力资本为推动力的增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