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现代性的基本向度

中国佛教的现代性变迁伴随着"西学东渐"而展开,无论在佛教界、学界、居士界都有明显的现代性变迁痕迹并显示出具有中国佛教自身特点的理性化与世俗化发展模式。从佛学思想观念之变与佛教发展的社会调适这两个维度来看,中国佛教的现代性向度可概述为三个层面:在观念层面,西方现代理性思维及现代性观念对中国佛教思想产生的影响,表现为中国佛学的现代诠释与融通多附会西方现代性观念以及佛教内部进行理性化的自我批判与反批判;在社会层面,近代中国佛教开始谋求自身与现代社会的契合,这在佛教界主要表现为以太虚为代表的"人生佛教"及其弟子推行的以"人间佛教"为目标的佛教改革运动,在居士界则主要表现为居士佛教世俗化教团组织的建立以及积极参与社会慈善活动等;在研究方法上,开始用西方的现代学术研究方法替代"信解行证"的传统方法,这一佛学研究方法的变迁既是中国佛教现代性的一部分,同时也促进了佛学的发展。     

从圆顿到圆渐:太虚对禅宗百年发展之抉择

太虚是近代中国佛教最著名的思想家,是难得的身兼学问家和禅师两种角色的佛学家。他关于禅宗思想性质的界定和发展道路的探索,对于当代禅宗发展之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讨论太虚与禅宗发展有三条线索:一是太虚出身于禅宗,参悟于禅宗,却"出走"禅宗,学宗唯识,最后又"回归"禅宗的曲折经历。二是反思中国佛教历史和抉择全体佛法的总持智慧,确立中国佛学特质在禅,并以对全体佛学的教理抉择和总体判摄,坚持中国佛教禅宗的圆教教理和圆顿禅观,着力会通圆顿教理与唯识学。三是面对佛法契合时代的深切现实和实践观思,认为唯识学教理更适合现代科学时代,大乘通教的学修次第更适合现代人,因此会通中印佛学,提出教法由"圆顿"转向"圆渐",以"圆渐"之大乘法为适应当下时代的佛学实践路线,由发达人生以进趣佛道。由此提倡以"今菩萨行"为主线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思想,并认为禅宗的禅机智慧在传统诸宗中最切近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精神,当下的禅生活才是人生佛教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振兴禅宗生机仍是今天时代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国民革命时期唐生智治下湖南政教关系研究

国民革命时期,唐生智为顺应佛教界的革新潮流,在两湖发起“佛化运动”,成立佛化会等组织作为执行机关。一方面,唐生智保护佛教界的权益免受侵害;另一方面,他进行激烈的佛教革新,采用暴力方式强行统一庙产,引发僧界恐慌。同时,佛教社团仿照国民党进行组织,唐生智以此培植政治势力。“马日事变”后,佛化会员把持湖南省政务党务,造成政治纠纷。这一时期湖南地区的政教关系,反映出三民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摄力不足,以及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混乱态势。     

宋代地方官与佛教界之间的关系考论——以范成大蜀地任职为例

在宋代,佛教深入民间社会,得到广大民众虔诚的信仰,在全国各地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宗教势力.作为朝廷的代表,各级地方官员与佛教界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南宋时期,范成大担任四川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任职期间他积极参与佛教界举办的各种佛事活动,这是其行政过程的重要环节之一,他出席的政治意味远远高于宗教本身的意义.同时他还留下了大量诗作,这些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四川地方政府官员与佛教寺院、僧侣之间的特殊关系,也真实地再现了两宋时期普通民众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吕澄是谁?——汉语佛学界最严重的遗忘

吕澄是20世纪中国佛教研究的主要奠基者。他在佛经版本及辨伪、印度原典的研究与翻译、因明与声明、戒律、中国佛学、西藏佛学、印度佛教史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吕澄不仅在佛学研究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和成就,而且对中国近代佛学教育事业、佛学人才培养以及佛经出版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同时,吕澄还是学术和信仰兼备的佛学者,这就使得他的论述在学术史、思想史和信仰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吕澄的学术成就不但应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而且还应该引起佛教界的充分重视,以便建设符合真正佛教信仰的佛学。     

紫柏大师"三大负"述论

紫柏大师是晚明佛教界的著名高僧,他在明代佛教衰微之际,力振佛教,在晚明社会动荡之时热心济世,他所提出的“三大负”就是其热心济世的表现。紫柏大师“三大负”的经世主张当时都没有实现,但它反映了紫柏大师和晚明思想界思想的一些动向。     

对唐代四川地区佛教造像的思考

自东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迎佛起,中国开始佛教信仰。其传播速度极为迅速,南北朝和唐朝是我国佛教发展的两大高峰时期。但现存的唐代佛教造像却相对不足,主要保存于陕西、敦煌和四川地区,其中四川地区的造像算得上数量多,种类全,但由于唐代佛教美术有着极强的地域性特征,因此现在对于唐代佛教美术的认识存在很大不足,就四川地区来说,其造像图本究竟来源于何地,又为何多密宗造像等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韩愈排佛与三教论衡思潮

佛教入华后的千年间,儒释道三教的比较、争胜、交融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主要线索之一.韩愈排佛是三教论衡思潮演进的一部分.攘斥佛教的思想,可能形成于韩愈早年读书学习时期.因过早树立排佛的标杆,影响了他对佛教的深度了解,韩愈排佛思想始终没有大幅度的提升.韩愈与傅奕的排佛有诸多相似之处,然傅奕排佛有张扬道教的倾向,韩愈则是排斥佛老、张扬儒教,二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韩愈也极少提及傅奕.韩愈排佛受中唐诞节三教论衡的刺激,对三教融合、夷夏之辨等三教论衡议题有所回应.他对三教论衡的贡献,在于颠覆佛道二教的诸多议题,反振佛教化中国的趋势.从佛教中国化的角度来看,韩愈排佛有其积极的学术影响.     

王阳明《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及其价值

《佛说化珠保命正经》的内容是记载释迦牟尼为药王、药上二位菩萨演说痘症的来源与治疗方法,其关于出痘原因的解释及阴阳变化思想与佛教传统观念不一致,且没有其他语系的佛教经典依据,故据此可认定此经是伪经。但《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的确是王阳明于正德五年离开贵阳之际所作,王阳明得《佛说化珠保命真经》以及撰写序文的地点和时间与《年谱》相合,《序》中所言王阳明谪居龙场时的情景也与史实相符。通过研读该《序》及其相关资料发现,弘治末年"渐悟仙释之非"后,王阳明曾一度减少与佛教界的交往;在谪居龙场的特殊条件的刺激下,王阳明重新开始了与佛教界的交往。这使得王阳明在此后构建的心学体系中有着深深的佛教思想痕迹。     

从楚山禅师坐化看佛教死亡超越理论的当代价值

楚山绍琦禅师是明代四川著名高僧,临济宗传人。他的教化与行持紧扣禅宗"直指心性"的宗旨,以"识心为本"的心性禅著称。他坐化圆寂,肉身不坏流存后世。其所言所行以及离世方式展示了佛教的死亡超越理论,对佛教自身社会形象的定位和提升有深刻启示,并对当代临终关怀、安乐死等诸多生命伦理难题的应对具有启发价值。     

论韦皋与佛教

韦皋是唐朝中期的名将,官至剑南西川节度使兼成都尹。在蜀期间,他崇奉和提倡佛教,编造初生满月时"胡僧"预言故事;归心南宗禅道,结交禅宗、华严等宗名僧;助弘律部东塔宗律疏,宣扬鹦鹉念佛和净土观念;雕造嘉州凌云寺大弥勒佛石像、成都大慈寺普贤菩萨像,在成都新建宝历寺。韦皋崇奉和提倡佛教,促进了中国佛教诸宗派的发展,推动了佛教在四川地区的传播和兴盛,有利于四川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研究韦皋与佛教,为我们观察当时的佛教与社会提供了极好范例。     

中国近代佛教的困境与变革

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政治上的失势,更重要的是佛教内部的腐败没落,近代中国佛教处于极为严峻的困境之中。为了振兴佛教,佛教界人士纷纷积极探寻和尝试佛教的变革之路。其中,以欧阳竟无为代表的居士佛教和太虚领导的佛教革命最为瞩目,此二者,体现了正本清源和革故鼎新两大不同的佛教变革路向。对于近代中国佛教的变革,从佛教弘化的角度,可以概括为弘法主体二元化、弘法理念世间化、弘法方式多样化等三个方面的特色。近代中国佛教变革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为佛教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佛教的“涅Pan”观念

从对涅Pan一词的主要含义，它在印度佛教史上的形成、发展、影响及在中国的传播的考察，以及对佛教的涅Pan观念与婆罗门教的解脱观念之间的关联的分析，我们发现，佛教的许多基本理论都涉及涅Pan观念，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涅Pan观念有明显差别，涅Pan观念传入中国后在佛教界有较大影响，中国佛教宗派的不少重要理论都围绕涅Pan观念展开。     

民俗佛教的形成与特征

在五代北宋之际中国佛教经历了一次嬗变。在此之前主要是学理型佛教通过“格义”与“判教”创宗立说，是民俗佛教在民间社会孕育生根的时期；在此之后主要是民俗型佛教蓬勃展开的时期。民俗佛教具有泛神论、仙佛不分、兼融三教等特点；与学理佛教探索生活的意义空间相对，民俗佛教营造生活的秩序空间。     

现代佛教义学的学科化开展

在古代,从印度到中国,佛教的弘扬离不开佛教义学的开展,佛教的兴盛也与佛教义学的繁荣关联在一起,但到近世,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整体衰落,佛教义学的学脉趋于断绝,尤其随着现代科学主义以及人本主义影响的普世化,佛教义学甚至在佛教界内都失去了"合法性",其作为佛教学问,已然被佛教学术研究所取代。但佛教义学与佛教的命运紧密相连,必须对这样一个严峻的情形予以严肃思考,换言之,必须反思现代佛教学问的性质问题,以保证佛教义学在佛教界以及社会公共学问空间的重新定位与出场。这不仅关系到佛教本位上的正法久住,而且关系到佛教作为传统文化基本组成部分所承担的安定社会的重要功能的切实实现。现代佛教义学是在具有明确的自我意识的前提下兴起的,又处于现代学术研究的背景中,所以除传统的佛教宗派义学研究的路线外,还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化开展的面向,佛教自己的学问空间正是在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紧张与融合中张开的。     

传道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与实践

由太虚法师首倡的人间佛教思想，作为20世纪中国佛教界智慧的结晶，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弘扬，业已成为当代佛教恩潮的主流思想。而在当代台湾弘扬与实践人间佛教思想的重要人物中，传道法师因其突出贡献而广受各界关注。文章旨在对传道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与实践进行简要评述。     

曾巩的佛教观浅论

在北宋学术界,曾巩无疑是反佛排佛的代表人物,其精神堪比唐代的韩愈。和韩愈一样,曾巩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反对佛教的。但韩愈以儒反佛重在讲华夷之辨,视佛教为外来的、有损中华文化的思想而反对之;曾巩则把佛教和诸子百家同等看待,在中华文化的语境内品评儒佛两家的优劣高下,讲求其学理上的内外之分。曾巩反佛方式的变化既能显示时代社会的变迁和思想学术的转型,也表明了佛教发展的最终本土化。曾巩对佛教价值的评判还有着经济因素的考量,反映了佛教发展和经济活动之间的矛盾关系。     

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影

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影，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形象从儒佛冲突的调和、佛道精神的沟通和佛教自身的变革3个层面呈现了佛教中国化的内在可能性逻辑，其入世修行、逍遥应世、道德自救等行为方式对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处世心态、人格理想模式追求、人生境界追求和艺术创作等产生积极影响。以“在家修行”和“在欲行禅”方式而获得精神解脱的维摩居士，通过自身道德行为规范，将佛教的他力救赎与自力救赎有机地融入社会规范中，从根本上消除出家修行与世俗生活的对立，实现了自我人生境界“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相互衔接，既较好地调适了儒佛之间的道德伦理冲突，又在与道家追求逍遥自由的最高精神沟通中，破除世俗社会对佛教“出世”概念的狭义化理解，突出彰显中国化佛教既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意义、又充分关注现实人生解脱之道的特点。由此，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也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开启了一条心出世而身入世的新人生模式，并为他们将相对抽象的佛禅义理上升为对自我人生实践的内在超越提供了指导。     

明末清初丈雪通醉禅师及其禅法略论

丈雪禅师在破山海明禅师门下受学,又远访破山之师天童密云圆悟受传临济禅法,这些经历对丈雪通醉以后独立门庭聚徒传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临济宗遵循禅宗的传统,不重语言说教,而以启发学人觉悟自性为特色.丈雪不仅要求学人"学不废参,参不废学",做到"行解相应",他还引导学人甘于过艰苦清淡的生活,努力断除无明烦恼,以做到"一切放下",休歇身心,成为一个达到解脱的"无事人".丈雪在不少场合将佛性说成是世界万有的本原、社会治理的依据、众生觉悟解脱之本,为自修自悟的禅法奠立理论基础.临济义玄提出的四料简、四照用的意蕴到明清时渐趋含糊,禅师让学人围绕禅宗心性法门展开思路任意发挥,以呵佛骂祖的做法来启示学人断除对言教的执著,丈雪在传法过程中也经常采取这种方法.     

圆瑛办学实践和意义探析

从清末到民国,动荡的中国政局波及到对汉传佛教的政策,特别是＂庙产兴学＂的提出,中国佛教界面临严峻的挑战。在新的环境中,圆瑛与时俱进,建立中华佛教总会,开佛教办学之先河,为动荡时期佛教适应社会发展,应对复杂形势开辟了一条行之有效的新路,也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作出有益探索,并因其独特性而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