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分析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是唐代散文家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中的一篇。《永州八记》是作者贬为永州司马时所写的一组山水游记文。这组山水游记文是根据作者发现景物的先后连续写成的,分看各自成篇,合看乃是一幅连环的山水图画。本篇所记的主体是“小石潭”,而其题目在“小百潭”的前面又加上“至小丘西”几个字,是与《钴鉧潭西小丘记》相衔接的。下面对这篇作品略作分析。     

释“好女子”

“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旁逸斜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这是《白杨礼赞》中的一句话。其中“好女子”一词,中学语文课本未注,教学中也多为人忽略,而略加推究,亦不无裨益。     

“麻胡”讨源

一我国很多地方,都有以“麻胡”恐吓小儿之俗。此历代多所记载。鲁迅于《朝花夕拾》中曾两次提到。他在《后记》中说:“我在第三篇讲《二十四孝图》的开头,说北京恐吓小孩子的‘马虎子’应作‘麻胡子’,是指麻叔谋,而且以他为胡人。现在知道是错了,‘胡’应作‘祜’,是叔谋之名,见唐人李济翁的《资暇集》卷下,题云《非麻胡》。”鲁迅所引《非麻胡》全文如下:     

谈《赤壁之战》中一条注解的失误

高中语文课本第一册《赤壁之战》一课中,有“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这样一句话。课本上对这句话中的“可以”注解为:“可以,即现代汉语的‘可以’。”(见课本270页注(13))笔者认为,这条注解是不正确的。“可以”在古今汉语中都是常用的字眼,但其含义则有所不同。不但古今含义有别,就是同样在古汉     

古汉语“其”字用法举要

《说文》无“其”,有“丌,下基也。”段注:“字亦作元,古多用为今渠之切之其;《墨子》书其字多作元,元与丌同也。”《说文》又有“丌,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从丌,丌亦声,读与记同。”段注:“《大雅》‘往■王舅’,假借为语辞也。《王风》‘彼其之子’笺云:‘其或作记,或作己,读音相似。’《郑风》笺云:‘忌,读为彼己之子之己。’《嵩高》传曰:‘远,己也’.笺申之曰:‘己,辞也,     

《游褒禅山记》主题探微

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以下简称《游》），在记游之后，发表了两点感想。第一点感想先是论述了“志、力、物”三者在成就事业中的重要作用，然后指出：“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中语参》认为，这一句“从正反两方面强调了‘尽吾志’的重要，说明要‘求思之深而无不在’……只有‘尽吾志’，才能作到‘无悔’无‘可讥”’，显然，《中语参》把它理解成议论性的文字，并且认为它是一个关于治学的话题。笔者认为“尽吾志”的“吾”字应该理解成“我”，这句话不是议论…     

“梁”、“粱”要分清

孟帆的散文集《寻梦》,1997年12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在《三访阮元墓》这篇散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又知阮元墓在‘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之列,却不理解为什么一点未加保护,而且连最起码的保护碑识都未立,这大概是墓所在地邗江县的事。王章涛先生也说扬州人不知珍惜文化遗产,更缺乏现代商业意识,还说到邯郸市按唐人传奇《枕中记》所述,建造了一处‘黄梁美梦’旧地;而‘蚂蚁缘槐夸大国’典出《南柯记》,其地正在‘广陵东十里’之槐泗。”以上引自该书第94页。文中“黄梁美梦”应为“黄粱美梦”。语本唐李泌《枕中记》:“卢生欠伸而寤,见方偃…     

永州八愚寻考及其它

唐朝一代文宗柳宗元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学遗产,特别是《永州八记》至今仍脍炙人口,它开了我国山水记的先河。但千百年来,人们慕名来永州,欲循大师笔端寻觅柳侯永州贬所故址《永州八愚》的遗迹,却往往因不可得而失望。清光绪二年嵇有庆撰《零陵县志》载云:“愚溪入潇,溪初名冉,自柳宗元姓名愚,又有丘、有岛、有沟、有池、有堂、有亭、有泉合为八愚,俱见文集《愚溪诗序》,又有钴鉧潭,小石潭皆见记中,而明钱邦芑以为钴鉧潭今不能定其所在,即溪边石勒有‘钴鉧潭’三字者,     

从为“牛奶路”翻案所想到的——小议文学作品中一个现象的翻译

自从鲁迅先生批评赵景深先生“无端地‘牛’了一下”,将the Milky Way译成“牛奶路”以来,转眼间半个世纪过去了.最近,董乐山同志在题为《文化断层与错位》(《读书》月刊1984年第九期)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了为“牛奶路”翻案的问题.董文指出,“赵景深先生的缺点是没有弄清楚这‘奶’究竟是人奶,是仙奶,还是牛奶,就贸然译为‘牛奶’.要是当初他译为‘仙奶路’,或者为保险起见,留个后路,含混地译为‘奶路’,我看就完全可以站得住脚.否则,如果译为‘银河’,就无法解释朱庇特率领众神从何取道返回天宫的了,除非是坐船?”董文认为,“有一点是明白的,中国叫‘银河’的东西,在西方叫     

三论庄子

在《论庄子》(见1961年2月26日《人民日报》)这篇论文里,我说:“关锋同志的《庄子哲学批判》(见《哲学研究》1960年7—8期),已经对于庄子哲学作了深刻的批判,挖透了庄子的‘底’了”。近来又作了一些进一步的研究,我觉得关锋同志对于庄子的批判在基本方向上还是正确的,但是,庄子哲学的“底”似乎还需要再挖一下。关锋同志说:“庄子哲学体系的骨架是这样一个三段式:‘有待’——‘无己’——‘无待’。‘有待’、‘无己’、‘无待’是庄子哲学体系的基本范畴。     

《快嘴李翠莲记》散论

清平山堂刊刻《快嘴李翠莲记》,明人晁瑮《宝文堂书目》作《快嘴李翠莲》,叙北宋东京女子李翠莲,因心直口快,出嫁为公婆所不容,最终被休,出家修道。谭正璧先生《宋元话本存佚综考》认为属“宋元旧本”(见其《话本与古剧》)。胡士莹先生认为:“其‘撒帐词’颇似元人的‘上梁文’,……当为元代的作品。”(《话本小说概论》)我认为这篇话本小说当是宋人所作。理由是:一、小说开篇有“昔日东京有一员外……”,很明显,是南宋人口吻。如果元人所作,则一般用“故宋”、“昔日宋     

孔子评价中的一个问题—人、民辨

赵纪彬先生在《论语新探·释人民》中,对“人”、“民”两字用了不少篇幅,进行了考证和论述,得出的结论是:“‘人’是统治阶级,‘民’是被统治阶级,所以孔丘对‘人’言‘爱’,对‘民’言‘使’”(《论语新探》第三页)。又说:“‘民’是奴隶阶级,‘人’是奴隶主阶级。”(《论语新探》第二十六页)等等。这样的结论显然是不正确的。对此结论,有的学者采取了不理会的态度,有的也作了一些与此不同的阐述(见《郑州大学学报》七八年三期三十八页)。但是有的同志,至今还作为不可动摇的定论来引用。我在《关于孔子“仁”的思想》一文中曾说:“孔子的‘爱人’是泛指,有普遍意义,不是指特     

“鼓之”集释

中学语文课本文言文中《曹刿论战》里有这样一句话：“公将鼓之。”意思是：鲁在公将要击鼓进攻敌人。对句中“鼓之”的解释,其说不一。对“鼓”的解释,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动词。刘宋川在《古代诗文详解》中说：“鼓,在上古兼作名词和动词,作动词,意思是‘击鼓（进攻）’。”二是活用词。这又有两种情况。①名词活用作一般动词。刘岳松等在《中学古诗文对照注译》中说：“鼓,击鼓,名词用如动词。”②动词的为动用法。黄岳洲在《文言难句例释》中说：“‘鼓’不妨看成动词增加为动用法,‘鼓’是‘为之鼓’,因为战争而鸣鼓。”鼓,…     

“铁里温都答喇”小考

“撞着个行家,铁里(又译作“力”)温都答喇。”这是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紫钗记》第28出《窃霸》[水底鱼]中的一句。“铁里温都答喇”显然不是汉语,究竟是哪一种民族语言呢?冯汉镛先生认为,“铁里温都答喇”与《牡丹亭》中所提到的“喇嘛”属同一语言。他说:“注家谓‘铁里温都答喇’和‘喇嘛’都是藏语。”(冯汉镛《藏族风物对祖国的贡献》,载《中国藏学》1991年4期)“喇嘛”确是藏语,但“铁里温都答喇”却不是,冯先生的这一看法是不正确的。 “铁里温”与“答喇”二词并非藏语,而是蒙语,有的注家对此早已明确指出。如,人     

试论上古汉语中的“可以”

“可以”在上古汉语中,都是两个词的结合,还是其中一部分已凝固成为一个复音词?王力先生认为:“上古汉语的‘以为’和‘可以’并不等于现代汉语的‘以为’和‘可以’。现代汉语的‘以为’和‘可以’都是双音词(单词);上古的‘以为’和‘可以’都应该了解为两个词的结合,而‘以’字后面还省略了一个宾语。”并且认为:“汉代以后,‘以为’和‘可以’才逐渐凝固成为复音词。”于此,王力先生特别引用了《史记·袁盎列传》“司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一例为证。杨树达先生在《高等国文法》“助动词”一节的“可”字条下,《词诠》的“可”字条下,均引《史记·袁盎列传》“司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为例证,来说明“可”的意义,都未涉及“可以”。据此,可以认为,杨树达先生对《史记》中的复音词“可以”,乃至整个汉代的著作中的复音词“可以”,都是作为两个词去理解的。     

读《伪自由书·后记》

一九三三年的一月到五月间,鲁迅适应现实的阶级斗争的需求,以他“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的杂文,在《申报》的付刊《自由谈》上,和敌人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斗争。《伪自由书》便是这次光辉的战斗的结集。鲁迅说:“所谓‘自由谈’,其实是不自由的”,“‘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伪自由书·前记》)。这些杂文,在当时“文禁如毛,缇骑遍野”的白色恐怖下,只能是“带了锁链的跳舞”。“伪自由书”的命题,便是对国民党反动派辛辣的讽刺。附在《伪自由书》出版时的《后记》,并没有另外发表,但《伪自由书》发行后,     

《戴震集》标点质疑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中几处标点,我们认为有可商榷处.(1)郑康成始合《彖》、《象》于经,如今王弼本之,《乾卦》后加“《彖》曰”、“《象》曰”者是也.(第5)按:“郑康成始合《彖》、《象》于经,如今王弼本之《乾卦》后加‘《彖》曰’、‘《象》曰’者是也.”这是一句话,意为:郑康成开始把《彖》、《象》合于经,象今天的王弼     

豪华落尽见真淳——读李华《陶渊明新论》札记

正值纯学术书的出版处于低谷之际,李华先生的《陶渊明新论》出版了,这是值得庆贺的事。 这部新著的特色之一,是把考证得令人信服的年谱放在全书之前,接下去便是“考释篇”。李华先生的考据功力颇深。 例如,过去许多研究者把陶诗中的“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之“南亩”,释为田亩泛称。而李华指出:“实则渊明癸卯岁于南亩之田虽为初耕,但其躬耕生活并非始于斯年也。因知‘南亩’并非田亩泛称,乃专指一处田地。渊明诗文中写到田亩,皆有专指,除‘南亩’、‘南野’、‘南畴’外,尚有‘西田’、‘西畴’、‘下潠田’,而少有泛称也。’(见《陶渊明新论》82页,以下只写页数,不再写书名。 )由于对“南亩”的考证,我们不仅了解到“南亩”有专指,同时也知道“南野”、“南畴”、“西田”、“西畴”等地,都是有所专指的。李华的此种考据可谓一考而多得。     

托尔斯泰与“善于经营的农夫”——兼与倪蕊琴、唐海两同志商榷

一列宁在一九○八年九月写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中有这样一句话:“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我国农民起义的弱点和缺陷的一面镜子,是宗法式农村的软弱和‘善于经营的农夫’迟钝胆小的反映。”对这句话中的“善于经营的农夫”,如何理解?他们的阶级属性和在俄国革命中的政治倾向如何?     

杜诗“便下襄阳”的“下”字解

<正> 近读廖仲安先生的《反刍集·谈<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其附注说:“近年,我读李白的《长干行》‘早晚下三巴’一句,才注意到这个‘下三巴’不是‘到三巴’、‘往三巴’,而是‘离三巴’,因而联想到杜甫这句诗中的‘下襄阳’,也未必是‘到襄阳’或‘往襄阳’,而可能是‘离襄阳’”。我以为:廖先生的解释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