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环境下著作权法公有领域的发展

数字时代的著作权法公有领域是创新的重要基础,应运用数字技术促进公有领域的发展,而不是相反.数字技术促进著作权法公有领域发展的实现路径是,数字技术的运用应遵循“鼓励创造”的著作权法立法目的,符合公有领域与私权领域的界分规则,促进公有领域作品的丰富并维护公有领域作品的自由使用.     

作品转换性使用的规则重构及其适用逻辑

数字信息革命对著作权的冲击,破坏了社会公众自由使用与著作权专有权之间的平衡,尤其是随着互联网领域“二次创作”文化的兴起,以在先作品为基础的再创作引发了著作权人与使用人间的权利冲突。以“二次创作”为代表的转换性使用在我国著作权法律体系中并无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已有适用的需求。为了实现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的有效衔接,同时解决转换性使用的适用难题,有必要建构合理使用的“双层结构模型”,将转换性使用作为“三步检验法”的制度衍生物,同时借由“三步检验法”划定转换性使用的合理边界,以实现著作权人与使用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并为互联网时代的文化再创新和知识进步提供条件。     

知识经济与高素质人才的关系

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源，要建立一整套有利于人才培养和使用的激励机制。”这是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阐述的人才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关系。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世纪，知识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形态，以知识作为财富区别于传统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等经济时期原有财富的概念，它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内核，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处理、传播及应用上的经济。知识经济的这种特性决定了知识创新的水平和速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掌握和应用知识、信息的能力是经济竞争力的核心。科技贵在创新，创新需要知识，这种知识…     

自由精神之象征——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回顾与反思

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萌生于启蒙运动所造就的文化空间中，是自由精神不仅贯彻于思想领域，而且深入到情感领域的产物。它作为古典主义的对立面出现，并以其个人化、情感化的原则超越了启蒙主义的理性精神，把人的解放推向了一个情感自由和解放的新阶段。中国本世纪初的...     

“五四”浪漫主义消亡的深层原因和历史轨迹

众所周知，“五四”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深层文化载体是来自西方的个性主义。对于这种个性主义于“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目前学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这种“西方化”的个性主义因使接受主体和中国传统与现实的双重隔裂而最终葬送了“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另一种认为，这种个性主义因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土大夫隐逸文化的合流而显示出某些畸形特质，使‘五四”浪漫派作家与现实格格不入，最终导致其迅速消亡。本文认为，作为“五四”浪漫主义文化载体的个性主义始终是～种不完善的个性主义；其欠缺之处不在于传…     

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的历史嬗变

“浪漫主义”这一术语虽仍被使用，但却是一个越来越混乱的概念。因此，回答“浪漫主义是什么”并不比回答“美是什么”轻松多少。当年歌德与席勒提出“浪漫主义”这一术语的时候，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即它所指的是一种与“古典主义”相区别的东西。１８３０年，歌德在一次...     

知识的理解格栅——读《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

米歇尔·福柯对知识生产中“认识型”的分析来自于对“人文科学诞生”的思考。通过对三个不同的、彼此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领域（语法、自然历史和财富分析）在17和18世纪中期发生的一系列变迁的分析,福柯指出在西方社会的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勾勒其文化的认识构型,即“认识型”,它是某种学科话语在一定时期产生的可能条件,是不同理论和辩论生成的可能条件。知识的生产围绕着不同的“认识型”原则来组织,这些原则透过不同的话语实践得以体现。换句话说,“词与物”（或“能指”与“所指”）间的构合通过“话语实践”来进行。“认识型”及其“话语实践”成了理解知识的格栅。这种理解有利于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以及文化的自我认知与生产。     

市民社会的演变及基本理念

西方“市民社会”在历史上先后经历了政治、经济、文化三种形态的演变。这一演变始终是与划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以及通过这种划分对自由的永恒追求分不开的。它构成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之一。这一理念也是现代西方社会自由、民主、法治的真谛。     

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观

在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中 ,道家文化与浪漫主义文学观最有契合性 ,由此决定了作为异质性存在的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观在传播、发展过程中对本土道家文化资源的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之上的“利用”路径 ,也就是说 ,原生形态的浪漫主义文学观在传入过程中多有道家文化式的“改写” ,并由此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身份”。而道家文化的深潜影响某种程度上也纠正了原生形态的浪漫主义文学观之于中国本土现代时段的时空性“隔膜” ,从而使得浪漫主义文学观能够在现代文学史上生根、滋长 ,并形成为蔚为大观的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参天大树。     

论中华传统文化“和合”理念

中华传统文化“和合”理念是关于世界“和合”生存发展的理论、规律、原则和方法的知识系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贯穿中华传统文化的所有领域和全部历程，包含世界“多样性统一”和“冲突与融合”基本存在方式，以及系统构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和合”理念的形成具有独特的自然地理、生产方式、文化传统、时代使命和杰出人物等深层原因。“和合”理念无论对新时代中国还是世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中国创造了继承和创新“和合”理念的成功经验。     

康德自由观的历史贡献及当代意义

康德自由观的独特贡献主要表现为：一方面他把自由从必然性的事实领域提升到了超越必然性知识的价值领域，求证了自由不是必然性知识所能解决的本性；另一方面，他为现实社会中个人自由的正当性奠定了坚实的道德基础。康德的自由观对于当前人类如何正确地理解“自由”的全部意义及反思“现代性”等问题仍具有启发意义。     

评陈国恩的《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

在２０世纪的中国文化思潮中，浪漫主义曾经展示过它激动人心、引人神往的魅力。从“五四”运动“个性解放”的狂飙到８０年代“思想解放”的大潮，浪漫主义的精灵在中国呼风唤雨，为改变中国思想者、文化人的精神状态，为塑造中国文化的现代品格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在告别２０世纪的时刻，研究２０世纪浪漫主义思潮的文化遗产无疑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它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现代文化品格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在世纪之交这个务实之风流行、浪漫主义精神风光不再的年代里，对浪漫主义思潮发展历程的研究本身…     

超越“五四”对传统的批判——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

对传统的批判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大历史特征。坚持民主革命的政治立场、弘扬个性、顺应立宪共和的客观要求，是“五四”文化批判的合理诉求，也是近代中国知识革命基本特点的体现。学术与政治的矛盾、政治规范与伦理规范的矛盾，决定了“五四”文化批判的内在紧张关系。在探索真理、推进民主和输入外来文化方面，应当继承“五四”而又超越“五四”，以形成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新的文化传统     

儒学与两种自由概念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自由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理念。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争论的焦点之一。“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者凸现自由与儒学的紧张性，强调对儒学钢常伦理的批判是建构自由观念的前提，因而对儒学传统采取坚硬的否定态度。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般而言，虽不拒斥自由的精神理念，但其文化领域的强势卫道立场，使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也难以兼容。不过，20世纪后半叶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在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中出现了一些人物，他们致力于寻求儒学传统与自…     

略论文化创新

文化创新应包括知识创新和文化价值观念更新两大方面。因此,本文拟以这两大线索展开阐述。一、知识创新当今时代,知识创新已经成为文化创新的前沿领域,在知识经济已在国际社会初露端倪的背景下,知识创新更具民族生存意义,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同样的道理,没有文化知识的民族是愚蠢的民族,而愚蠢的民族是无法在国际竞争中立足的,更谈不上民族复兴了。因此,中华文化创新必须从知识创新着手。知识创新的前提是知识学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学习知识、讲求学问的观念倍受重视、推崇。…     

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戏剧思潮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美剧坛,现实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奔腾汹涌,而浪漫主义早已是“明日黄花”悄然枯萎,然而在远东的中国,尤其是在20年代那“葱茏”、“青春”期,浪漫主义戏剧思潮正强劲地冲击着千百万青年男女的心灵,并成为本时期中国戏剧创作的主要实绩。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戏剧对世界浪漫主义戏剧发展的独特贡献。 开放自由的五四新风,又使20年代中国浪漫主义戏剧思潮独具特色: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新浪漫主义的同步译介与相互渗透,它较少西方传统浪漫派那种单纯的浪漫美,无论是思想内涵抑或艺术审美都具有新世纪的独特魅力。     

"价值转化工程"的话语共识

从“话语共识”的审视立场看 ,价值转化工程旨在肯定价值与知识经由财富达成的“时代性”关联、彰显知识与智慧经由心灵实现的“人格性”整合、推动理论与实践经由体制走向“工程性”的革新 ,同时 ,也凸现了包括深圳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对“经济与文化互动”这一现代化境界的智性诉求     

卢卡奇对浪漫主义批判的力度与限度——从《民族诗人海因里希·海涅》谈起

卢卡奇在1934年的《表现主义：意义与衰亡》中对浪漫主义大加批判,在他看来表现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同一种精神的产物。而在1935年的《民族诗人海因里希·海涅》中,他借海涅对德国浪漫派的评价重新审视浪漫主义,并给予其客观中肯的评价,从而发现浪漫主义中最可贵的“平民性质”,表现在其现实主义文论上即为“人民性”。卢卡奇认为,海涅的“人民性”与巴尔扎克的“典型”都与浪漫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最终都使二人走向了“伟大的现实主义”。二战后,卢卡奇在德国知识界讨论“特殊道路”问题的大背景下,又对德国浪漫主义文化进行了清算,认为只有回归自由民主的传统,才能对抗危险的德国民族主义,而这本质上是自由主义对浪漫主义的激烈批判。     

复杂现代性语境下的知识正义:问题与选择

知识领域正在成为相对独立于政治、市场、市民社会的“第四领域”、“第四种权力”.由于其.特殊的公共性,知识领域日益被赋予道德使命.但知识领域自身却表现出深刻的丛林性.复杂现代性语境下,知识领域的分层化日益明显.知识与资本、利益、权力、权谋等的深层勾结,使知识领域的道德底线日益模糊.投入、运行与管理机制的垄断,是知识领域问题化的重要原因.由于发展阶段与问题的特殊,知识领域不仅需要“作为公平的正义”,更需要“作为民主的正义”.推进微观创新,建构微观民主,是推进知识领域正义化的基础路径.知识民主是社会民主的重要基础,建构知识正义对建构社会正义意义重大.     

吴文化与“开明人”

吴文化中的反抗精神、创业精神、敬业精神以及善长经商、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的意识,参与造就了开明书店;而开明书店以其先进的文化意识造就了具有民主意识、独立自由意识、开明意识、创新意识、效率意识的“开明人”;吴文化和“开明人”对我们至今仍有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