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东京故居考辨

鲁迅东京故居考辨□李森鲁迅先生自１９０２年东渡日本，１９０９年回国，其间除１９０４～１９０６年在仙台学医，１９０６年曾短时回国外，前后在东京居住了约五年之久。在此期间，曾数次迁移寓所，日本鲁迅之会的朋友们曾做过一些考证。笔者参照周作人、许寿裳的回忆文...     

《鲁迅年谱》并非一人所写

许广平在《鲁迅年谱的经过》(见《宇宙风乙刊》第三十九期,一九四○年九月出版)一文中曾说:《鲁迅年谱》是“三个人执笔,许先生总其成”。她引用了许寿裳给她的一封信:“年谱第一段(自一岁至二十八岁即至一九○九年)已由岂明兄[按:即周作人]编来,……第二段(一九○九一一九二二)[按:“二二”疑为“二五”]由裳动手,……至于民十五(一九二六—一九三六)至逝世十年间,则请弟代续,将来署名仍用裳名可也。”就是说,《年谱》中一九二六—一九三六年部分,许寿裳请许广平执笔。这部分也的确为许广平所写。许广平在文中曾提及许寿裳把《年谱》的第一、二两部分寄给她看,并把这两部分     

伟大人格的艺术投影——鲁迅散文研究札记

鲁迅的挚友许寿裳曾经说过:“鲁迅的作品这样伟大,其原因何在?我敢说,这是由于他的人格的伟大。”如果我们不抽象地看待“人格”,而视之为一种烙着时代印记的心理气质和精神品性的话,就会感到许寿裳的论断是中肯的。从鲁迅先生的散文中可以仰观到他的伟大人格的闪光。     

说摩登

高中语文课本第一册中收录的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有这样一段话:“我这里也不想对‘送去’再说些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在鲁迅先生的很多杂文作品中都曾出现“摩登”一词,例如在《洋服的没落》中:“这洋服的遗迹,现在已只残留在摩登男女的身上”;在《赌咒》中:“我回答说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盗也摩登,娼也摩登,所以赌咒也就变成宣誓了”。“摩登”不仅在鲁迅的作品中,在那个时代的许多作品都曾出现过:(1)生平最恨小城镇的摩登姑娘。(钱钟书《围城》)(2)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钱钟书《围城》)(3)说得更摩登…     

鲁迅书信中的祝颂词语释义

道安:(见鲁迅书信集上卷266页《致许寿裳》) “道安”者,非一般之问候语。在鲁迅的上千封书信中仅见用于致许寿裳和蔡元培、黎烈文等少数几个人。“道”为“道士”的简称,“道士”旧时泛称有道之士。春秋繁露中有“古之道士有言,将欲无陵,固守一德”的话。又“道山”犹言“儒林”“文苑”旧指文人聚集的地方。语出《后汉书·窦书传》:“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臧室,道家蓬来山。再见“道心”发于义理之心,对人心而言。《章     

鲁迅与《浙江潮》

鲁迅早年留学日本时,与《浙江潮》关系密切,连续发表了四篇作品。对此,他的留日同学沈瓞民作过这样的说明:“鲁迅是浙江人,……他的好友许寿裳是《浙江潮》编辑之一”,因而“积极支持《浙江潮》的出版”。若以籍贯、私谊作为“热心协助,写稿支援”的说明,则鲁迅在东京出版的《河南》上写稿(而且多于《浙江潮》),就难以解释了。本文拟钩稽史事,论列鲁迅与《浙江潮》的关系。从中可以明白,鲁迅旗帜鲜明地站在刊物内部的革命、进步力量的一边,参与留学生中的革命和保皇、爱国和卖国的斗争,他以     

“中国根柢”何以“全在道教”?——论鲁迅对道教、道家思想的批判

一鲁迅先生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日《致许寿裳》信中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日作的《小杂感》中又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更值得注意的是:《故事新编》里最后作的三篇历史小说,其中有两篇:一是《出关》、一是《起死》,均作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为讽刺老子的“徒托空言,大而无当”;一为嘲笑庄子的“认真不象认真,玩耍不象玩耍”。鲁迅在这两个被道教奉为“太上老君”和“南华真人”的“祖师爷”的鼻梁上,不敬地抹了几笔白粉。     

关于《鲁迅书信集》中几封书信写作时间的补订

《鲁迅书信集》的编者在编校、整理本书时下了很大的工夫,纠正了过去书信编刊上的一些错误,考订了一些书信的写作时间。但还有几封书信的写作时间有误,现试作补订如下: 一、第16封——致许寿裳,署“八月廿九日”,应作“五月廿九日”。这封信中说:“顷蒙书,祇悉,……《新青年》第五期大约不久可出,内有拙作少许。……”(着重号是笔者加的。下同) 此处提及的“《新青年》第五期”,当为四卷五号。本期《新青年》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出版。鲁迅收到后,于六月十七日寄许寿裳。当天的《鲁迅日记》(以下略称《日记》) 记有:“上午寄季市《新青年》及二弟讲义共一卷。”     

鲁迅的“自题小像”浅议

<正> 关于鲁迅的《自题小像》,几十年来出现过各种不同的解释。它的第一个读者许寿裳认为此诗“首句说明留学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次写遥望故国风雨飘摇之状,三述同胞未醒,不胜寂寞之感,末了直抒怀抱,是一句毕生实践的格言。”(《怀旧》)这个解释当然是过于笼统了,尤其是最末一句,究竟抒发了作者的什么抱负,并未具体指出。但总的说来,它还是比较接近于诗的思想内容的。近来鲁迅仙台书简(致蒋抑卮)的     

朱舜水史学思想及其对日本史学发展的影响

朱舜水的史学思想包括大义名分的史观思想、尊史求真的史德思想、考据存疑的史识思想和以古为镜的史用思想四个部分。其中大义名分和尊史求真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融入进《大日本史》的编撰理念中。此外,朱舜水还为《大日本史》的编撰培养了一支技术精干的专业队伍。朱舜水的史学思想还对朱子学派和水户学派的史学发展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了日本江户前期的史学发展。     

陶女士不是许寿裳夫人

新版《鲁迅全集》日记人物注释在许寿裳夫人陶伯勤名下,出现凡六次,其中五次因《鲁迅日记》明言“季市夫人”,故归入陶伯勤名下,完全正确,唯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三日《鲁迅日记》所记:“得季市信并还陶女士医药费十六元。”之陶女士非陶伯勤。鲁迅在书信、日记中称长辈和并辈朋友的妻子,不以女士、小姐相称,都是以夫人、太太称呼,     

禹名小考

上个世纪 2 0年代 ,“古史辨”派主将顾颉刚先生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 ,提出禹本是一只虫 ,他依据的是《说文》 :“禹 ,虫也 ,从 ,象形。”这在当时的学界确实振聋发聩。此论一出 ,当即就有学者撰文反驳 (参《古史辨》第一册 )。鲁迅先生在小说《理水》中对此也曾加以嘲讽。现在看来 ,顾先生仅据字形立论 ,确实难以服人 ,何况禹的时代 ,文字尚未产生 ,后人在口碑其史迹时 ,自然是有音无字 ,直到文字产生后 ,人们才据音立字。所以上古人 (神 )名 ,多有异写 ,如黄帝又作皇帝 ,皋陶又作咎繇等 ,其例甚多。因此 ,仅据字形而论上古…     

柔石在狱中对鲁迅的称呼

新版十六卷本《鲁迅全集》,对鲁迅的作品,都据手稿或初版作了认真的校勘,是较为令人满意的版本。虽如此,但亦偶有疏忽之处。如《南腔北调集》所收《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所引录柔石狱中致冯雪峰信中的三处称鲁迅为“大先生”,刊误作“周先生”,却未据鲁迅手稿校正,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疏漏。查1961年8月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选集》,三处“周先生”均作“大先生”。我又托上海鲁迅纪念馆杨志华同志,核对了柔石在狱中致冯雪峰信原件和鲁迅抄件的复制件,也都作“大先生”,可知鲁迅在撰写《为了忘却的     

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正确继承鲁迅的革命实践精神

研究鲁迅先生的思想发展道路问题,实质上就是研究鲁迅先生究竟是怎样地认识和掌握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问题。人们之所以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和比较自觉地掌握客观规律,总是需要经过一个反复的不断实践的过程的,鲁迅先生自然也不能例外。事实上,鲁迅先生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中,是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或离开过革命的社会实践的;他在发展过程中的每一具体步骤的各种思想、言论,无不深深地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具有十分鲜明的实践性质。鲁迅先生整个思想发展同样证明:认识来源于实践。可是,近几年来在关于研究鲁迅先生的“思想演化”——即探讨他如何认识客观真理的具体过程问题时,有人却认为鲁迅先生是通过抽象的“对思辨世界的勇敢的探寻”和“痛苦的自省自讼的过程……才能逐渐认识真理和人民”的,这就是一种完全和实践的过程相对立的所谓《心灵的历程》。在这里,我们和《心灵的历程》作者存在着原则的分歧:我们认为鲁迅先生的认识的基础在于实践,这种实践是具体的社会实践,其主要内容是他积极参加了改造社会的阶级斗争;《心灵的历程》作者却把鲁迅先生个人的意志活动、精神活动看作实践,其主要内容则是“他那自省自讼精神的寻路者的心灵世界”发生“变化”而已。从这样的一种实践观出发,《心灵的历程》全书通过“上篇”对《狂人日记》的分析,证明这篇作品是鲁迅先生“在民主启蒙运动中,当他谛视人的心灵深处,他就愈是感到时代力量的强大和战斗的鼓舞”的产物,而“狂人形象的精深、博大的意义”则在于“从狂人的生活实践和思想探索的程途中,他的性格合乎规律地发展起来”,“那震颤的心灵的琴弦,……显现了战斗者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和“空前地表现了美将获胜的这一新的欢乐的主题。”在“中篇”里从分析鲁迅先生一系列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小说中,说明“鲁迅笔下的每一个形象”和“每一个小小的心灵世界”“所联成的心灵历程的河流里,异常清析地反映了鲁迅自己的心灵航行的一段经历。”在“下篇”中更进一步通过《一件小事》等第一人称的小说、《过客》等散文、《华盖集》和《两地书》中所提到的“我”字,统统集中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形象——即鲁迅先生自己本人的化身,从而说明这一切便是他“在各种不同环境中的经历和内心活动”的反映,最后并得出了“只有通过一个思想上的艰辛的痛苦的自省自讼的过程”,鲁迅先生“才能逐渐寻获新的道路,才能逐渐认识真理和人民”的结论。从表面上看,《心灵的历程》在全书的个别地方也提到了鲁迅先生“重视实践”、“实践丰富了鲁迅的认识”等等,但是由于作者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致使自己的研究走向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反面。     

哲理的熠熠光华——论鲁迅散文的哲理特色

一 和鲁迅一起办《语丝》的同人章衣萍在谈到《野草》时这样说过:“我也不敢真说懂得,对于鲁迅先生的《野草》。鲁迅先生却明白的告诉过我,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面。”富于哲理性,确实是《野草》的一个显著特色。这里所谓“都包括”,显然是指凝聚在《野草》里面的哲理是多方面的,是很丰富的。鲁迅从现实斗争     

此题不确

编辑同志: 贵刊今年第二期(总六期)所载王尧东同志所注鲁迅致许广平三封书信和谢德铣等注鲁迅致许寿裳的书信,总题为《鲁迅未公开发表的书信》,似乎不妥。鲁迅致许寿裳的,可以标题为《鲁迅未公开发表的书信》,鲁迅致许广平的三封信,注释者在注文里已注明辑录自《鲁迅手稿全集》,而此     

史志纂写考辨二题

宋恕在求是书院任教时间考求是书院于1901年11月改称求是大学堂,1902年又改称浙江大学堂,1903年12月改称浙江高等学堂,辛亥革命后,浙江高等学堂改名浙江高等学校,是浙江大学的前身。宋恕是鲁迅挚友许寿裳的两大恩师之一,曾在杭州求是书院担任国文总教习,许寿裳在《〈宋平子先生评传〉序》中称赞宋恕:"掌教杭州求是书院……循循善诱之功,非庸师所能企及。"①《浙江大学简史》一书中     

鲁迅与冯沅君

<正> 在我的书桌上,放着一本冯沅君先生(笔名淦女士)创作的《卷葹》,这是鲁迅先生主编的《乌合丛书》之六。这本小小的集子,当时只出了三千册,于一九二七年一月由北新书局印成,可以说是《乌合丛书》中最薄的一本。但鲁迅先生从编辑到出版却为它花费了不少的精力。如《卷葹》的封面,他就亲自写信给画家陶元庆,要陶元庆精心地加以设计,并且根据王品青的要求提出:“将书名‘卷葹’两字,作者名用一‘淦’字,都即由你组织在图画之内,不另用铅字排印。”还特地介绍这本书:“内容是四篇讲爱的小说。卷葹是一种小草,拔了心也不死。”鲁迅先生对封面设计提出的要求是那样细致、具体。后来因为司徒乔已为《卷葹》画好了封面,鲁迅先生又致函陶元庆说:“兄如未动手,可以作罢,如已画,则可寄与,因为其一可以用在里面的第一张上,使那书更其美观。”他考虑得如此周到,为美化书面的装帧费尽心血。     

论《金草地》中的“过客精神“

张承志敬重鲁迅先生。在张承志的字典里,“先生”二字是“尊称特指鲁迅先生一人”的;他引鲁迅先生为同类,决心“将心比心,以血拭血”;他赞扬并实践鲁迅先生的“过客精神”;他还通过自己的小说《金草地》呼唤这种精神。 《金草地》是张承志1994年根据自己1987年的《金牧场》改编的长篇小说。它讲述了主人公向一名真正牧民的蜕变;他与额     

试谈鲁迅《无题(洞庭木落……)》一诗的艺术构思——兼谈鲁迅对《离骚》的评述

洞庭木落楚天高,眉黛猩红涴战袍。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许寿裳在这首七绝后面写了一个跋:“此鲁迅手写诗稿,见收于《集外集》,题曰《无题》。惟‘心’字作‘猩’,‘吟亦险’作‘吟不得’。廿五年十月廿八日鲁迅殁后九日上遂记。”(原无标点——引者) 除许寿裳指出的差异外,还有“浩荡”作“木落”。鲁迅的另一手稿,则与现在的定稿相同。文字的改动,决定于作者对现实的认识的深化,决定于作者的艺术构思的变化,不可等闲视之。我们阅读时应以定稿为准,但在研究时,初稿却有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