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与浙西史学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 ,始于明清之际。由黄宗羲开创的注重人文价值的浙东史学和由顾炎武开创的注重科学实证的浙西史学 ,分别代表了传统史学近代转型的两种思想进路 ,而浙西史学与同时期兴起的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更具有本质上相通的可比性。从顾炎武对“六经皆史”的史事论证 ,到钱大昕论“《尚书》《春秋》实为史学之权舆” ,反映了中国学术从经学独尊向着建立以史学统摄经学的近代历史科学转型的趋向 ;从顾炎武拒斥“《春秋》笔削大义微言” ,到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对“《春秋》笔法”和“宋儒法戒”的全面批判 ,确立了以求真为史学之最高宗旨和作为近代历史科学之本质特征的价值中立原则。更为重要的是 ,浙西史学三大家继承了顾炎武“引古筹今”的史学思想 ,在为历史上的改革运动翻案、批判文字狱的专制暴政、阐发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思想诸方面 ,不仅思想锋芒更为尖锐 ,而且在学理上亦有所发展和深化。20世纪以来流行的贬低乾嘉史学的观点乃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偏见。     

胡宏史学思想初探

胡宏是宋代湖湘学派的创始人,其所著《皇王大纪》和《知言》中不仅包含着完备的理学思想,也蕴含有丰富的史学思想。通过对其史学思想的探讨可以揭示南宋义理史学学派特点,也可认识到他对南宋义理史学的开拓性作用。     

"致用"与"求真"——王夫之"尊史"思想探微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史学家。他亲历明亡清兴的大变故,在对中国历史文化深刻思考和批判总结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尊史"主张,追求史学"致用"与"求真",凸显了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觉的史学意识。他的"尊史"思想体现了"致用"与"求真"的统一,史学与社会的统一,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和价值意义,值得认真总结和引起足够重视。     

研精覃思 志在《春秋》——论冯梦龙的《春秋》学

冯梦龙早年为了科举,治《春秋》颇勤,编有众多《春秋》著作。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冯氏春秋学有许多可观之处,首先是广收博览,资料丰富,编撰灵活,注重实用;其次是注重史实,不盲从,不虚谈;再次是尊经重史的倾向。冯梦龙春秋学虽为科举,广用胡安国《传》,却也有其寄托。他强调"职"与"分",主张君臣培德修己尽职,重视对《春秋》大义中"名分"阐发。     

黄宗羲史学初探

迄今为止，学术界比较注重对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研究，将其视为批判封建君主专制的斗士，而对其丰富的史学思想却几无论及。其实，黄宗羲还是清代浙东史学派的创始人。本文从史学思想和史料观两方面对其史学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黄宗羲倡导的经世思想、民族思想及对史料观点的阐发均有独到见解，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有重大影响，在清代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魏源史学思想探微

魏源是近代启蒙思想家,在中国史学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他为后人留下了卷帙繁多的史学论著,他的史学思想也很值得研究。如《圣武记》、《海国图志》、《元史新编》、《皇朝经世文编》等,都反映了魏源的著史意图,并包含着丰富的内容。魏源的史学特点“预示着史学风气的转变。”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史,不能不注意魏源的史学思想,而且还应该从他作为起点。本文仅对魏源的史学思想作一点探微工作,有不妥之处,请史学界同志指正。     

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1929-1989年的年鉴学派》

二十世纪国际史学界影响最大的史学流派无疑是法国年鉴学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史学方法已渗透到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为各国史学家所广泛采纳和应用，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英国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的《法国史学革命：1929—1989年的年鉴学派》一书，     

“通今致用史学所急”：陈庆年史学经世思想探赜

在晚清特定的历史情势下,陈庆年经世思想和实践主要表现为：修订《两淮盐法志》及《两淮盐法撰要》;撰写《兵法史略学》等兵史学著述;稽查史书维护领土主权等.在坚持史学致用功能时,陈庆年更强调史学的求真.     

杨万里史学思想钩沉

杨万里（1127一1206年）,字廷秀,号诚斋,江西吉水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士,《宋史》有传。《诚斋集》和《诚斋易传》是其代表作。他是一位工于诗、精于易而深于史的学者。然而,由于其诗名甚高,以致后人忽视了其易学成就和史学思想。杨万里虽不是史家,没有专门的史学著作,但其史学思想对明清史学颇有影响。     

何炳松史学思想析论

何炳松是曾与梁启超齐名的史学家。他致力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建设与发展 ,形成较为系统的史学思想 ,其核心是建立在进化史观基础上的总体史观 ,主张从宏观联系的角度研究历史。因此他对通史 (指西方的综合史 )极其推崇 ,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他虽重通史著作 ,但不偏废史料 ,在史料学和编纂学上有许多具体建议。他强调史学的社会价值 ,要求史学求真与致用相统一。这些思想继承前辈 ,启发后人 ,在 2 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产生了一定影响     

李凯尔特与梁启超史学理论的转型

在众多对中国近代史学理论产生过影响的西方哲学家中 ,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凯尔特 (ＨｅｉｎｉｃｈＲｉｃｋｅｒｔ) ,似乎早已被研究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史以及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史的人们所遗忘。事实上 ,早在 1 92 0年前后 ,李凯尔特的史学理论就通过《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Ｋｕｌｔ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一书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理论的发展与转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该书所论及的自然与文化的区别、普遍化方法与个别化方法的对立、理论的价值联系及其对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制约等问题…     

论学派与史学的繁荣

关于学派有三个值得思考的话题 :第一 ,中国近百年史学的发展就是在社会巨变的时代背景下 ,史学阵营中学派互动过程中推动的 ;进化史学派、实证史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等主要学派各自为史学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第二 ,当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 2 0多年的发展 ,学术界出现了繁荣景象 ,具备了产生历史学派的社会文化条件。第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前提是允许存在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 ,允许存在不同的学派。事实上以研究领域划分的或以所用研究方法趋同等方式自然结成的学派已初步形成     

略论实证主义史学与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异同

<正> 1 兰克客观主义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是诞生于19世纪的两大资产阶级史学流派。兰克客观主义史学诞生于19世纪20年代,是由德国著名史学大师利奥波尔德·兰克(1795—1886年)创立的。兰克主张以客观主义(即历史中的非党性原则)和科学方法(即考证法)治史,而且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对此也极力标榜,因而形成了一个势力雄厚、影响巨大的学派,成为19世纪欧洲史学的主流。     

论刘勰的史学批评

在我国学者看来,世界上对历史学进行系统批评的第一人,是唐代的刘知几。实际上,事实远非如此。先于刘知几四百多年的罗马哲学家琉善著有《论撰史》,在史学批评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参见拙文《论琉善的史学批评思想》,载《史学理论》1989年第3期)。即便在我国,刘知几也算不上史评的第一人。比他早出两个世纪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就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史学批评思想。我们不能说,有了史学就有了史学批评。史学批评是史学在一定程度上发展的结     

屈大均及其史学

屈大均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其史著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他的史学著述甚丰，其中《皇明四朝成仁录》与《广东新语》乃代表作。前者记叙抗清殉难志士事迹，成为后人研究南明史的重要典籍；后者记叙广东之天文地理、经济物产与历史沿革等，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地方社会经济史著。屈氏史著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史学思想：其一，屈氏历史观实源于朴素唯物主义宇宙观；其二，立足现实、面向当代、弘扬民族大义，是屈氏著史的准则；其三，经世致用，着眼于国计民生；其四，辩证地看待局部与全局，注重区域史研究；其五，以诗为史，诗史并举，相得益彰。屈氏史著具有“摭实”与“警世”两大特点，前者乃史学本质，后者是史学的基本功能，屈氏在这两方面的运用都是成功的。     

从《通志·总序》看郑樵史学批评的偏颇和失误

《通志·总序》是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的一篇重要的史学评论文章，它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史学观点．对后世的史学理论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然而由于郑樵力主编写通史．反对断代为史，因此他在评论《史记》、《汉书》的过程中明显流露出尊马抑班的思想倾向，导致了一些评论的偏颇和失实。本文旨在指出并纠正这些偏颇和失实．说明史学批评必须重视它的公正性和严肃性。     

傅斯年与中国现代史学的科学化

由于中国现代思想界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和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治史方法的熏陶，傅斯年一生致力于以自然科学为楷模建立历史学，试图“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为了追求“纯粹客观”的历史学，他极力排斥主观，消灭自我，把历史学严格地限定在史料学范围之内。他还以史语所为大本营，聚集和培养了一大批贯彻和传播其治史旨趣的专家学者，由此形成了一个以追求“科学”、“客观”的史学为目的，以整理、收集和考订史料为其内容，以“求真”和“务实”为其风格，具有强大声势和广泛影响的学术集团。傅斯年对中国现代史学科学化做出的种种努力，促进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历史学自然科学化，他的失误也恰恰在于唯自然科学是尊，用纯粹自然的眼光看待并要求历史学。     

浅析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思想

费尔南·布罗代尔被冠以"史学大师"、"史家第一人"等美誉,他的史学思想与方法影响巨大,他的总体史观与长时段观念不仅成为年鉴学派的支柱性理论,还超越了学科本身,除此之外,"经济世界"理论在空间维度上革新了、扩大了总体史研究的范围。本文通过分析他的三篇代表著作,来达到解读他的史学思想的目的。     

中国史学走向变革的宣言

梁启超的《新史学》发表100年了。100年来,中国史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新史学”的倡导,历史考证学派的重大成就,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及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构成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辉煌画卷。 《新史学》的发表,在20世纪最初的三四十年间,曾经对中国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倡言“史界革命”,关注历史哲学,推重历史教育等思想,至今仍有可资参考的价值。但是, 《新史学》同历史上的许多事物的出现一样,也有其片面性。对此,我们都应以历史主义的态度看待。本刊为纪念《新史学》发表100周年,约请史学界朋友撰写一组文章,予以发表,以飨读者。     

论中日两国传统史学的比较研究

比较中日两国史学的“同中之异”,有助于史学理论、史学史以及一般历史研究的深入,历史学的发展呼唤中日史学的比较研究。官方修史是东方史学区别于西方史学的最明显特征,日本官修史未达到中国官方修史的成熟、丰富及连续不断,却具有修史主体不限于天皇朝廷名义的特点。日本的历史理念,具有不认可政权鼎革、较早形成一种“国家意识”,以及将天皇血统绝对化的“神皇正统”论等等思想,这对日本史学发展和日本社会的发展,起到重大的、不可忽略的影响。